追忆著名经济学家蒋学模

在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的日子里，我想起了驾鹤仙去已10年的著名经济学家、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复旦大学著名教授蒋学模先生。今年恰逢先生诞辰100周年，想起先生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教学和研究方面，严谨治学，席不暇暖的情景，不觉怀着敬仰和怀念之情，追忆起与先生交往的一些往事。

上世纪80年代，我调入上海市教卫党校工作，该校承担着全市教育、卫生、体委等系统处级干部的培训工作。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发表后，学校校委为了提高教学和科研工作，提出了依托高校办好党校的思路，决定聘请复旦大学等高校的一些著名学者、专家担任客座教授，由我负责这方面的联系工作。我在与复旦大学党委办公室联系时，考虑到蒋学模先生年事已高，就想请他的高足伍柏麟教授来担纲。未料，没过几天，接到复旦大学党委通知，同意推荐蒋先生担任此职，已得到老人的认可。

闻讯，我自然十分高兴，蒋学模先生不仅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教学和研究方面卓有成效，而且在文学艺术方面也有很高的造诣。早在上世纪40年代，他就曾翻译了《保卫察里津》《希特勒征服欧洲》《基督山伯爵》等外国名作，活泼流畅的文学风格，影响了几代国人。想到有这样一位德高望重的名师担任党校的客座教授，兴奋之情溢于言表。恰好得知我的同事童里老师的父亲童源轼教授 （我国著名的劳动工资问题专家）和蒋学模先生交往甚笃，便约请童老师一起去先生府上拜访，当面聆教。就这样，我便认识了先生。

到达蒋先生家，揿响门铃，没想到先生亲自开门迎接我们，热情地与我们打招呼，夫人为我们沏茶。同去的童老师转达了父亲的问候，先生高兴地对童老师说，我和你爸爸是老朋友了……欢快的气氛感染了我。当我说明来意，先生额手称庆道，谢谢你们的聘请，不过我年龄上去了，既要带研究生，还要搞科研，时间太紧张，恐怕会让你们失望的。我向先生解释，我们请您参与调研、作报告，会提前与您约定，当然，还要看您有没有时间。先生听后仍然喃喃说道，对，还要看有没有时间哦。第一次见面，先生就给我留下了平易近人、博学多思的印象，那一年，先生已是接近八旬的老人了。

党校召开聘请客座教授大会，我坐了校长的专车去接先生与会。那一天，接到了先生，我一路上就当时许多社会的热点、难点问题，向先生请教，先生都不厌其烦地予以解答。记得谈及我国政治经济的改革，先生坦言，改革最大的瓶颈之一是人口问题，我国人口不仅数量多，质量也不够理想啊！所以提高领导干部和国民的整体素质，真的是迫在眉睫的大事哦!到了党校，我陪同先生与校长见面，来到了会场。大会上，当校长将聘书送到先生手里时，先生欣然地起立接过聘书，落座时还打开聘书看了看，并朝坐在台下的我笑了笑，看得出先生很高兴。

随车送先生回家的路上，我们俨然成了无话不谈的老朋友。实际上，先生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后，就为了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科的建立、完善和发展，到了通宵达旦、废寝忘食的地步。“文革”前，他就撰写了《政治经济学常识》《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等十多部专著，引起了业界的关注和社会的强烈反响。1958年在上海，先生就与复旦大学著名教授周谷城、苏步青等上海文化学术领域的知名人士，得到了毛主席的亲切接见，那年他正好40岁，正值年富力强之时。人民领袖的巨大鼓励，更坚定了他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的不懈探索，进而硕果累累。特别是党和国家提出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后，需要更多适应时代发展的新的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支持。为此，先生夙兴夜寐、笔翰如流，写出了不少理论联系实际的好文章。

先生生前多次讲过这么一段话：他觉得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对他个人理论研究来说，是一条重要的分界线。他认为：在这之前，毛泽东思想对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理论研究起着支配作用；在这以后，开始了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对社会主义建设和理论研究的新的探索。1978年，先生在复刊的《复旦学报》第一期上发表了关于无产阶级绝对贫困化不是经济规律的文章（该篇文章获得了孙冶方经济论文奖），这个观点颠覆了长期以来原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和原苏联一些经济学专家，把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绝对贫困化当作一个经济规律来表述的结论。文章发表后，引起了关于无产阶级贫困化问题的热烈讨论。1983年，先生就这个问题，又写了一篇近2万字的论文，发表在第15期《经济研究参考资料》上。1978年11月，先生在《文汇报》上发表了一篇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也可能发生经济危机的文章。文章的依据是，在社会主义社会，由于经济工作的严重失误，经济危机也是可能发生并且确实发生过。文章发表后，先生个人和《文汇报》编辑部收到不少读者来信和商榷的文章。为此，先生又在《文汇报》上写了一篇更详尽的答辩文章，并且提出，在理论研究工作中，应该提倡实事求是的好学风，避免对社会主义“肯定一切”和对资本主义“否定一切”的形而上学。此后，先生还连续发表了《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再认识》《社会主义经济中的资本范畴和剩余价值范畴》《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坚持和发展劳动价值学说》等重大经济理论问题的文章。在这些文章中，先生认为，对政治经济学传统理论观点的反思和对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问题再认识，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这样的坦陈，真是这位老人的可敬之处。

先生是一个性情中人，喜欢说笑话，曾戏谑地说：他从英文转译的《基督山伯爵》和由他主编的《政治经济学教材》这两本书，可以代表他的一生。这当然是他谦虚的说法，但这两本书说是他一生的代表作品，却也是事实。他翻译的《基督山伯爵》发行70多年来，确实吸引了数以千万计的国人。众多行家均表示由蒋先生英译成汉的《基督山伯爵》文字流畅，可读性强，显示了他中英文底子极棒的文学功底。更令人赞叹的是，当年他翻译此书时，只有28岁。而学界非常熟悉、普遍认可的由先生主编的《政治经济学教材》，则倾注了他大半生的心血（“文革”前，先生就主编过政治经济学教材，出版发行也有几百万册）。

1979年夏，原高教部按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的要求，组织一部分高校教师集中到北京编写马列三门政治理论课的教学大纲，先生就担任“政治经济学”教学大纲编写组组长，在他的领衔下，两个月编写组就编写出《政治经济学教学大纲》（征求意见稿）。试用和征求意见后，高教部决定委托复旦大学编写教材。接到编书任务后，先生率领经济系老师，争分夺秒开始编写，用他的话说：“对这本教材，我是花了很大力气的”，“集体编书初稿出得快，但主编的统稿任务繁重”，“自第二版起，修订工作完全由我和伍柏麟两人负责，他改现代资本主义的两章，我修订全书的其余部分。这样就保证了全书风格的一致。”该教材自1980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第一版以后，几乎每两年就修订一次，每次修订，先生都极其认真，尤其是在上世纪90年代，在党和国家提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背景下，先生借鉴吸收西方经济学的理论，不断努力探索创新社会主义经济学理论体系，力争使教材的体系、结构更加完善。

2005年9月，复旦大学百年校庆，有记者采访蒋先生，看到年已86岁的他，还在伏案修改教材，因为要出第13版了，他的认真劲令记者为之动容。难得的是，这本教材被全国高校普遍采用。就内容而言，作为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政治经济学，不仅是高等院校政治理论课的必修课，而且也是我们国家党政军干部理论学习的重要教材，这本教材多次得到国家教委、中共中央组织部和解放军总政治部的推荐。可以说，这本教材不仅培养了无数莘莘学子最初的经济思维能力，而且是帮助了许多专家、学者迈入“研究经济学”的门槛之作。教材多次荣获上海市、国家级“优秀教材”“教学成果”等奖项。从1980年起已修订了十几版，累计发行量超过2000万册。先生生前也曾开玩笑地说：“当时出版社靠这一本书就能活得很滋润了。如果那时就实行版税制，那真是要发大财了。”仅此一项成果，先生就被誉为中国的萨缪尔森（萨缪尔森是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有人比喻先生主编的《政治经济学教材》在中国的地位相当于萨缪尔森写的《经济学》在美国的影响）。应该说，先生自复旦大学任教后，就将自己的全部精力倾注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教学、研究和传播，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我国的传承和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先生也曾多次通过电话与我联系，关心地询问党校的授课内容和研讨情况，他多次建言，希望党校要聚焦在如何才能切实提高党员干部的思想觉悟和工作水平上，让我记忆深刻。先生担任党校的客座教授是名誉上的，分文未取，他却这样的认真负责，令我们深受感动。认真负责是他们那一代专家、学者的基本特质。

1997年初春的一天，我因联系上海市高校青年干部培训班外出参观事宜，来到了浙江大学。临近中午，在浙大校园，我经过“逸夫大礼堂”时，碰巧听见大礼堂传来先生熟悉的声音，不觉走入大礼堂。只见主席台上先生在作报告，我便找了角落一个空位坐了下来。等先生作完报告，走下主席台，我挤过蜂拥的人群迎了上去。未料，先生大老远就看到了我，大声与我打招呼，问我怎么也在这里。当我告诉他来浙大联系参观事宜时，先生忙用上海话连声说：“好咯！好咯！浙大走出了许多国家人才，我们复旦的许多老师也是从浙大过来的，浙大值得学习，到浙大一定能学到许多好传统、好经验。”先生还向身边陪同他的浙大领导介绍了我，并且自豪地说，自己还是他们党校的客座教授呢！接着，先生又拉着我的手，关心地问起党校的情况。

记得在他八十岁时，他曾深情地说：“在我近八十年的生涯中，经历了许多剧烈的社会变迁，深信马克思主义是能够阐明社会经济制度及其发展规律的唯一真理，深信社会主义是唯一能导致中国繁荣富强和给中国人民带来幸福的社会经济制度，这一辈子要我相信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比社会主义制度好，是不可能的。这就是我的自我解剖和我的信条，我的座右铭。我将秉着这样的信条走完人生的历程。”

2008年，蒋学模先生因病在上海华东医院逝世，走完了他90年可圈可点的人生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