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纪念改革开放40年，我真是有许多话要说，作为上海三枪集团当年的企业经营管理者，正是在改革开放的东风吹拂下，才使我有信心，有能力带领全体企业员工把我们一个原先的国营小厂，发展成如今年新增销售收入达数亿元的内衣企业集团。
“你们这样的改革好”
说起国企改革，最初我也没有一个很明确的概念，但当年在企业管理工作中有一个问题一直让我很揪心：那就是改革开放之初，国门已打开，世界各国名牌的内衣迅速占领市场，而那时上海的内衣企业尽管搞了很多牌子，但在市场上的作用却相互抵消，结果一个也成不了气候。因此我就想，必须在市场上创建一个我们自己打得响的品牌，于是我就想到了“三枪”。为何要选择“三枪”牌子？当时我是上海针织九厂厂长，而“三枪”商标由针织九厂前身的老板干庭辉所创立，是自抗战以来就在上海家喻户晓的国货名牌。当我们将针织九厂各类产品注入“三枪”品牌后，果然效果不错，市场反映相当强烈，消费者果然是认可这一老牌子的，任何一款内衣一出来，都是销售一空。
初战告捷后，另一个问题又被放到了桌面。那就是一个企业做得再好，它还是一个小舢板，而要不断扩大自己的市场份额，那就必须把自己的船做大才行。这时我就把脑筋动到了平时来往较密切的一些兄弟企业上，这些企业由于经营不善，处境较困难，我何不将它们兼并过来呢？这样既可扩大自己的企业规模，也可让这些企业重现生机。但话是这样说，真要做起来，马上就有闲话传过来了：这不是大鱼吃小鱼吗？苏寿南不是成了要吃小鱼的资本家了吗？就是我们自己企业内部，也有不同声音，把这些亏损企业兼并过来，不是要让我们背包袱了吗？
面对这些言论，我都仔细想过，要不要继续干下去？在改革开放的大气候下，国企改革的号角已经吹响，各地也已有了一些好的经验，我想，别人能干，我也能干。于是我们厂从1991年开始到1996年前后陆陆续续兼并了7家厂，而这7家企业的亏损总金额高达3.58亿元，需消化的员工也有5000多人。但我并不认为这7个亏损企业就是7个大包袱，说实话，只要把国有资产存量盘活，这7个包袱就能变成7个金元宝。道理很简单：我搞企业兼并，就是一种资本经营，我可以使亏损企业中闲置、僵化的国有资产流向优势的针织九厂，这样既盘活了资产存量，又扩大了国有资产增量，从而大大增强了企业的市场竞争力。事实上，这6年中，实行兼并措施后的针织九厂经济效益增长了近100倍，而企业在1994年改制为上海三枪集团有限公司后，“三枪”内衣的市场占有率更是与日俱增，一个月的销售额就高达6000万元。
正当其时，也就是1995年的5月12日，中央领导同志在上海西区的一座宾馆听取了江、浙、沪部分国有大中型企业厂长有关深化企业改革的汇报，在这个会上，我向中央领导汇报了这几年三枪集团在实行资产经营后，资产规模已扩大了5倍，中央领导同志听了后称赞说，你们这样的改革好！是为国家挑了重担，为银行分挑了担子，值得肯定！
一件剪下袖管的棉毛内衣
当然，企业有了自己叫得响的品牌，企业的规模逐渐做大了，并不等于就万事大吉了。对一个企业来讲，你要跟得上改革开放的步伐，你就得眼睛向外看，以开放的眼光朝国际一线品牌的方向发展，不断开发新产品，不断拿出自己的“私家菜”去占领国内以及国际市场才行。我经常对员工们说，企业要生存和发展，就得“喜新厌旧”，“不断讨新娘子——开发新产品”。在这方面，我自己也是动足了脑筋。有次出访日本，我就利用空余时间跑进了一家一般日本男士不涉足的女士内衣专卖店，当时2个营业员看到我都很奇怪：一个中国老头在女士专卖店里钻来钻去，三角裤摸摸，胸罩扳扳，不知打的什么主意，其实我就是想看看国外的内衣面料和款式已发展到什么地步，后来我们厂开发的高档麻纱汗衫就是受这家商店的产品启发开发出来的。其实，并不单是我自己这样做，我在企业里规定了，所有员工凡出国公务，必须去逛市场并购回几件内衣新品，目前厂里有一个“各国针织精品博物馆”就是这么汇聚建成的。
还有一次公务活动中，我看到一位外商带了件新面料棉毛内衣，便想拿来“借鉴借鉴”，但这位外商却也精明，始终不肯脱手，这该怎么办呢？后来我就让厂里一起接待的同志饭后陪他去唱歌娱乐，结果他一高兴随手就把这件原来藏着的衣服丢在了沙发上，我就赶紧上前把这件新面料的内衣剪下一只袖管拿走了，达到了目的。当然，这位外商和我也是老朋友，事后他并没有怪罪我，只是说：“老苏，想不到你还有这一手。”大家对视一笑，事情也就过去了。
不过，对这件剪掉袖管的棉毛内衣，我们采用的也不是简单的“拿来主义”，后来通过我们自己的老机改造，再加上自己的技术配套，研究出一种拥有自己知识产权的新内衣面料，市场销售定名为“柔暖棉毛衫”。说起这个产品取名，当初还颇费了一番周折，最初厂里技术人员认为这件新产品是苏厂长搞来并一起参加研制成功的，决定定名为“寿南棉毛衫”，对此，我坚决反对。于是，他们最后就把这件新产品取名为“柔暖棉毛衫”，因为在上海话中“寿南”有“柔暖”的谐音，这样既满足了他们当初的愿望，也符合这个产品面料的特征，看他们动的这“歪脑筋”！后来这件新品柔暖棉毛内衣荣获了1992年上海市优秀产品一等奖、上海市科技进步奖二等奖，而当年的上海市科技进步奖一等奖是新建成的南浦大桥。
一套67万元的奖励房
其实，开发新产品从来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我在企业管理中主要抓两支技术研发队伍:一支是以高级工程师为主的核心技术力量，这是一支勇于创新、开发填补国内空白新品的“白领”科技队伍；另一支是以车间保全工为主的技师技术工人队伍，这是一支有丰富实践经验、能将创新成果实现规模化生产的“蓝领”技术队伍。对这两支队伍，在奖励政策和激励措施上我也都突破了原来国企中那种“红榜贴一张，胡椒面撒一圈”的老套套，而是只要你为企业作出了贡献，那就“论功行赏”，贡献越大，奖励的含金量也就越足。
为此，厂里曾出资67万元买了一套房子奖励给开发新品的有功之臣——当时的厂副总工程师董国华。也许你现在听听67万元没啥稀奇，但在20多年前，这确是一笔巨款，相当于现在的几百万甚至更多。这套奖励房座落在上海西南面的西凌家宅，是三房两厅的高层建筑房，设备齐全，卫生间比较大，厅也比较大。拿到这套房子后，房子的主人董国华激动地对我说，他做梦也没有想到会住上这样的房子，弄得现在家里像宾馆一样。其实，这笔账我是这样算的：原先，我们厂进口一批生产柔暖棉毛衫的大圆机需要6000多万元人民币，而经过董国华对国产织机的改造，现在只需160万元就能全部搞定，这就为企业节约了大量资金，这和奖励他的一套67万元住房相比是一道很简单的算术题，你说该不该奖呢?
永做国企改革的带头人
我出生在苏州，从小父母双亡，为了生计，13岁那年，我就拎了一个小包裹，在三哥的带领下，来到了上海针织九厂前身——新陆针织厂当学徒工，小小年纪就体验了生活的艰辛。但我并不怕吃苦，做学徒时我在厂里从早到晚什么都抢着干，师傅师兄们看我勤快懂事，就将技艺悉数传授给我，从织造、染整、成衣、设备到纱支、面料辨析等我很快都熟练掌握了，于是在18岁我就当上了班长，后来又入了团、入了党。1977年，我被任命为针织九厂厂长。而真正让我能大展拳脚、为国家的内衣服装发展作出点贡献的原因，还在于我正好赶上了改革开放这样的好时代，从而能让自己不断开拓新思路，干出新成绩。而历年来，党和政府也为此授予了我全国纺织系统优秀企业家、上海市和全国劳动模范等光荣称号。有时我也在想，我一辈子就只干了一件事，那就是坚持把三枪企业做强、做大，而作为一个国企改革的带头人，那就应该自始至终把这件事做好、做到底。为此，1997年我就撰写了7万字的《三枪之路》著作，系统总结了三枪品牌的战略经验，吴邦国同志亲自为这本书题写了书名《呕心沥血铸三枪》。
2001年，在临近退休之际，我又干了一件事，那就是建设一个“三枪工业城”。那时的三枪集团虽是创税大户，但也是排污大户。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始终是我多年的一个心结。这时我就根据多方论证提出，可以在浦东康桥投资3亿元建设一个“三枪工业城”。当时一些朋友劝我：“已经快60岁的人了，项目搞好了留给别人，搞不好成千古恨。”我坦然笑道:“‘三枪’是我毕生奋斗的事业，不能把问题留给继任者。”就这样筹资金、讨政策，终于在国务院有关部门的支持下，两年后具有国内一流技术、一流设备、一流产品的现代化针织内衣企业“三枪工业城”终于投产运行，创造了年产针织面料1.8万吨、针织内衣5500万件、年新增销售收入6亿元的“三枪”产品效益规模历史新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