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伯书1915年出生于泰兴市渡河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由于家庭贫寒，没上几天学，就学了个裁缝手艺为谋生。 他和几个同乡到香港做裁缝。
1938年春，日本侵略军沿长江侵犯靖江、泰兴等地，先后在泰兴县城、十里甸、张家桥等地构筑工事设立据点，到处烧杀抢掠，残害百姓。当地人民奋起反抗，与日本侵略者展开了英勇顽强的斗争。
杨伯书在香港得知家乡遭日军侵犯，十分焦急。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被日军占领，杨伯书在香港不能忍受日本侵略者的暴行，决定回乡参加抗日斗争，于1942年回到了家乡。他对日本侵略者和亲日分子十分痛恨，一回到家乡就与抗日组织接上了关系，参加抗日救亡斗争。他响应抗日民主政府的号召，一手抓抗日，一手抓生产，开展减租减息，维护村民的合法权益。由于他表现积极，被村民举荐当上了渡河村的村长，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2年5月，新四军一师一旅对盘踞在泰兴县宣堡镇的“忠义救国军”实施打击。杨伯书组织村民为新四军部队提供粮草，救护伤员，经过数小时激烈战斗，终将“忠义救国军”赶出泰兴地区。
1943年，杨伯书又把四乡八邻的瓦工、木工、油漆工、裁缝工等组织起来成立工抗会，他担任渡井乡工抗会会长。他们以手艺人的身份，四处活动，打探敌伪的动向，并选择时机予以打击。
为积极推进反“扫荡”、反“清乡”斗争，打破日伪军的封锁，苏中区党委决定在各地建立联络站。渡井乡位于泰兴、宣堡、马甸三地的中间部位，泰兴党组织在渡井乡设立联络站，杨伯书担任联络员。从1943年到1945年，杨伯书按照县委的指令，在泰兴北乡一带，以裁缝身份为掩护，跑东家，走西家，打听敌人的动向，收集敌伪的情报。还经常组织渡井乡的抗日武装人员趁夜深人静的时候剪断敌人的电话线。那把裁缝用的剪刀至今保存在泰兴市革命烈士陵园。当得知敌人要到泰兴北乡“扫荡”的情报后，不管是天寒地冻，还是刮风下雨，都及时组织群众在日伪军的必经之路设置路障，拆除桥梁，配合地方武装择机消灭敌人，迫使日伪军在泰兴北乡一带寸步难行。在夏秋两季农忙季节，他挨家挨户动员村民上缴粮草，动员开明地主捐款捐物，为抗日武装提供粮草等物资。新四军到当地征兵，他不仅动员乡里青年参加新四军，还将自己的亲弟弟杨伯井送到新四军部队。1946年，他弟弟杨伯井随华中野战军在攻打海安的战斗中不幸中弹牺牲，杨伯书万分悲痛，也更加痛恨国民党反动派的倒行逆施，决心要为保卫胜利果实不懈奋斗。他带领全乡的工会会员积极支援新四军部队攻打泰兴至宣堡一线国民党军，为夺取宣泰战斗的胜利提供了后勤保障。
1946年新四军北撤后，杨伯书熟悉地方情况，便主动留下来坚持敌后斗争。国民党反动派大举进攻解放区，地方“还乡团”进行反攻倒算，大肆抓捕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面对强敌压境，中共党政组织和党员干部为了保存实力，暂时由公开转入地下。杨伯书是个刚强的汉子，决不妥协，决不示弱，而是选择时机与敌人展开游击战，白天隐蔽，晚上出击，开展除奸肃特斗争，积极宣传群众，惩办恶霸地主，破坏敌人的交通线。由于杨伯书思想进步，表现突出，积极组织群众，开展对敌斗争，国民党军和地主“还乡团”将他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多次想抓捕他。
1946年9月的一天，他在回家的路上隐约看到七里群村方向走来一群人。由于他眼睛近视，误认为是地方民兵，当这群人走到离他不远时才发现是“还乡团”，他转身想躲避已来不及了。“还乡团”头目、国民党反动派六区区长刘源刚认出了是杨伯书，就把他抓了起来。敌人审问他，要他交出全乡共产党员、乡村干部和土改积极分子的名单，他坚定地回答:“不知道!”敌人见他不肯交代，就三番五次地让他坐“老虎凳”、吊“老鸹飞”用皮鞭抽打，往他嘴里灌辣椒水，把他折磨得死去活来。每当杨伯书醒来时，还是一句话“不知道!”就是不肯交出名单。气极败坏的敌人竟残忍的用刀割下他的舌头，敲掉了他的牙齿，他眼睛狠狠地盯着敌人。三天后，天下着瓢泼大雨，凶恶的敌人用刀在他头上身上砍了十几刀，见他还在动弹，又用枪将他射杀。杨伯书光荣地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新中国成立后他被追认为革命烈士，安葬在泰兴烈士陵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