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四军成立之初的“瑞金事件”及其解决

全面抗战爆发后，以第二次国共合作为中心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建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留在南方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而新四军组建伊始，国民党方面就在江西挑起了破坏统一战线的“瑞金事件”，只是由于我方沉着冷静对待，才没有造成严重后果。

1938年1月15日，中共闽粤赣省委派谭震林去赣南向中共中央东南分局汇报工作。谭震林时任闽粤赣省委军事部长、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他率领随员7人，从永定出发，乘汽车经过龙岩、长汀，于当日下午到达瑞金县城，入住瑞金河背街的新四军驻瑞金办事处。行前，谭震林遵照闽粤赣省委指示，写了一份关于坚持闽西南三年游击战争的经过，以及抗日战争新形势下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情况的报告。这份报告概述了闽西南游击区经过三年艰苦奋斗，以上杭、永定、龙岩为中心，建立了8个县委、五六十个区委、400多个支部，有3000多名党员、4000多名地方武装人员。谭震林在报告的结尾附言：“我这报告只写了一个大纲，详细情况由我口头报告。如果需要的话，以后我再分开一个一个的问题缓缓来写，如在我谈话的时候，最好备一张较详细的福建地图，以便对工作地区有充分的了解。”

谭震林到瑞金后，即叫张开荆通知瑞金党组织负责人和汀瑞边游击队领导同志到办事处开会。汀瑞边游击区位于老中央苏区的福建省的长汀和江西省的瑞金边界，以武夷山脉横断其间，山高林密，地形险要，群众基础好，有利于开展游击战争。这个游击区的范围包括江西省瑞金县的大部,会昌、于都和石城县的一部，福建省长汀县的古城和四都乡；汀瑞游击队主要有三支，即瑞金游击队、武阳游击队与桃古游击队。它们主要活动在瑞金县的大柏地、罗汉岩、观音岽、武阳、白竹寨和长汀县的猪子岽、丝毛坪、上下温地一带，在敌我力量对比悬殊和强敌分割、严密封锁下，游击战争非常艰苦曲折。自从1935年2月以后，汀瑞边游击队与中共中央分局失去了联系，与党中央更无法接通关系，一直独自为战，保存力量。直至1937年8月，瑞金游击队在三箭脑打了一辆国民党福建省汀州专员的汽车，国民党大做文章，一面向项英陈毅张鼎丞“告状”，一面登报诽谤游击队破坏抗日。这样，我上级党才获悉汀瑞边还有红军游击队在活动，遂派人前去联系。项英派陈丕显去向游击队领导人钟民、胡荣佳、刘国兴、张开荆、彭胜标等，传达中央指示，并同瑞金县县长进行合作抗日谈判。10月间，根据闽粤赣省委指示，成立了中共汀瑞中心县委，张悌任书记，钟民任副书记，并在河背街设立了新四军驻瑞金办事处。不久，汀瑞边游击队正式定名为汀瑞边抗日游击支队，钟民任支队长，胡荣佳任党代表，彭胜标任副支队长，周桂生任参谋长。

谭震林到达瑞金的当晚，就在办事处召开会议。除杨洪才等留守在游击队驻地掌握部队外，钟民、胡荣佳、张悌、张开荆等主要领导都参加了会议。谭震林向大家传达了中共中央指示，说明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的重要意义，要求部队做好北上抗日的准备。汀瑞中心县委和游击队负责人汇报了游击队的情况，研究部队整训、转移，以及地方党的工作。会议开到晚上11点多钟。不料，就在当天晚上，发生了“瑞金事件”。国民党军黄镇中部从办事处的后门冲了进来，进行突然袭击。黄镇中曾是红军的一个连级干部，叛变革命，投降了国民党，充当了保安团头目，后被国民党特务头子康泽收编为“别动队”。抗日战争爆发后，他被国民党当局封为“独立33旅旅长”。他得知谭震林到达瑞金的消息后，立即派一个营的部队，包围了新四军驻瑞金办事处，将谭震林等与会人员全部扣留，并开枪打死办事处负责人肖忠全。他们借口“这么多人开会，事先不通知，图谋不轨”，阴谋先把红军游击队负责人扣留，然后消灭红军游击队。与此同时，黄镇中还派兵袭击游击队驻地。由于地下党组织和交通员及时地将“瑞金事件”消息告知了游击队，游击队撤离了原驻地，占据有利地形，准备痛击敌人。黄部不敢贸然进犯，游击队也趁夜转移别处。

面对突如其来的紧张状态，谭震林镇定自若，沉着应对。为制止事态扩大，避免流血冲突，谭震林严肃地对在场的红军游击队干部、战士和冲进来的敌兵说：“同志们，同胞们，我们不能打内战！党中央、毛主席有明确指示，所有中国人和抗日同胞，在这个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关头，都要联合起来，团结对敌，把日本帝国主义打倒！要消灭一切汉奸卖国贼！”他又向敌兵反复宣传“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道理。当时，红军游击队的干部、战士都很气愤，有的拔出枪来，准备开枪自卫。游击队支队长钟民立即警觉起来，一边拦住他的两个准备开枪的警卫员，一边说：“这是敌人的阴谋，不要开枪，不要中计上当！”由于谭震林、钟民顾全大局，忍耐克制，没有使事态扩大。

但是，敌人蓄意挑起事端，不肯就此罢休。他们对游击队的干部、战士逐个搜身检查，把枪支、弹药、钱物收缴登记，扬言“暂时收留起来，什么时候解决问题，什么时候归还”。谭震林、张开荆、钟民和游击队的其他干部、战士，被非法扣留在办事处的不同房间里。

第二天，温仰春（曾任新四军秘书长）及从延安派回南方的长征干部邓振询、李坚真、李桂英四人，从南昌新四军军部携带新四军第二支队的番号、关防、军费、委任状等，乘坐插着新四军旗帜的汽车前往龙岩。在途经瑞金时，也被黄镇中部拦截，共有新四军干部指战员40多人被扣留在旅馆里面。他们与别动队交涉，指出他们这样做是破坏国共两党已经达成的协议，必须负起延误新四军集中开赴前线抗日的严重责任，并出示公文证件，要求释放谭震林和所有被押人员。

“瑞金事件”发生时，项英正在江西赣州。他亲自向国民党赣州专员马葆珩交涉，并给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发出急电，抗议独立33旅黄镇中部破坏国共合作协议，要求立即释放被扣留的全体人员，发还饷物。新四军驻池江办事处和驻龙岩办事处也向国民党瑞金当局提出强烈抗议。被关押的谭震林与国民党瑞金当局交涉，通过电台向南昌新四军军部报告。新四军军部接到谭震林的电报后，再次与国民党江西省当局交涉。迫于形势和社会舆论的压力，国民党瑞金县县长也主张和平解决。最后由国民党江西省保安司令部发电报给瑞金当局，下令释放被扣留人员。

1月19日，国民党瑞金当局终于释放了谭震林、温仰春、邓振询、李坚真以及随从人员，归还了电台、枪支、弹药、钱物和印信符号。对汀瑞游击队的干部、战士，除张开荆先被释放外，也陆续释放。钟民和胡荣佳被解到南昌后，关押在江西省保安处看守所。他们打听到新四军军部和新四军驻赣办事处设在三眼井，便写信到三眼井新四军军部和驻赣办事处，要求回到新四军。办事处接信后，立即派负责人到看守所看望和安慰，并积极与国民党江西省当局交涉。至3月底，国民党方面才把他们送到新四军军部。

敌人先放张开荆，也是一个阴谋。黄镇中派了独立33旅一个营长找张开荆谈话，提出要和张开荆“结拜兄弟”，要张开荆回游击队驻地去，把山上的红军游击队带下山来，到瑞金县城实行整编，实际上就是图谋将汀瑞游击队编入黄镇中的部队。为了挽救红军游击队，并把“瑞金事件”的情况通报给游击队其他领导人，将游击队迅速转移到安全地带，张开荆打算运用灵活机动的斗争策略，将计就计，并向谭震林作了汇报，得到了谭震林的同意。谭震林指示张开荆在与对方营长“拜把子”以后，“迅即返回游击队去。归队以后，要先向游击队领导人把情况说清楚，然后向全体人员进行动员，做好出发准备，力争在归队后第二天晚上，就率领全部游击队离开原地，转移到龙岩整编。”谭震林还交代张开荆：“你告诉大家，这些话是我说的。”计议妥当以后，张开荆与对方营长搞了个“喝鸡血酒”“结拜兄弟”的仪式。果然，五天以后，张开荆先被放了出来。张开荆归队以后，向游击队其他领导人说明在瑞金被扣押的情况，传达了谭震林的指示，火速进行动员准备，率领游击队干部、战士脱离险境，保证了部队的安全。根据项英指示，汀瑞边游击队先向安远转移，然后到大余池江集中。黄镇中得悉后，又派兵阻拦。为避免正面冲突，保存抗日力量，经东南分局和新四军军部研究，汀瑞边游击队360余人于2月上旬改向龙岩白土集中，编入由张鼎丞任司令员、谭震林任副司令员的新四军第二支队。3月上旬，他们从白土出发，徒步经龙岩、长汀、古城、瑞金、于都，到达赣州，尔后乘船到樟树，改乘火车至玉山，再步行经浙江常山、开化，抵达安徽岩寺，走上抗日最前线。

由于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和新四军军部的努力、谭震林等的沉着应对、社会各界的支持，瑞金事件得到了解决。在以后的抗日斗争中，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新四军坚持党的领导，广泛发动群众，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在对敌斗争中不断得到发展与壮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