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火中的新四军英烈
抗日战争时期，新四军伤亡8.2万余人。他们绝大多数牺牲在抗日反顽的战场上，或被捕、被俘后牺牲在日伪顽的监狱和刑场上。他们为了祖国独立、民族解放，被俘不降，临死不屈，慷慨就义，献出了人生最灿烂的青春，献出了最宝贵的生命。其中，许多人未能留下生平事迹，甚至没有留下姓名。他们没有分享到抗战胜利的喜悦，更没有享受到新中国成立后和平幸福的生活。然而，他们为共产主义信仰的献身精神、宁死不屈慷慨赴死的民族气节、舍生忘死为祖国英勇奋战的高尚情怀，值得我们传承和弘扬。
坚贞不屈的浩然正气
新四军叶挺军长在皖南事变中被扣，被囚禁长达五年余，蒋介石及其亲信千方百计要他改换门庭，他不为威胁利诱所动，宁把牢底坐穿，也决不“从狗的洞子里爬出”。一曲《囚歌》昭示伟人心迹。
新四军第6师第16旅第47团团长、苏南第五行政区督察专员公署专员兼句容县县长巫恒通，1941年9月6日作战中负伤被日军俘获。日伪为利用他的社会名望，软硬兼施，逼他事敌。他以拒医绝食而亡对之。
在皖南事变中牺牲的钟昌基，生前为新四军司令部秘书，国民党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令其秘书钟其伟以宗亲关系，三次登门策反钟昌基。钟昌基是中共党员，他以诗回答来者：“闻君三降驾，道是故旧人。本是同根生，何恨志不同。”以道不同不与为谋而加以拒绝，钟昌基在皖南事变中牺牲。
1941年9月27日被国民党顽固派杀害的柳流，生前是新四军第2支队服务团女团员，在执行任务途中，被国民党顽固派逮捕。为诱使她变节，先是设宴款待，只要她说出共产党地方干部名单，就可释放。柳流从被捕的一刻起，已作好为抗日献身的准备，对顽固派的这一伎俩毫不为动。顽固派见软的一手不行，又采取硬的一手，将柳流绑在柱子上，手枪顶着她的脑门威胁她脱离共产党，脱离新四军。柳流斩钉截铁地回答：“要我背叛共产党，背叛新四军，那是你们做梦。”顽固派最后用残忍的手段杀害了这位22岁的姑娘。
1942年6月16日赤石暴动前夕被国民党杀害的王铁夫，生前是新四军第2支队副官，皖南事变中被俘，在监狱中遭受残酷折磨，多次用刑后，他对难友说：“杀头不要紧，决不出卖政治灵魂。”
视死如归的英勇气概
新四军教导总队文化教员杨瑞年在皖南事变中被俘，1942年6月17日赤石暴动后，国民党迁怒于尚在押的新四军将士，于6月19日在虎山庙实施大屠杀，杨瑞年等在走向刑场时，领唱《国际歌》，又领着大家高呼口号“打倒国民党顽固派”“中国共产党万岁”从容就义。
中共丰城中心县委书记吴大可，因叛徒出卖于1941年2月16日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关入马家洲集中营，遭受酷刑折磨。他在诗中写道：“皮肉给他吧，骨头是我的，就是骨头碎了，也会有强烈的一声爆响！”他对难友们说：“怯懦就是死亡，玉碎或瓦全，就是总的测验，没有掩饰，全要兑现。”他在临刑前从容不迫，三呼“共产党万岁”。
中共鄂西特委书记何功伟，因叛徒出卖于1941年1月20日被国民党逮捕。在狱中，他严辞拒绝国民党许诺的高官厚禄或出国留学等“自首”条件，挫败了特务们“劝降”伎俩和“感化”阴谋。经受酷刑折磨后，他在《狱中歌声》中唱道：“我热血似潮水的奔腾，心志似铁石的坚贞。我只要一息尚存，誓为保卫真理而抗争……”特务们多次动员何功伟父亲到狱中劝降，他给父母的信中说；“儿献身真理，早具决心，苟义之所在，纵刀锯斧钺加诸颈项，父母兄弟环泣于身前，此心亦万不可动，此志亦万不可移。”临刑前，他在给妻子的诀别书中写道：“告诉我所有的朋友们，加倍努力吧！把革命红旗举得更高。好好地教养我们的后代，好继续完成我们的事业。”1941年11月17日，遍体鳞伤的何功伟，拖着沉重的铁镣高唱《国际歌》，英勇就义在刑场，时年26岁。
皖江行政公署主任、皖中人民抗日自卫军司令员吕惠生，1945年9月奉命北撤途中，不幸被伪军缉捕。他在狱中留诗：“忍看山河碎，愿将赤血流。烟尘开敌后，扰攘展民猷。八载坚心志，忠贞为国酬。且喜天破晓，竟死我何求？”只要抗战胜利，个人牺牲无怨无悔，这就是共产党人的生死观。
新四军后方留守处俱乐部主任王之燕，1941年1月皖南事变中被俘，1942年6月19日在赤石暴动后被杀。临刑前吟诗：“浩气永长存，丹心昭万古；生前未了事，留与后人补！”充分表现了革命者的乐观主义精神。
战地服务团团员李珉，在过敌人封锁线时，被敌人机枪子弹击中后背，子弹从肺部穿出，临终前看到身边的战友为她流泪，吃力地留下一句“革命流血不流泪”。陈毅为此写了一首悼诗：“革命流血不流泪，生死寻常无怨尤。碧血长江流不尽，一言九鼎重千秋。”
舍己救人的牺牲精神
《黄桥烧饼歌》的创作者李增援，1941年2月21日，在台北县西团镇医院治病期间，医院遭日军偷袭，他为掩护重伤员转移而牺牲。1941年7月24日，鲁迅艺术学院华中分院教导主任丘东平带领学员转移途中，在北秦庄遭遇敌人突然围击时，他为掩护学员突围，坚守一座小桥阻敌而牺牲。
新四军皖南第3纵队司令员张正坤，1941年1月在皖南事变中率部血战数昼夜后被俘，被关在上饶集中营七峰岩监狱。同年8月，在组织难友越狱时，为掩护难友脱险，他引狱警追赶自己，在茅湾山被杀。
1941年7月，新四军第6师第16旅第47团驻地突遭日伪军包围，转移中团政治处主任周乐生泅渡已游至对岸，回头看到警卫员还在河中间挣扎，周乐生返回营救，不幸中弹牺牲。
1942年4月8日，新四军第18旅第54团1营政委林友映，率部包围下乡抢粮的一百余日伪军，并得到当地众多刀会成员助战，正在追击敌人时，日军增援大部队赶到。林友映立即指挥部队掩护刀会群众撤退，这时林友映腿部中弹负伤，他下令部队迅速撤退，他一人留下掩护，不幸牺牲。
1947年1月30日，淮宝县抗日民主政府副县长魏其虎，带领县警卫连，在黄集被国民党军包围，敌众我寡，他立即命令部队突围，自己担任掩护。这时他腿部负伤，行动困难，战士们要背他突围。他说：“不要管我，服从命令，你们快撤，我来掩护！”部队突围出去了，敌人喊话：“快投降吧！放你回家！”魏其虎没有回答也没有开枪。敌人以为他愿意投降了，便壮着胆子端着枪向他走过来，这时他连发两枪，击倒两名敌军。他高声喊道：“告诉你们，我就是共产党副县长魏其虎，有种的就上来吧！”说完又连向敌人射击。敌人见诱降不成，便集中火力向他射来，魏其虎牺牲了。
1941年7月，中共鄂城中心县委在夏家榜村召开会议，因汉奸告密，村庄被日伪军包围，部分领导干部被捕。天亮后，日军将夏家榜老百姓全部赶到村中稻场，威逼他们交出隐藏的新四军，否则将杀光、烧光全村。已被群众掩护起来的中共鄂南中心县委统战部长何功济，为了全村乡亲的生命财产安全，毅然从隐蔽处挺身而出：“不准伤害乡亲们。我就是你们要找的新四军。”何功济落入敌手，被押赴刑场，敌人妄图用“陪杀场”来征服他。他回答敌人：“头可断，血可流，死也不当亡国奴！”敌人残忍地用汽油浇在他身上将他烧死。
1943年8月，日军对苏中进行大“扫荡”，新四军第1师后方医院分散转移，医疗小组组长共产党员吴秀瑛带领重伤员去东台一仓河以西的天鹅塘一带打埋伏。她刚将伤员隐蔽好，敌人的枪声越来越近了，这时房东大娘家儿媳妇正要分娩，她决定留下来接生。大娘见敌情紧急，既希望新四军医生为她儿媳接生，又怕新四军同志遭遇危险，大娘急切地劝她赶快转移。吴秀瑛见产妇马上要生产了，她对大娘说，这紧要关头我不能离开。在她帮助下，小生命降生了。房东家人高兴了，但日本鬼子进村了。日本鬼子把村里的老人、孩子都赶到晒谷场上，架好机枪，汉奸翻译狂叫着：“把新四军交出来！交出新四军就放你们回家。”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吴秀瑛从人群中站到晒谷场的石碾上，厉声喝道：“住手！不许残害老百姓！我是新四军的医生！”在场的乡亲和日军都惊呆了。日寇见她是个医务人员，便要她交出伤病员，吴秀瑛回答：“保护伤员是医生的神圣天职，伤员是我藏起来的，你们休想从我这里找到新四军伤员！”日寇见吴秀瑛软硬不吃，便兽性大发，刺刀捅向吴秀瑛，23岁的白衣天使倒在血泊中。
有我无敌的战斗血性
新四军苏中军区第1军分区第52团营长陶祖全，1944年1月5日在攻打宝应县大官庄伪军据点时，腹部中弹，将溢出的肠子塞回肚里，继续指挥战斗，终因流血过多而牺牲。
1942年4月26日，新四军第3师8旅24团1营2连，在大胡庄战斗中，连长晋志云腹部中弹肠子外露，他左手捂着肚子，拉响了最后一颗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副营长巩殿坤身负重伤，用仅剩的一颗子弹，击毙了一个日军指挥官，最后才倒在血泊中。
新四军第6师第18旅第53团营政治教导员黄之乎，1941年7月在苏南反“清乡”斗争中，拉响最后一颗手榴弹，与日军小队长同归于尽。
1943年7月，新四军第5师第14旅第44团攻打广济县城时，剩下敌人最后一个碉堡挡住了部队的进攻路线，营长马春波一跃用身体堵住了碉堡枪眼，为进攻部队开辟了通道。
1945年9月6日，在攻克淮阴城战役中，新四军第3师特务团班长徐佳标，在双臂负重伤的情况下，扑上去用躯体堵住敌人暗堡的枪眼，突击队登城成功了，徐佳标献出了19岁的宝贵生命。
1947年1月31日，时任中共区委书记的张弦，带领几名干部和警卫员执行侦察任务，夜宿一处防野猪的山棚里，被叛匪包围，张弦鸣枪，警示其他同志突围，匪徒向张弦围过来，张弦等三人边打边撤，一人牺牲，一人重伤，他将重伤员移到一凹地，用树叶掩盖，在子弹打光、手榴弹投完后，怀抱三支枪纵身跳下悬崖，壮烈牺牲。
英烈们的名字将永远镌刻在历史纪念碑上，他们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将记录在中华民族的史册中，英烈的红色基因将永远活在人们的心中，英烈的精神万世长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