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屠杀史研究40年回眸
自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都发生了令人瞩目的巨大变化。作为一名史学工作者，我深深感受到，改革开放的春风给史学研究，特别是与现实生活较为贴近、逐渐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热点的南京大屠杀史研究，带来了勃勃生机。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1937年的南京大屠杀中，30万以上同胞惨死于侵华日军的屠刀之下。这本是一件必须花大量笔墨来书写的重大历史事件。但是，这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发生在属于国民党正面战场的南京保卫战之后，与南京保卫战有着诸多的关联；屠杀过程中出现的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系欧美人士所主持；事后又由国民党政权的军事法庭，对犯有南京大屠杀罪行的日本战犯进行审判。这些因素，使得南京大屠杀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同民国史的许多内容一样，在改革开放之前，成为我国历史研究中的一个“禁区”。要实事求是地研究南京大屠杀史，就免不了要对抗战中的国民党正面战场、欧美人士组织的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活动，以及中国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的审判，作出实事求是的肯定。
首先，就南京大屠杀的重要背景南京保卫战而言，这场中国方面投入了15万大军进行的保卫首都之战，曾经被说成是“一触即溃”“不战而逃”，甚至没有资格列进正面战场的重要战役之中。后来，经过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地研究作战档案资料，在大量搜集中日双方战史资料的基础上，我于2014年出版了《南京保卫战史》一书，向社会公布了这一战役的真相。中国军队在南京保卫战中，共牺牲了8名将军、12名团长以上指挥官；在汤山、淳化、紫金山、雨花台、光华门、中华门等处进行了英勇激烈的战斗；日本侵略军在他们的日记、战斗文书中，称攻击南京的战斗，是一场“殊死的”“惨烈的”“登陆以来最为激烈的”战斗，是一幅“地狱图”。事实证明，尽管国民党蒋介石在指挥部署上有严重失误，但中国军队在南京保卫战中表现出来的勇敢顽强、不怕牺牲、坚韧不拔的精神，是南京人民、中国人民的宝贵精神财富。同时，南京保卫战与震惊世界的南京大屠杀之间还存在着诸多的关联。南京保卫战不仅是南京大屠杀的重要历史背景，而且，这一战役的时空范畴还直接影响着南京大屠杀的时空范畴；被日军屠杀的放下武器的军人有八九万名之多，占到了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人数的四分之一；在草鞋峡集体屠杀中，被俘军人集体暴动的事实，也成为南京大屠杀中南京军民不畏强暴、英勇抗争的经典记录。如果我们把南京保卫战与南京大屠杀联系起来看，攻击南京的日军，他们打到哪里，就在哪里杀烧淫掠，以展示他们的“武威”，宣泄他们邪恶的报复心态，并藉以震慑中国人民的抵抗意志。显然，不突破以往认为国民党抗日就是“一溃千里”的看法，不揭开蒙在南京保卫战历史上的神秘面纱，就无法理性地揭示南京大屠杀若干基本的理念与事实。
其次，在今天被众口一词地肯定和赞扬的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救助工作，过去曾经遭遇过令人匪夷所思的误解和伤害。那些明明是在保护南京难民的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成员，都被不加分析地看成是“帝国主义分子”“法西斯分子”，是披着宗教、商人、教授外衣的帝国主义特务。当年的安全区，一度被描绘成“美国鬼子点名，日本鬼子执行”“日本鬼子在街上杀人杀得差不多了，就和美国鬼子勾结起来，到难民区来屠杀中国人民”。还有的文章称难民区“简直是一所出卖人肉的大黑店，美国鬼子便是黑店的主人”。对于这些强加在安全区国际委员会身上的污蔑不实之词，后来随着学者们对南京大屠杀和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历史的深入研究，实事求是地恢复了这些历史事件的本来面目。目前，学术界一致认为，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成员们，不仅没有和日军相勾结来迫害南京人民，相反，至少在三个方面为南京市民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这就是：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日军暴行的蔓延；使难民的生活得到了某些照顾和保障；并通过各种电文揭露了日本侵略军在南京的暴行。为了拯救苦难中的南京人民，他们白天黑夜地守护难民区，甚至不惜用自己的身体和用美国、德国的国旗来阻止日本侵略军的暴行。他们用日记式的家信，用新闻电讯稿和摄像机，用400多件事件报告，把日军在南京的暴行一条一条地记录下来，向日本官方提出抗议，公之于世，让国际社会都了解在南京究竟发生了什么。如今，拉贝、贝德士、马吉、菲奇、魏特琳、威尔逊等有代表性的国际友好人士，都获得了他们本应享有的历史地位。《拉贝日记》《拉贝传》和《魏特琳日记》《魏特琳传》已在中国热销，拉贝、魏特琳等人已成为家喻户晓的“中国的辛德勒”。刻有阴阳八卦图的拉贝墓碑与马吉当年使用的16毫米摄像机，都已经陈列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内。魏特琳铜像也已竖立在南京师范大学校园南山脚下。
再次，关于中国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的审判和惩处，它曾经使学术界十分纠结。国民政府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曾经对南京大屠杀要犯谷寿夫，刽子手向井敏明、野田毅和田中军吉进行了公开的审判，并判决他们死刑。此判决，给南京人民和中国人民留下了深刻的记忆。但是，由于以前对于国民党政权的旧法统是一概不予承认的，那些参加审判日本战犯的法官，也曾经由于相关的历史问题而长期受到不公正的待遇。档案馆里那些审判日本战犯的调查资料、审判文件，也束之高阁，不让查阅。改革开放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与南京市档案馆，为适应国际上与日本右翼势力斗争的需要，将全套审判档案予以开放，公开出版，大大推动了南京大屠杀史的研究工作。那些一度被封存的埋尸资料、市民呈文、法庭结文，均被完完整整地公之于世，成了揭露日本侵略者南京大屠杀罪行的铁证。学术界通过深入研究，认为中国军事法庭进行的南京审判，首次界定了南京大屠杀的规模。在对战犯谷寿夫的判决书中郑重判定：“我被俘军民遭日军用机枪集体射杀，并焚尸灭迹者，有单耀亭等十九万余人。此外零星屠杀，其尸体经慈善机关收埋者十五万余具。被害总数达三十万人以上。”这一法律判定，至今为各种研究南京大屠杀的权威著作所引用。同时，南京审判将南京大屠杀的要犯绳之以法，处以极刑，为30万死难者和一切遭受侵害的人们伸张了正义，为人类的和平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正由于以上几个方面，涉及到对国民党政权的抗战、审判和欧美人士活动的评价，在政治上和学术上突破了“左”的思想的束缚，因而使南京大屠杀史的研究，掀开了新的一页。
沐浴阳光创新局面
在改革开放的阳光沐浴下，由于在一些关键问题上，冲破了禁锢，打开了“禁区”，因而使得南京大屠杀史的研究，开创了一个崭新的局面。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南京大学历史系师生对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资料和幸存者进行了初步调查，编写了《日本帝国主义在南京的大屠杀》一书。该书原定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并已打出了清样，但后来由于种种原因，还是未能公开出版，只能以没有书号和出版社的“白皮”本印刷，作“内部交流”用。
到八十年代，在南京市人民政府组织下，成立了编史、建馆、立碑领导小组，首次为了南京大屠杀这个项目，把省、市有关高校，科研、文博单位，档案馆的专家学者集中在一起，经过数年努力，出版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稿》《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料》《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档案》，建立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和首批15座遇难同胞纪念碑。《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稿》17万字，篇幅不算长，但它却是符合学术专著规范的南京大屠杀史开山之作。
九十年代，由我主持的国家项目《南京大屠杀》得到批准，并顺利完成、出版，后又译成日文发行。这部著作的主要贡献在于：首次通过遇难同胞尸体的掩埋与处理，认定了30万同胞遇难的巨大规模；首次提出“屠杀与反抗同在，屈辱与光荣并存”的完整评价南京大屠杀事件的理念；首次明确了南京大屠杀的时空范畴，提出了把江宁、句容、溧水、江浦、六合等县纳入南京大屠杀地域的观点；同时，还理性地解读了南京大屠杀发生的原因。
21世纪初，一批致力于南京大屠杀研究的学者，经过10多年的辛勤努力和艰苦探索，编辑了72本《南京大屠杀史料集》和3卷本的《南京大屠杀全史》，在国内外史学界引起轰动，把南京大屠杀史的研究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南京大屠杀全史》站在新的高度，采用新的视角，对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进行了创新的诠释。与既往南京大屠杀史研究著作相比，它不仅是篇幅与内容的增加，而且是以全新的构架、全新的理念、更加完整的资料、更加宽广的视野完成的一部权威性精品力作。
改革开放后，一批南京大屠杀史的研究机构和学术团体，犹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大大推动了南京大屠杀史的研究。1995年，以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为实体，成立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会，研究会与纪念馆互相配合，步调一致，团结了一大批中外研究南京大屠杀史的专家学者，多次召开有关南京大屠杀史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并出版了《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与文献》系列丛书35册，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1998年，南京师范大学成立了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得到旅日华侨和日本友好人士热心资助和支持，设立了南京大屠杀研究基金，资助南京大屠杀调查与研究项目70多项；编辑出版了《南京大屠杀研究：历史与言说》一书，以全新的史料、独特的视角和多学科的方法，提出了许多令人耳目一新的观点。2006年，由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中共南京市委宣传部和南京大学共同努力建立了南京大学南京大屠杀史研究所，该研究所在2012年至2015年间先后出版了《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上、下册的初版及增订版。该书以西方群体和市民群体这两个全新的视角来研究南京大屠杀，不仅拓展了南京大屠杀研究的视野，而且也是对这一研究的进一步深化。2016年，成立了南京大屠杀史与国际和平研究院，下设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中心、抗日战争史研究中心、“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当代日本政治研究中心、和平学研究中心、国际和平学校等机构。研究院团结了一批国内外有名的南京大屠杀史与和平学研究专家，开展了卓有成效的课题招标研究，编纂了新型档案史料和历史图片图册《人类记忆：南京大屠杀实证》。《实证》的出版问世，进一步厘清了南京大屠杀的史实，还原了南京大屠杀历史的真相，成为击穿日本右翼势力否定南京大屠杀谎言的重量级武器。
事实证明，正是改革开放的春风，给了我们巨大的学术勇气，使我们能够冲破“禁区”，敢于坚持正确的判断，敢于纠正错误的理念，敢于正视新史料的挑战，一步一步地开创南京大屠杀史研究的新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