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文明的视角看待当今世界体系
谈及当今的世界体系，往往有一个潜在的分界线，即冷战的终结，以区别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雅尔塔体系。随着冷战的结束，世界两极格局解体，但事实是世界上的对抗并没有就此终结，第三世界的某些地区接替了欧洲和美苏，成为新的火药桶，且对抗的模式越发多样化。
针对新的世界格局，不同人的研判各不相同，例如美国专栏作家福山的“文明终结论”，他认为冷战时期的意识形态之争将逐渐瓦解，大多国家的政治制度将趋向于西方式的民主政治；与之截然不同的则是美国著名学者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他认为当今世界上不存在普世价值，世界将沿文明分界线进入非和平状态。从结果来看，亨廷顿的研判似乎更为准确，文明在未来的世界体系中将作为一个重要因素存在。
但是，笔者认为，无论文明的地位如何提高，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中，影响世界格局走向的因素仍是复杂且不可作切割的。也就是说，在今后一段时间中，世界格局的主体仍然如同1648年结束欧洲30年战争签订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之后一样，是主权国家，而不会取而代之以文明邦联。
一个真正的世界体系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是世界历史上第一个世界体系。在凡尔赛会议上，美英法三大国完全掌握了战后国际秩序划分的权利，规定了整个世界的版图和格局。此时欧美以外的世界，绝大多数都以殖民地半殖民地形式存在，并无发言权。因此“凡—华体系”仍然是以欧洲为中心，更像是“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在一次大战后的延伸。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雅尔塔体系”，虽然有更多的亚洲国家参与国际事务，但是殖民体系没有根本瓦解，即使是参与其中的发展中国家，由于力量弱小，也没有什么发言权。
当今的世界体系，在“雅尔塔体系”还没有完全终结时就在逐步形成，只是由于冷战期间世界的注意力全部在两极对立上，无暇顾及第三世界。同时，第三世界国家在冷战期间很大程度上不得不依附于超级大国，因此造成了一种假象：第三世界的冲突根本上来源于超级大国之间的冲突。随着苏联的解体，这种假象随之被打破，第三世界国家本身成为了这种冲突的主体，而非附属。
第三世界在人们的印象中仍然贴着落后与战乱的标签，然而相比殖民时代，这些国家的发言权显然有根本性的提升。其一，作为一个主权国家的身份是这些地区在二战前不可能拥有的。其二，西方国家对于这些地区的干预能力明显下降。以美国在越南、伊拉克和阿富汗为例，占有压倒性优势的美国并没有成功地树立权威，甚至无力消灭反美的武装力量，最后都不得不在国内外的压力下撤退，这在殖民时期是不可想象的。
当今世界体系还与之前有一个本质性不同，即这个体系不是以某一个和约或条约为核心人为规定所形成的。两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势力的影响力逐渐消退，原本被西方势力所笼罩的其他文明就有了崛起的可能。当今的格局就是在这样一种此消彼长中形成的，这点也明显不同于“凡—华体系”与“雅尔塔体系”，这不是一个完全欧洲的或者西方的体系。
以上就是如今这个世界体系的总体特征，西方力量仍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力量，但其他的国家或国家联盟也同样有发言权，这也是文明之间冲突可能存在之前提。
西方中心论的困境
一个很流行的观点认为：西方文明是现在世界上最强大的文明。亨廷顿就认为，从整体来说西方在21世纪的前几十年仍将是最强大的文明。作为最强大的文明，西方文明必然成为其他文明学习的方向。但正如同亨廷顿所指出的，现代化不等同于西方化，在很多情况下，两者是没有必然联系的（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
然而即便理论上如此，作为一个经验性的结论，即西方作为最强大的文明，必然会试图从各个方面去干预其他文明。而现实中也的确如此，当今西方主要有两种影响方式，第一是直接进行政治干预甚至军事干预，第二是输出价值观。事实上，两者中的任意一种都会引起第三世界国家的反感甚至反抗。
第一种情况的实例即为伊斯兰世界。作为政治干预的思想基础，西方实际上是将自己视作宽容者，而将伊斯兰世界一直以来政教合一的传统制度置于对立面。那么接下来不能回避的问题就是：这种干预是正义的吗？如果我们将眼光放到近百年的历史来考察，西方出于地缘政治和资源需求的利益，对伊斯兰世界进行的干预甚至破坏就已经存在了，而在这一时期，伊斯兰世界对西方显然并没有构成威胁。因此结论是，西方对于伊斯兰世界的干预先于伊斯兰世界对西方造成的威胁。
第二种情况更为普遍，包含了绝大部分的第三世界国家。冷战结束前，西方和苏联相互间大规模向对方输出意识形态；冷战结束后意识形态的输出基本终结，取而代之的是，西方向第三世界国家输出了以“民主”为核心的政治理念，当时是绝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建立之初，受此理念影响的国家决不在少数。但从结果来看，部分国家的历史传统与民主政治相抵触，不可能实现这一政治范式；另一类国家虽然建立了一套看似完整的行政制度，传统上却根本没有与之相匹配的文化，民主制度往往沦为空架子。与此同时，这种失败又会相应地带来国家的本土化与去西方化。因此，民主在形而上学和政治哲学层面上的正义性已经被严格论证，但在现实的角度，是不是所有国家都适合西方式的民主，却面临着考验。
通过上述两点不难看出，西方在对外施加影响力时遭遇到了相当的困难。对于非西方国家，物质上的西方化——即现代化的趋势仍非常明显，然而正如上文论述的，现代化不等同于西方化。
如果只是作为一种普世文明的失利，亦不足以让亨廷顿如此担忧西方文明的未来，真正让他感受到危机的，则是西方文明自身的衰退。两次世界大战重创了西方人特别是欧洲人对于自身文化的信心。一战之后，处于对残酷战争的心理阴影，英法开始转向一种消极的和平主义，最终演化成了绥靖主义。二战后欧洲的长期和平以及福利国家的建立使欧洲人又转向了一种享乐主义，典型代表就是今天的希腊。不难看出，两次世界大战后欧洲乃至整个西方文明处于精神状态缺失的阶段，具体又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出生率常年偏低，老龄化严重，人口活力明显下降，这与第三世界国家的高出生率形成鲜明对比。其二，整体信仰的丧失，冷战结束后，西方关于意识形态的讨论基本销声匿迹，宗教信仰日趋淡薄。这两个特征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罗马帝国的衰亡，亨廷顿显然是心知肚明的。虽然他并没有明确承认这一点，但他将东亚和伊斯兰的崛起视作一种对西方的威胁，个中深意值得玩味。
最后亨廷顿将西方文明的希望寄托在北约，短期来看确实是行之有效的，但也可以看出其中的无奈之处，军事往往是最后的选择，更何况从历史上看把希望寄托于军事同盟者最后鲜有善终。
文明联合与主权国家
“文明冲突论”的核心认为，当今世界的冲突将沿文明的边界线展开。换而言之，当今世界分类的主要范式即为不同的文明，区别于以前的宗教、种族以及意识形态。然而从一般的直觉出发，一般人都会认为物质利益才是国与国之间冲突的核心，这就有必要对两者之间的关系做一个简单的考察。
文明能否取代物质利益而成为冲突的导火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南北朝鲜属于同一民族、同一文明的同一亚种，但朝鲜半岛却是世界的几个主要“火药桶”之一。西方文明和伊斯兰文明同属“有经书的文明”，但两者矛盾不可调和。反而是完全世俗化的中国文明，能与主要的伊斯兰国家和睦相处。
那么文明是不是只是物质利益附属的一个幌子呢？答案一样是否定的。如果仅仅出于物质利益，希特勒仅仅只用掠夺犹太人的金钱和产业，却没有必要将其赶净杀绝，结果成为全世界的公敌。同样，如果二战后的西欧出于战略平衡的考量，就不会完全倒向美国一边，但事实却并非如此。
既然文明既不是物质利益的幌子，却也不能独立于物质利益，将其与物质利益进行切割就没有意义了。那么文明到底在当今世界扮演了何种角色？笔者认为，当今世界格局语境下的文明，兼具两种角色，一种是现实存在的，一种是想象的。
文明并不是一种虚无，它有很现实的成分，即特定群体的历史身份以及对于具有相同身份群体的认同感。特定的文明掌握着特定的知识，而这种知识又演化为一种国际舞台上的权利。例如，文明在中国就具体为“华夏”的概念，这个概念是超越民族的，广义上说，认同并实践中华文明的民族，都可以称之为“华夏”。
文明也有着被想象的成分，就如同民族国家诞生之初一样：民族被想象为一个共同体，因为尽管在每个民族内部可能存在普遍的不平等与剥削，民族总是被设想为一种深刻的平等的同志爱。无疑，文明概念的背后也有极为类似的想象。当然，这种想象也必须满足一定的条件，例如宗教信仰不同的国家就不可能形成同一个文明。但是，只要符合了一定先决条件，文明就是可以存在，或者说可以被想象的。
鉴于文明有很深的现实意义，如今的冲突相当部分沿文明分界线展开。但因为文明有想象的成分，单单通过文明完全无法解释许多冲突和战争，例如如今伊斯兰世界以及非洲国家。亨廷顿笔下的西方文明，包括了美英法德多个“亚种”，然而就是这些文明背后的国家在半个多世纪前制造了人类历史上最血腥的两次战争。如今亨廷顿大笔一挥，将其统一在“西方文明”的大旗下，是无意的忽略还是刻意视而不见，实在值得我们深思。
通过上述论述，不难看出，文明就如同过去的宗教、种族和意识形态一样，把一些特定的国家和地区置于同一个共同体之下，但是，这种关联并不是牢不可破的。换言之，把文明视作世界格局的基本单元是不合适的，当今世界一如“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后的世界，基本组成仍是各个主权国家。
未来世界格局走向
谈及世界格局，无法回避的问题就是当今世界会沿着什么方向发展，走向和平还是无可避免的冲突甚至战争？
一个根本性的大前提是核威慑。作为一个足以毁灭人类文明的存在，核武器在给人类文明造成最巨大威胁的同时，客观上却使发生大规模战争的可能性大大降低。包括美国在内的所有国家不可能像过去那样，将所有的利益冲突诉诸于战争。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可以大胆假设大规模战争一段时间内不会出现。然而前南斯拉夫、伊斯兰世界和非洲的案例告诉我们，不仅仅是大规模战争，地区冲突一样会造成惨重伤亡和人道主义灾难。那么现在，我们就不得不思考，当今世界格局之下这种地区性的冲突继续进行甚至扩大的可能性有多少。笔者认为，至少有以下三个因素在其中发挥着作用。
（1）世界总资源的数量。当今的世界无疑是个过于拥挤的世界，而只要世界是拥挤的，冲突就不可避免。如果科学技术能够帮助提高人类获得资源的能力，而人类的需求又不是无限制地膨胀，那么就有可能避免大量不稳定因素；反之，冲突就会加剧甚至升级为战争。例如，如果美国在20年以前就可以大量利用页岩气，或许就不会那么热衷于插手中东事务。虽然历史不存在假设，但我们依然可以合理地推测，那样的话伊斯兰世界将会是不同于现在的。
（2）国家及文明间的合作。冷战结束后，冷战特有的思维模式仍然大行其道，直觉上国际关系总是以冲突的为核心。然而建立行之有效的合作与消解分歧一样是避免冲突的有效方法。二战后的欧洲能维持和平就与世仇法德互相和解密不可分。如果能有真正意义上的跨文明间的大规模合作，无疑能从根本上消除偏见，当然直到今天这种合作存在的可能性仍不明朗。
（3）国家和群体对于自身历史身份的诉求。这一点不同于之前两条，它不是物质性的，因而容易让人忽略，但笔者认为，在我们可见的历史阶段，这一因素将发挥决定性作用。如果将世界上主要国家简单地二分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不难发现，发达国家普遍在18至19世纪完成了原始资本积累，其主要手段是掠夺殖民地。而对于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原始资本积累这一过程还未完成。这些国家主要又可分为两类：矛盾重重而陷入混乱的国家，例如部分伊斯兰和非洲国家；正在进行资本积累的国家，例如大部分东亚国家。对于后一类国家，资本积累手段不可能像西方国家那样进行外部殖民，而只能是依靠自我积累。无论两种国家中的任何一种，只要当他们积蓄了足够的力量，就自然会面对一个课题，即自身在世界历史中的身份地位、历史境地。一旦这样的问题被正式提出，无论是民族国家还是文明型国家，都会催生出一种类似民族主义的思想以回应自己的历史身份，针对的对象首先就是殖民者和干预者。如果他们认为早先西方国家对他们不公平，他们就要进行报复。亨廷顿显然也看到了这一危险，因此他在最后强调“最为重要的是，认识到西方对其他文明事务的干预，可能是造成多文明世界中最不稳定和潜在全球冲突的唯一最危险的因素”。然而殖民和干预现在已经成为事实，在可见的未来必将结出恶果，如今伊斯兰的恐怖主义就可以视为一种前兆，至于这种思潮的发展程度目前难以预判，但无疑是今天及未来世界的核心不稳定因素。
当今世界格局有着一些根本性的前提条件，例如西方中心主义的终结和中国的复兴。如今，一个崭新的多极化世界格局展现在我们面前，各种因素共同左右着它前进。大规模战争似乎非常遥远，但持续不断的冲突仍威胁着这个脆弱的世界。对于所有理性的人，一个和平、公正和自由的社会是追求的理想，虽然现实告诉我们，人类在未来还将与包括文明的冲突在内的各种不稳定因素继续斗争，但这种理想却始终应当成为人们奋斗的目标和世界格局的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