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死大营救

1933年10月2日，叶飞、詹如柏、施霖、郭秀山等七位闽东地区领导人在福安和霞浦交界的松罗南溪村交通站施脓禄家开会时，不幸被附近王家濑村谢阿住带领的大刀会抓住，当晚暂押离霞浦柘头村六里地的郑家村油坊，准备第二天送柘头，听候上级柘头村大刀会头子谢玉针的处置。因此营救这些革命领导人的任务就落在柘头村红带队谢奶旺等人的肩上。

霞浦县柘头村在红带总队队长邓树康和谢老四、刘其吹等人的宣传发动下，于1933年8月16日秘密建立红带队，6位成员中，谢奶旺任负责人，谢良楠管粮食，谢家驹管肃反，谢阿大管文化，谢易从管训练，谢阿佃管交通，并由福安金山村人刘其吹担任联络工作，办公地点设在谢阿佃房屋内。而柘头村的大刀会组织规模大，人数多，就连福安王家濑村一带也归其管辖。双方力量悬殊，武力营救是不可能的。为了在敌人还未弄清7位“陌生人”的来历和真实身份、押送霞浦之前，中共霞浦支部的许旺、刘招道专门就营救闽东革命领导人连夜召集邓树康、谢老四、谢易木（交通员）、刘其吹、谢奶旺、谢良楠、谢家驹等人在离郑家村油坊两公里的山里岭村开会。会后，根据许旺的建议，谢奶旺等6位红带队员利用与谢玉针是族亲、同村的邻居关系，被捕者身份没有暴露等有利条件，联合南溪村施脓禄等，将生死置之度外，齐心协力展开营救。

因查无7位“陌生人”的“共匪”实据和迫于柘头村谢奶旺、南溪村施脓禄等人的压力，谢玉针最后只好答应施脓禄等南溪村九家的担保，但向谢奶旺开出条件：“一是南溪人一定要交500块大洋；二是叫你的表兄邓树康红带队的人给我堂弟谢阿住一头大耕牛和辛苦钱；三是以后邓树康与我谢玉针井水不犯河水，他走他的阳光道，我走我的独木桥；四是不要让我们村上的人参加邓树康的红带队。如果不答应，别怪我不领情。”

谢奶旺与大家一起商议决定，只要谢玉针肯放人，什么条件都答应。于是柘头村红带队的几位队员分头行动，有的找邓树康汇报情况，有的找耕牛，有的去筹钱，有的去南溪村通知施脓禄……

当施脓禄把柘头村的情况告诉南溪人后，南溪村的刘学清、刘奶连、刘新贵等人，加上施脓禄共九户人家，冒着受株连的危险具结联保。他们分头想方设法筹措100块大洋，施霖老母亲卖田得款120块，福安中心县委拿出买枪经费250块，凑足500块大洋，用小红布袋装好，第二天上午送到谢玉针和谢阿住面前。谢玉针打开袋子一看，果然有500块大洋，放心交给谢阿住。随后谢奶旺、谢阿大、谢家驹、谢良楠、谢易从、谢阿佃等人牵着一头大耕牛，带着300块大洋和田契，并带着邓树康的口信，也赶到了郑家村油坊，交给谢玉针、谢阿住等匪徒。见这么多人来求情，谢玉针觉得很了不起，便威风十足地摆着臭架子对在场的人说：“今天这事我是看在大家的面上，放那几个人一码，如果事后查出他们是共产党的话，你们这些担保人就不要怪我了，怎么处置全由我们说了算。”他边说边举手示意手下：“把他们放回去吧。”

叶飞、詹如柏、施霖、郭秀山等人脱险了。

然而，事后第五天，福安的大刀会获悉他们放走的是福安共产党的领导人，气急败坏地将南溪村的施脓禄、刘新贵、刘学清、刘奶连等九家人全部抓到福安投入监狱，并对施脓禄采用最残暴的磔刑。得到这消息，谢玉针脸色苍白，凶相毕露，马上找到几个帮凶，到处搜查那天参与说情的谢奶旺等人的同时，放火烧掉了谢奶旺、谢阿佃房屋。首先被敌人抓住的是谢奶旺、谢易从，他们两人没来得及辩解就被枪杀；敌人在山上找到正在劳动的谢良楠，剥光他的衣服，用刀活活将他砍死；谢家驹是在家门口被捕的，南山后大刀会小头目邓树象把他捆绑在大树底下，向他连开三枪，因枪膛里没子弹，邓树象气急败坏冲上前去，将其刺死。谢阿佃被捕后，也被他们用同样凶残的手段杀害。红带队6位成员5位惨死，只有谢阿大闻讯逃到石屯厝的岩石洞里躲藏才幸免于难。

但无论敌人如何凶残，革命烈火是扑不灭的。在同年11月的一个夜晚，叶飞、詹如柏、施霖、许旺、刘招道、董长铃、邓树康、谢老四、谢阿大等人在山里岭村召开关于“缅怀先烈，大力发展红带队，迎接闽东革命高潮到来”的会议后，在邓树康、谢老四、谢阿大等人的宣传发动下，又有一批进步青年加入柘头村红带队组织，前仆后继与敌人进行殊死斗争。

谢奶旺、谢良楠、谢家驹、谢易从、谢阿佃等5位柘头村红带队成员，为营救闽东革命领导人，不惜倾家荡产，视死如归，以命换命，这种生死大营救感天动地！烈士不朽，精神永存。解放后，柘头村民还深深地怀念这5位为营救闽东领导人而牺牲的烈士，在曾经关押他们的郑家村油坊屋后石崖上，刻上题为《永念》的诗一首：“秘密成立红带队，革命斗争不畏敌。冒死营救领导人，惨遭烧杀不留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