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于1935年12月出生于上海浦东的三林镇，从小在三林小学、三林中学读书，一直读到初三的下半学期，即1950年的下半年，当时我只有15岁。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当年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入朝参战。当时三林中学的老师动员在校学生参加军事干部学校，我报名后很快就被录取了。全校共有208位同学被录取，有的参加了川沙边防部队，有的被分配到海军或空军学校，有的被分配到了23军。我被分配到青年干部训练班学习了半年，学习的时间是从1950年10月至1951年3月，毕业后被分配到68师203团一营，当了一年多的文化教员。
1952年7月，我所在部队调到苏州，整编到23军69师206团一营。我们每天要坚持搞拉练集训，早晚行军，有时还要搞急行军。每次拉练要走50里，平均每小时走8里路。行军时每人身上要背被子、干粮袋，还有水壶、跑鞋、油布、罐头、手榴弹等，总重量约有20公斤。在苏州搞拉练集训，总共有一个半月。
1952年8月中旬，部队由苏州出发，乘无座位的铁皮列车，一直开到丹东市。我们部队在丹东市继续行军训练20多天，一直训练到9月6日，23军的大部队进入朝鲜。我们第一天就走了50里路，经过新义州，第二天天刚亮时到达宿营地。
吴水涛营长站在台阶上，他第一个问：赵富康来了没有？我听到后马上回答：我来啦。营长继续又问：你没有掉队啊？我说：没有掉队。营长又说：你赵富康没有掉队，我们全营不会有人掉队了。营长的此句话深深地触动了我，我赵富康非要争口气，跟上大部队，决不掉队。在以后20多天的行军途中，我没有掉过一次队。我们全营战士在整个行军途中，经受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难困苦和种种磨炼。我们双脚起泡，先挤血泡，再用几根鸟尾巴毛涂上酒精，第二天继续行军，过了几天我们的脚底生起了老茧。
部队到达宿营地后，遭到敌机的轰炸和扫射。准备抢渡清川江时，部队的首长在动员报告中说：“过了清川江就是胜利，要保证每个战士都能安全过江。”过江时，大家都是冒着敌机的轰炸和扫射，跑步快速通过新建的浮桥，为了保证大部队安全过江，即使身边有战士被炸死或炸伤了，也不能停下来。这是千里行军路上，令我非常难忘的事情。
我们好不容易过了清川江，在当天夜里又一口气跑了50多里路。部队在行军途中又遇到了下大雨。道路泥泞，很难走。战士们常常是走一步退一步。班长想了一个办法，用绳子拴在每个战士的腰上，我们互相拉着绳子跨步走，就这样缓慢地在雨中行军。到了宿营地，没有房子可遮挡风雨，我们把包裹放在地上，背靠背地坐着睡觉。如果天气晴好，可以三个人搭帐篷睡在一起。就这样我们又经过20多天紧张而劳累的行军，终于到达了目的地——元山桧涧洞，与20军换防。
10月，部队进入冬防，大家忙于上山砍木柴。10月上旬中旬，敌机时常从元山附近的航母上起飞，频繁轰炸我们的驻地。敌机往往是先扫射后扔炸弹的，我们部队损失很大，一连连部几乎所有的战士全部光荣牺牲。我刚调到二连，正在山上砍木柴，敌机就扔下了炸弹把树枝炸断，一根较大的树枝打在我的右臂上，我没有发现自己受伤，后来才知道骨折了。
我听到山下是一片混乱的喊叫声，知道肯定又有人负伤了，需要赶快派人去抢救。我快速冲下山后，看到副班长被敌机的机枪打中左大腿，我急忙将他拖到山脚下的水池边，替他包扎伤口。可惜由于他的股动脉流血太多，已无法抢救了。我将他抱在怀里，不断地安慰他。他对我说：“小文教（当时战友们对我的称呼），你要为我报仇。我口袋里的钱请你把它交党费。”说完这两句话就断气了。随后，我把他口袋里的钱交给连部文书，作为他的最后一次党费。等到天黑后，我与战友田德普为他擦了身，同时又用一丈二尺白布把他包了起来，然后用担架抬到山坡上，就地挖了坑把他安葬，之后我和田德普才离开。
60多年过去了，这些镜头依然常常浮上心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