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务必”与“进京赶考”

　　70年前，1949年的3月，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有两个重要事件都发生在河北平山县中部的一个小村庄——西柏坡村。西柏坡位于太行山东麓，滹沱河北岸的柏坡岭下。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在这里召开，毛泽东主席在会上作报告，其中提出了十分著名的“两个务必”。会议结束后，毛泽东等率领中共中央迁往北平，“进京赶考”也是从这里出发的。

一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国民党集团为维持其在中国的一党专政统治，于1946年6月，以围攻中原解放区为起点,发动了全面内战。在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受挫的情况下，从1947年3月开始，国民党军队改为对山东、陕北两个解放区实施重点进攻。在陕北国民党投入25万人的兵力，对中共中央机关和人民解放军总部所在地延安发动突然袭击。陕北的人民军队仅两万多人，数量只有敌军的十分之一。他们顽强地坚持了6天的阻击战，掩护中央机关和人民群众于3月18日安全撤离延安。此后，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刘少奇和朱德，以及董必武等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前往华北进行中共中央委托的工作。中央书记处的其他书记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领的中共中央机关和人民解放军总部坚持继续留在陕北与敌周旋，指挥全国各战场的作战。在转战陕北一年以后，毛、周、任率部东渡黄河，于1948年5月进驻西柏坡，与1947年5月先期进驻的中央工委会合。自此，这个原本毫不起眼、默默无闻的小山村成了中共中央所在地，周恩来称之为“毛主席和党中央进入北平，解放全中国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

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是制定夺取全国胜利和胜利后各项方针政策的极其重要的会议。之前，仅仅不到四个月的时间里，中共中央先后召开了两次政治局会议。

中共中央于1948年9月8日至13日在西柏坡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是中央从延安撤离后召开的第一次政治局会议，也是抗战胜利以来出席人数最多的一次会议，到会的有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董必武，以及华北、华中、中原、西北的党政军负责人。会议主要是根据解放战争转入总反攻的新形势，明确了我军的战略任务：由游击战过渡到正规战争，建设五百万人民解放军，歼灭国民党正规军五百个旅(师)左右，五年左右(从1946年7月算起)，根本上打倒国民党的反动统治。

毛泽东主持会议并就国际形势、战略方针与任务、财经统一、训练干部、加强纪律性等八个问题作了报告。会议做出了关于执行请示报告制度的决议，指出要用最大的努力克服无纪律状态和无政府状态，克服地方主义和游击主义。会议提出要加强城市和工业的管理工作，使党的工作重心逐步由乡村转到城市。必须迅速有计划地训练大批管理各项工作的干部。

1949年1月6日至8日，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政治局会议，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目前形势和党在一九四九年的任务》的决议。决议指出：在平津、淮海、太原、大同诸战役以后，国民党政权基本上被我们打倒了。强调“我们决不要使胜利冲昏自己的头脑”，重申“必须将革命进行到底,而不容许半途而废”的坚定立场。毛泽东在讲到经济发展时，提醒“必须谨慎不能急于求社会主义化……高级干部要懂得全国打开，事情方开始，那时会感觉比打仗还难。”会议决议第十七条明确提出：“北平解放后，必须召集第七届第二次中央全体会议，以便确定组建新中国的有关事项。”

这两次政治局会议为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成功召开奠定了基础。

二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三大战役胜利结束。又经过一段时间的精心准备，3月5日下午，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在西柏坡的中央机关食堂开幕。会场正面挂着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的画像，两边是以镰刀锤子为标志，上有“中国共产党”字样的红旗。前边摆着几排条桌。会场布置得庄严而又简朴。

出席会议的有中共中央委员34人、候补中央委员19人、列席者11人。主席团由七届一中全会选举出的中央书记处书记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组成。

全会听取了毛泽东的报告。此后，由中央各部门和地区负责人汇报工作。毛泽东在报告中指出，在三大战役以后，国民党军队的主力已被消灭。在全国胜利的局面下，党的工作重点必须由乡村移到城市，城市工作必须以生产建设为中心，其他的工作都是围绕着这一中心并为这一中心工作服务的。报告中规定了全国胜利以后，党在政治、经济、外交方面应当采取的正确政策；指出了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总的任务、发展方向和主要途径。他强调“我们如果在生产工作上无知，不能很快学会生产工作，不能使生产事业尽可能迅速地恢复和发展，获得确实的成绩，首先使工人生活有所改善，并使一般人民生活有所改善，那我们就不能维持政权，我们就会站不住脚，我们就会要失败”。

毛泽东告诫全党：“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

毛泽东进一步指出：“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如果这一步也值得骄傲，那是比较渺小的，更值得骄傲的还在后头……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全会根据毛泽东的报告通过了相应的决议。全会还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做出了如下规定：禁止给党的领导者祝寿，不送礼，少敬酒，少鼓掌，不准用党的领导者的名字作地名、街道名和企业的名字，不要把中央领导同志与马恩列斯平列，制止歌功颂德现象。

3月13日，七届二中全会闭幕时，毛泽东作了会议总结。

三

打铁必须自身硬，在向全党同志倡导“两个务必”的同时，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领导率先垂范，以身作则。在布置全会会场时，毛泽东指示工作人员不要把他和朱德的画像与马恩列斯画像并列悬挂。他在给七届二中全会作总结时解释说：现在应当在全中国全世界很好地宣传马恩列斯关于唯物主义、关于党和国家的学说，宣传他们的政治经济学等等，而不要把毛与马恩列斯并列起来……我们请他们来不是做陪客的，而是做先生的，我们做学生。

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历来十分谨慎。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进驻西柏坡不久，1948年8月，华北大学成立，8月13日，华北大学校长吴玉章致电周恩来，表示想在华北大学成立典礼上提出“主要的是学习毛泽东主义”“把毛泽东思想改成毛泽东主义”。毛泽东于8月15日即复电吴玉章，明确表示：“现在没有什么毛泽东主义，因此不能说毛泽东主义，不是什么‘主要的是学习毛泽东主义’，而是必须号召学生们学习马恩列斯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经验。另外，有些同志在刊物上将我的名字和马恩列斯并列，说成什么‘马恩列斯毛’也是错误的。你的说法和这后一种说法都是不合实际的，有害无益的，必须坚决反对这样说。”

1947年5月，随中央工委入驻西柏坡的还有以冯文彬为书记的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9月15日至20日，中央青委在西柏坡召开了“全国解放区的青年工作代表会议”，着重研究重新建立青年团的工作。由于战争的影响，东北解放区没有代表出席这次青年工作会议。会后，中央青委派专人前往东北，协助东北解放区试建青年团。1948年，东北的一些城市相继成立了“毛泽东青年团”。东北局在给中央的《关于东北解放区青年工作会议情况的报告》中提及此事。9月初，毛泽东看了这个报告，即在上面批示：“刘朱周任：请告东北局：不用‘毛泽东青年团’名称，一律称为新民主主义青年团。”

毛泽东对青年工作一贯十分重视，在他主持召开的九月会议上讨论了将于1949年上半年召开全国青年代表大会，成立全国青年联合会，正式建立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问题。会后中央青委组织起草了相关的文件。毛泽东审阅这些文件时发觉多处使用了“毛泽东思想”这一提法，感到不妥，于1948年11月29日，在给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彭真的信中又特意提出：“青年团文件中‘毛泽东思想’改为‘马列主义’一点，请会商决定。”

1948年12月下旬，毛泽东审阅《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立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决议（草案）》时，将其中提到“毛泽东思想”的地方都作了修改。1949年1月3日，《人民日报》上刊登了经过毛泽东修改的决议。

在指挥三大战役的日子里，毛泽东的谦虚谨慎，还表现在十分注意听取和集中中央书记处其他同志的意见，听取吸收下面同志尤其是前线同志的意见。毛泽东为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起草了大量的电文。只要时间来得及，电文起草后，毛泽东总是先送给其他领导同志阅后再送电台拍发。有时候前方等着回复，毛泽东就在他起草的电文上批注“发后送朱、刘、周、任阅”。毛泽东在电文中还经常使用如下语句：“究竟如何？望斟酌告知”，“以上意见妥否望复”，“对该电内容哪些可实行，哪些不能实行，表示你们的具体意见”，“你们另有何种更有效的方法盼告”，等等，以与前方的指挥员商讨战策。通过集思广益、博采众长，使决策愈加符合实际，愈加科学可行，把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的智慧运用得淋漓尽致。西柏坡纪念馆陈列的一份份手写的电文稿绝大多数是大家熟悉的“毛体”字迹，从战略到战术无不涉及。根据《毛泽东军事年谱》记载，三大战役期间，从西柏坡发往前线的电报多达408份。这里面蕴含着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多少的心血。

四

“两个务必”与“进京赶考”紧密相连。

西柏坡毛泽东旧居内的日历，定格在1949年的3月23日。那一天，经过毛泽东修改的七届二中全会的新闻公报，由新华社向全国发表。同日，毛泽东和战友们正式告别西柏坡，向北平进发。

进城前夕，毛泽东专门把大院里的工作人员和警卫战士召集起来，语重心长地说：“同志们，我们就要进北平了，我们进北平可不是李自成进北平，他进北平就腐化了，我们共产党人进北平是要建设社会主义，一直到共产主义，要教育干部战士，不要中了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攻击。”

临出发前，毛泽东和周恩来之间有一段十分简短但含义深刻的对话。

周恩来：“多休息一会儿好，长途行军，坐车也是很累的。”

毛泽东：“今天是进京的日子，不睡觉也高兴啊。今天是进京‘赶考’嘛，进京‘赶考’去，精神不好怎么行呀？”

周恩来：“我们应当能考及格，不要退回来。”

毛泽东：“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

“两个务必”需要认认真真地践行。70年过去了，我们党领导中国人民艰苦奋斗，在各方面取得了重大的成就。然而，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党面临的‘赶考’远未结束。”“两个务必”实践得如何，是个严肃的考题。考试成绩如何？人民是阅卷者，历史自有公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