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我在“文革”中改行从事自然科学，响应毛泽东研究“四大起源”的号召，探求天体起源、地球起源、生命起源、人类起源，所以在1978年初，中国科学院筹办《自然辩证法通讯》和《自然辩证法研究》月刊时便把我借调了过去，住在北京友谊宾馆里的科学会堂周边楼。
3月，全国科学大会召开，领导吩咐我编写与会专家的发言简报。这样，我得以接触老一辈科学家。有些科学家是第一次见面，他们即使看到我的胸卡，也不愿多说。这时我就请华罗庚先生介绍。华罗庚的应用数学所也设在科学会堂周边楼，与我们一墙之隔，又在一个食堂吃饭。一经华罗庚介绍，大科学家们就滔滔不绝地讲起他们听了《科学的春天》后的感想，讲知识分子的地位和作用，讲他们吃过的苦头。不过，最难与之交谈的是陈景润。他不会讲故事，只会说一句刚从彭真委员长那里学来的“革命加拼命，拼命干革命”，就没别的了。当然，这对他来讲也是实在话。会上令人难忘的是全体代表合影。我没资格参加合影，但我有条件观看合影。有一个镜头很少有人提及。邓小平走到半导体物理学家黄昆跟前时，问黄昆：“中国在半导体上几年能赶上外国？”黄昆回答：“三年。”邓小平马上伸出两个指头，意思是“争取两年赶上”。
5月，《光明日报》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从此开始了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我隐隐约约听到领导层对此说法不一，这自然而然地启发我的思考。正在这时，李昌、于光远请坚持实践标准的吴江在科学会堂旁边的小礼堂作报告。我们听了精神为之一振。时任上海市科委主任的舒文知道我听了吴江报告，召我回上海向他汇报。这时我已知道上海市领导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中比别处迟了半拍，但我不知道舒文是什么态度，便小心谨慎、不加评论地拿着笔记照念不误。舒文看出我有顾虑，听到一半时便插话说：“伟志同志，我赞成你和吴江的观点，你不用念了，说说你在京听到的观点吧！”这一下我明白了，他不同于市领导。我喜出望外，便对他放开讲了很多。我是舒老派到北京去的，我不应当不对舒老讲真心话。第二天，复旦大学党委书记夏征农派人通知我向他汇报。夏老是我在中共华东局工作时的老领导，我了解他的性格，便欣然答应。哪知没到汇报时间，我们在康平路吴兴路碰上了。他没听我说几句，就义正词严地批评起两个“凡是”来。我听了喜不自禁。
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表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拨乱反正，吹响了改革开放的号角，成为历史的转折点，举国上下欢欣鼓舞。外国舆论也给予很高评价。改革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起点，可是，按当时的认识，在农村问题上有两个“不许”：不许分田单干，不许包产到户。我是安徽人，我比较早地知道小岗村有用包产到户的办法改变穷困面貌的愿望。好在不久举行的四中全会上勾掉了两个不许，好在万里丢下了一句话：“你们走阳关道，让我走走独木桥试试。”不久，从两个“不许”改为一个“不许”，再过一阵又从一个“不许”变成了三个“可以”。三中全会四年后，“独木桥”成了“阳光道”。中央明确讲，农村改革是伟大创举，改革从农村开始，改革是“农村包围城市”。这个过程充分说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促进了改革，改革的实践验证了真理标准。精神变物质，物质又变为精神。
后来，我认识了《科学的春天》的起草人，认识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撰稿人、修订者和编辑，以及前面提到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起草人，并看到邓小平亲笔写给起草人的三百来字的提纲手迹，更加加深了我对1978年三件大事的理解和认识。想不到的是，好几位撰稿人、修订者后来都遇到过麻烦，曾受过不大不小的委屈。这充分说明了事物的复杂性，有力地验证了马克思的名言：在科学的道路上是没有平坦大道可走的。抚今追昔，追昔抚今，温故而知新，知新而温故，当下我们应当坚决响应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号召，增强理论自信，坚持“文以载道”，弘扬百折不挠、不怕牺牲的精神，为真理而献身，献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