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南京大屠杀史研究院院长张宪文教授
初冬，太阳东升，薄雾渐散。南京大学鼓楼校区，张宪文教授已早早来到17楼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推开自己办公室的门。熟悉他的人都知道，张老师有在办公室工作的习惯，而且来得很早。尽管已是84岁高龄，这位南京大学荣誉资深教授还担任着南京大屠杀史和国际和平研究院院长、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名誉主任、中国抗日战争研究协同创新中心主任。
早已从教学岗位退下来的他，依然在学术一线跋涉前行。从《中华民国史纲》《抗日战争的正面战场》《蒋介石全传》《中国抗日战争史（1931~1945）》《中华民国史》（四卷本），到《南京大屠杀史料集》（72卷）、《南京大屠杀全史》（全三册）、《中华民国专题史》（18卷），以及“日军细菌战海内外史料整理与研究”“抗日战争专题研究一百卷”和《南京大屠杀史》日文版、英文版、韩文版等，他为我国历史学领域开拓了一片又一片疆域，树立了一座又一座丰碑。
一
张宪文出生在泰山脚下的山东泰安。他1954年考取了南京大学历史系，从此与史学研究结下了终生不解之缘。
频繁的政治运动以及十年“文革”，使得张宪文前20年学术生涯难有作为。从1979年以来，张宪文一直致力于民国史研究这一方学术领域，坚守至今、心无旁骛。他的每一次前进，都会解开一个新的发现，推动一项新的重大课题研究。他深耕细作、开疆辟土，将40年前谁都不敢越雷池一步的学术禁区、荒芜之地打理得风生水起、生机盎然。
在编写《中华民国史纲》的进程中，张宪文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查阅了大量抗日战争的档案，感到正面战场许多战役虽然失败了，但是大批中国军人坚持抗战、流血牺牲，他们的事迹也是可歌可泣的，同样值得纪念。一些先前受贬的战役，中国军人以弱敌强，有的全军阵亡决不后退，有的牺牲军人遗体都来不及清理，在档案中都有真实记载。1984年，张宪文与陈谦平合著发表的《简论台儿庄战役》，是中国大陆最早研究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的论文之一，引起了上层的高度重视，北京的军事博物馆抗日战争展陈也被要求增加了抗战正面战场的内容，卢沟桥抗战纪念馆也开始筹建。军事博物馆领导和专家还与张宪文探讨展陈的修改方案，方案全面反映了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摆正了两个战场互相支持和互相依存的关系。这一系列实事求是的做法，对《中华民国史纲》抗战部分的编写起到了重要的参考作用，同时在《史纲》完成后，他们又迅速投入抗战正面战场历史的研究。1987年6月，在纪念抗战全面爆发50周年前夕，《抗日战争的正面战场》一书面世。他还承担第七个社科规划项目，带领一批年轻学者完成了《中国抗日战争史（1931~1945）》的编撰，提出了14年抗战的历史概念，开始全面研究中国抗日战争的历史。
在此前后，南京大屠杀的历史引起了越来越广泛的重视。由于种种原因，南京大屠杀此前很少受到学界关注。上世纪80年代初，日本右翼势力在教科书中极力歪曲中日战争史实，否认日军南京大屠杀，从而引发了中国国内极大的关注。大屠杀幸存者举行一系列会议控诉日军暴行，1985年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破土动工，张宪文应邀参加了开工仪式。
二
2000年，张宪文教授接手了社科院中日历史研究中心的南京大屠杀史料搜集整理工作这一任务。当时，经费是一个大问题。多方联络、寻求支持，可以说是一波三折颇不顺利。有的回复表示经费困难爱莫能助，有的石沉大海杳无音讯。张宪文索性自报家门直接写信给省领导，省里后来回复表示支持称：“支持南京大屠杀史研究这个项目，比支持写一部小说更重要。”
张宪文迅速派出学者团队赴海外收集史料，至2006年，他主编的《南京大屠杀史料集》28卷先期出版，在海内外引起强烈反响。之后他又多次派人在国内外收集资料，2010年先后编辑出版了全部72卷，总计4000万字。《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编辑出版整整10年，组织了100多位学者，先后赴日、美、英、德、法、意、俄、西班牙等国家以及我国台湾地区的档案馆、图书馆、私人收藏机构等收集资料，整理、翻译。
资料集汇编了世界上关于南京大屠杀目前能够收集到的绝大部分史料，既有我国档案馆保存的战役详报、战后清点损失的记录、大屠杀幸存者证言，也有日本军方的档案、军官的日记，更多的是第三方国家的外交部文件、外交官报告，在南京外籍人士的文字、影像记录，外国记者、媒体的新闻报道等。收集过程也有不少波折，在日本有些地方甚至遇到重重阻力。这个史料集的出版，引起了世界范围的高度关注。日本外务省派员对张宪文进行采访，随后在官方网站上承认：不能否定日军进入南京后，对城内非战斗人员进行的杀害和掠夺行为。
一万次的声讨，抵不上一个证据的发掘。这套《南京大屠杀史料集》，是日本军国主义战争罪行的铁证，是当今中华民国史研究领域标志性的成果。张宪文说，《南京大屠杀史料集》是一项重大的政治工程、学术工程，这4000万字的第一手原始资料是日本侵略者制造南京大屠杀的铁证，有力回击了日本右翼势力企图否定南京大屠杀的种种谬论，维护了人类的尊严和人道主义精神，也为南京大屠杀史研究提供了丰富可靠的材料。随后，学术团队在掌握丰富史料的基础上，更进一步撰写出版了《南京大屠杀全史》（全三册，约110万字），这既是南京大屠杀研究的代表性著作，也是日本侵华史研究的重大突破。张宪文说：“我们的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从过去材料很少，研究人员很少，几十年来慢慢地发展到今天。这部史料集的出版，可以说是铁证如山。这些原始的历史材料充分说明南京大屠杀是板上钉钉的事，日本曾经在中国南京犯下的滔天罪行不容否认。”
南京大屠杀的研究还在继续。几十年来，南京大屠杀研究范式实现了从求证到求实的转变，研究视角实现了从单一到多元的转变，研究方法和观点不断创新。2014年2月的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决定，将每年的12月13日设立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使得对南京大屠杀遇难者的纪念上升为国家层面。2015年10月9日，中国申报的南京大屠杀档案成功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记忆名录”项目名单，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记忆从一个城市、一个国家上升为全人类的记忆。
纵观张宪文教授的学术生涯，严谨且洞察敏锐，坚守并开拓创新，展现了历史学家卓越智慧和领导才能。他以卓有成效的“大师+团队”的模式，开展“大兵团作战”，体现了他对历史学术研究的大视野、大格局。他常说，历史学者要像“冷血动物”，要时刻保持客观冷静，才能作出好的研究，不能把情绪带到研究中，要用历史的语言，用事实和证据说话。历史学的任务就是把不清楚的历史问题弄清楚。历史学者不能躲在书斋里两耳不闻窗外事，要担当历史责任，关注人民关注的、时代关注的，要有服务人民、服务国家发展战略的情怀。
三
在采访临近结束时，笔者问：关于南京大屠杀研究，还有哪些工作要做？
张宪文说：南京大屠杀研究，我们取得了显著的成果，但做得还不够，还有许多工作要做。首先，必须向宽广领域发展。研究日本侵华和南京大屠杀，面对的是当代日本，我们必须深刻了解日本的政治、日本的政党和日本的政治人物。只有深刻地了解当代日本，才有助于解决中日历史问题的症结。其次，必须与国际学术研究接轨，让世界各国民众了解南京大屠杀。时至今日，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著述，在美国影响较大的只有两本，一本是美籍华裔作家、历史学家张纯如的《南京浩劫》，另一本是美国华裔、麻省理工学院教授郑洪写的《南京不哭》。在欧洲则没有。我们应该积极强化在国际上关于南京大屠杀研究的话语权，提升我们在南京大屠杀研究方面的国际影响力。
张宪文认为：南京大屠杀研究要继续拓展研究领域，要加强“慰安妇”问题的研究。随着国内慰安妇制度受害者人数越来越少，这项研究显得非常迫切。那么多慰安妇制度受害者，不仅中国、韩国有，包括亚太地区其他国家也有，我们不能忘记她们。希望更多年轻的学者，特别是女性学者投入这方面研究。我们还要拓展日军细菌战研究。最近，我们正在做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日军细菌战海内外史料整理与研究”。我在看材料的过程中，感觉到细菌战比南京大屠杀还要残忍。细菌战虽然没有大规模地杀害中国军民，但是残酷性和危害性非常大，其后遗症到现在还存在。关于日军细菌战的研究远远跟不上国家需求，它的特色是以历史学、医学、政治学、国际法、社会学多学科交叉融合的视角开展研究。我们要在原有的基础上，集中精力再完成两三个有震撼力的研究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