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共产主义奋斗一生的王稼祥

                    1941年，王稼祥和夫人朱仲丽在延安

在安徽芜湖风景秀丽的狮子山上，有一个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王稼祥纪念园。每年都有大批游人来此瞻谒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对外工作的开拓者之一王稼祥同志。
　　王稼祥，原名嘉祥，又名稼蔷，1906年8月15日出生于安徽泾县厚岸村。他自幼喜爱读书，刻苦学习，博览群书，注意吸收新思想。1924年，因成绩优秀、未经考试直接升入芜湖圣雅各中学（现芜湖市第十一中学）高中部读书，并开始接触一些进步书刊。1925年5月18日，圣雅各中学掀起了收回教育权、反对奴化教育的学潮。第二天，王稼祥等4名学生代表，至县教育委员会请求援助，同时以圣雅各高中全体同学的名义，致函芜湖《工商日报》，把斗争的锋芒指向教会对学校的统治。5月26日，王稼祥作为圣雅各中学的学生代表与其他中学的学生代表一起去省府安庆，经过多次陈述、交涉，迫使省教育厅解决500多名学生转出教会学校的问题。同时，他与圣保罗中学同学组织了安徽反对教会教育联合会。通过这次学潮，王稼祥得到锻炼，迅速成长为学生运动的领导者和组织者。学潮取得了胜利，王稼祥却被学校开除了。
　　1925年9月，王稼祥进入上海大学中学部学习。此时正值五卅惨案之后不久，上大学生与帝国主义英勇搏斗、不怕牺牲的革命气概，使王稼祥受到极大的教育。不久，他参加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开始了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的一生。
　　同年10月28日，王稼祥前往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8年2月，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他同张闻天等人一起，经过严格的考试，进入红色教授学院深造。他在苏联期间时刻惦记灾难深重的祖国，随着国内革命形势的发展，他越来越迫切地要求回国参加实际斗争。
　　1930年2月，王稼祥回国，被分配到中共中央宣传部（在上海）任干事，并担负编辑党报的工作。1931年4月，王稼祥到中央苏区工作，同年11月在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外交人民委员，同时担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总政治部主任。他在中央苏区期间，协助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人指挥红军作战，主持红军政治工作，作出了重大贡献。毛泽东曾经这样评价：“王稼祥同志参加了第二、第三、第四次反‘围剿’的战争……在当时，我们感觉到如果没有代表团，特别是王稼祥同志赞助我们，信任我们——我和总司令，那是相当困难的。”本来，王稼祥被派到中央苏区的目的是为了“纠正”毛泽东，但是他到了中央苏区后，并没有盲目执行王明路线，而是重视了解实际情况，支持毛泽东的革命理论与战争实践。
　　1931年3月，蒋介石出动20万大军，对中央苏区发动了第二次反革命“围剿”，敌我力量悬殊，红军统帅部在迎敌方针上发生重大分歧。王稼祥作为中央代表团成员，在听了双方的争论之后，全力支持毛泽东，终于使毛泽东的主张被大多数人接受，红军由此取得了第二次反“围剿”胜利。不久，毛泽东又在王稼祥的支持下，领导4万中央红军，成功粉碎了蒋介石的第三次“围剿”。
　　1932年4月28日，王稼祥在第四次反“围剿”中身负重伤，但他不顾伤痛，凭着顽强的毅力坚持战斗在最前线。
　　王稼祥担任红军总政治部主任期间，负责全军的政治工作，建树颇多。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对此评价为：“尤其是第一次全苏大会后，成立了总政治部，红军政治工作特别进步，特别表现其伟大力量出来。”王稼祥经过艰苦的探索，较早提出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这一命题，并且反复论证、强调这一命题的重要性。他在《改善和加强红军中党的支部工作》中指出：“加强党的自身教育，扩大党的政治影响，提高并巩固党在红军中的绝对领导，保证红军中对上级命令的执行与巩固红军中的纪律，这是目前红军中党的最中心任务。”在《粉碎敌人第四次“围剿”中政治工作》中，他再次强调“我们必须加紧思想斗争，来克服一切不正确的倾向，健强无产阶级先锋队——共产党在红军中的绝对领导，用共产党的统一意志来领导红军” 。王稼祥强调，“政治工作是红军的生命线”。为了保证这一“生命线”作用，王稼祥从端正思想路线入手，坚决反对脱离实际和教条主义的做法，明确规定了政治教育要由浅入深、由近到远、由具体到抽象。他主张政治工作要分主要次要，要实行具体化的活的领导。这样才能发挥战士的积极性，才能很好地完成革命的任务，进一步巩固红军。其间，王稼祥领导总政治部先后制定、颁布了一系列纲要、条例和指示，对红军各个方面都逐一作了操作性强的规定。这对于加强红军政治工作的建设，保障红军在反“围剿”作战中英勇杀敌，巩固部队，团结群众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1933年秋，敌人对中央苏区发动了第五次“围剿”，而此时，党内的“左”倾错误日趋严重。这一年夏天，时任会安寻中心县委书记的邓小平被指认为“罗明路线在江西的创造者”， “反党的派别和小组织的领袖”而押送到瑞金等候处理。王稼祥了解到此事后，亲自打电话找到当时党中央最高负责人博古，指名调邓小平到总政治部当代理秘书长。不久，邓小平到总政担任秘书长，后又担任总政机关报《红星报》主编。之后，邓小平在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的举荐下，再度出任中央秘书长，并参加了遵义会议。
　　王稼祥对遵义会议的召开和红军长征的胜利，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长征开始后，在与“左”倾冒险主义的斗争中，王稼祥最早提出要召开会议来改变党和红军的领导，并提出要毛泽东出来领导革命。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曾说：“从长征一开始，王稼祥同志就开始反对第三次‘左’ 倾路线了。”为确定红军的行动方向，中共中央政治局连续召开多次会议，王稼祥几乎参加了所有会议，而且积极发表自己的见解和主张。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着重检查了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军事指挥上的经验与教训。王稼祥在发言中旗帜鲜明地赞同毛泽东和张闻天的发言，批评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并提出应当由毛泽东出来指挥红军。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的正确主张得到了周恩来等大多数与会者的支持，为这次会议的最后决议奠定了基础。王稼祥的坚持，对于促成遵义会议作出正确决议、确立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长征胜利后，王稼祥去苏联治病，并向共产国际领导人介绍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情况，取得了共产国际和苏联对中共和中国革命的有力支持。
　　抗日战争时期，王稼祥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巩固和发展过程中作出了重要的历史贡献。王稼祥是党中央领导核心成员之一，继续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总政治部主任，兼任华北、华中工作委员会主任，协助毛泽东处理了大量有关党、军队和抗日根据地的重大问题。在和毛泽东等人一起处理有关党政军重大问题时，他提出过不少创造性意见，并为中央起草或参与起草了许多方针政策性文件，他对党的许多方针政策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1936年1月，在同《红色中华》的记者谈话中，王稼祥就强调要集中力量，一致对外。1937年6月，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之前，他对其特点与前景作出了自己的分析。他认为，实现对日抗战与争取民主是不可分离的，指出“只有中国各阶级大联合，只有统一战线和民主发动中国广大群众抗日，才能实现抗战，才能胜利。对日战争不简单是只有中国的军队对日作战，而是人民的群众战争，而是民族解放的战争，全体人民都觉醒起来、组织起来参加到这个战争中去。这就是说，抗日运动同时又是民主运动”。
　　王稼祥在抗日战争期间写的《关于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为中国共产党的巩固和坚强而斗争》、《中国共产党与革命斗争》、《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等论著为毛泽东思想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1943年夏天，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22周年，王稼祥抱病为《解放日报》撰写了题为《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的文章，率先提出“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概念，对毛泽东思想的产生及其伟大历史意义作出了深刻阐述，并对毛泽东思想的含义作了科学论证。他把中国共产党的成长壮大与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发展结合起来，他指出“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以后便积极地参加了中国民族解放斗争，二十二年如一日，其中参加了一九二五——一九二七年大革命、苏维埃运动与最近六年来的抗日战争，中国共产党便在这些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壮大起来”，“毛泽东思想也是在三大革命斗争中生长起来，成熟起来的”。文章写道，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运动实际经验相结合的结果”，“就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创造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发展”。
　　1945年6月在中共七大上，他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解放战争时期，他历任中央东北局委员，城市工作部部长，宣传部代部长，1949年3月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递补为中央委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王稼祥担任第一任驻苏联大使，为毛泽东、周恩来访问苏联做了大量工作。从1952年起王稼祥长期担任中共中央联络部部长，1956年中共八大上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书记处书记。1974年，他在北京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