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傍晚下班回到家，我看见父亲手里拿着一块银圆，老泪纵横，伤心至极。这是怎么了？我再三追问，他才忍住悲痛，用沙哑的声音向我讲述了这块银圆的来历和惊心动魄的故事。
1938年冬季的一个黄昏，在辽阔的冀中平原上，日寇闯进徐水县西白亭村，挨家挨户翻箱倒柜，抢劫财物。当时父亲只有16岁，不愿做亡国奴，他私下和几个小伙伴商量，要去找自己的队伍，拿起枪杆子把鬼子赶出村庄，赶出家园。他离家的时候不辞而别，临走还偷了家里遭鬼子洗劫后剩下的一块银圆做盘缠。他万万没想到这一走，竟是永诀。
当父亲带着这块银圆在涞源县境内找到八路军独立第一师时，已经饥寒交迫，但这块银圆一直在怀里揣着，没舍得用。他入伍后分配到师直属修械所。抗战初期的修械所亦工亦兵，这块银圆始终在怀里揣着，他说：“生产时揣着它，能干劲十足；上战场时揣着它，能机智英勇；行军时揣着它，能脚步生风；入睡时揣着它，能一夜好梦到天明。”
一天，父亲奉命到敌占区执行侦察任务，路过家门口，为了铁一般的纪律，他没有进家门。此时此刻，他是一名军人，肩负着神圣的使命，毅然决然地从家门前走过。
1939年4月，晋察冀军区工业部在河北省完县（今顺平县）神南镇成立，简称军工部，主要制造捷克式步枪、手榴弹、掷弹筒等武器弹药，其番号为854部队。同年5月，我父亲调入晋察冀军区工业部三连。或许是换了地方，还没适应，也或许是离家时间久了，想念家乡，想念亲人，他在一次思想汇报材料中随手写道：“儿行千里母担忧，母行千里儿不愁，儿为何不愁？”指导员史思良察觉到他有思家的情绪，即刻找他谈心。指导员说：“自古以来，尽忠不能尽孝。八路军战士的母亲，会教儿远学岳飞精忠报国，近学民族抗日英雄马本斋。”指导员的一席话，使他的心情豁然开朗。
按照晋察冀军区司令部“集中领导、分散生产、小型配套、就地取材”的方针，军工部所属的11个军工连分散在河北易县、完县、唐县、曲阳等地山村，以避免敌人破坏。父亲告诉我，有一次股长姜其宪带领他和战友张克，外出执行采购生产用品的任务，离开军工三连不足两里地，偶遇一队乔装打扮的鬼子兵。他们脱去伪装后，迅速从马车上的草堆中抽出枪支，杀气腾腾地朝军工部三连驻地的方向狂奔。情况万分危急，回去报告是来不及了。他们迅速占领有利地形，果断地向鬼子开了火，用枪声、手榴弹的爆炸声给军工部三连报信。
在这次战斗中，父亲左臂被子弹贯穿，在向后方根据地医疗队转移时，路过家门口。他想回家看看，又怕奶奶看见他受伤而担心，于是强忍着疼痛与思念，从家门前走过。
1949年春天，父亲所在部队兵工厂接到“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命令，人民解放军打响了渡江战役。当父亲跟着部队兵工厂南下经过家门口时，深明大义的父亲唯恐掉队，眼含热泪大踏步地从家门前走过。
新中国成立后，父亲驻扎在福建省南安县，离家千里。那时兵工厂战备紧张，还有配合战斗部队的剿匪任务，就把回家探亲的念头搁置心底。不久，他奉命入朝，在嘹亮的“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保和平/卫祖国/就是保家乡/……”战歌声中，乘军用专列渡过了鸭绿江。
1958年7月5日，父亲随中国人民志愿军280部队94分队（即志愿军后方勤务司令部江东军械修理厂）从朝鲜撤军回国来到江西南昌。当他脱下军装，怀里揣着那块银圆、二等乙级伤残军人证和几枚军功章，风尘仆仆地赶回故乡看望奶奶时，看到的却是奶奶的坟墓，让他肝肠寸断。
如今，几十年过去了，父亲已白发苍苍，满脸皱纹，虽然他三过家门而不入，也没孝敬过奶奶，甚至还偷了她唯一贵重的家产，然而，在了解他刻骨铭心的人生经历后，父亲的形象，却在我心里丰满、高大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