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雨花台后面有个功德园，那里山青树茂，四季繁花，长眠着一大批老红军、老革命、老将军、老战士。我的父亲母亲也长眠在那里。
一
我的父亲杨逸麟是个老红军、新四军老战士，1911年出生于湖南省平江县嘉义镇。祖父杨斐章在镇上商号里做小职员。1928年，祖父秘密加入了共产党。是年端午节，祖父接受党组织的任务，以商会会长身份设宴招待敌守备中队，父亲也积极配合，以酒灌醉敌人，使得我游击队一举发动袭击，歼灭敌守备中队，胜利完成任务。但此事之后，父子俩的身份暴露。稍后，敌人集中了一个大队的兵力扑向嘉义，父亲侥幸逃脱，祖父被抓遭敌残酷杀害（新中国成立后，祖父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父亲出走后，即参加革命队伍。1928年冬，父亲在修水赤卫队当特务长，同年冬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9年参加红军。1937年，父亲被调至新四军工作，先后任新四军三支队总务科长和副官主任、新四军六师教导大队政委、江都独立团政委(兼县委书记)等。解放战争时任第三野战军第二十军后勤部政委。解放初，父亲曾任华东军政大学供给部部长。1951年转至地方工作，历任南京市第六区区委书记，国营734厂厂长兼党委书记等职。1965年初，父亲因病早逝，享年55岁。
我对父亲的印象较淡，或许是因为那时他很忙，或许是因为他很少管束我们。我退休后追寻父亲的足迹，对父亲历史上两次入狱经历印象深刻。
第一次是在1934年4月。父亲时任红军边区二分区机关指导员，奉命收集流散人员归队。一天，父亲欲赴开会地点时，被国民党平江十九旅逮捕，押至平江县监狱。父亲始终谎称自己叫杨郁卿，是清水更古台人。敌人问不出什么名堂，本想放了。恰恰此时，地方的反动分子到十九旅来，认出了他，就要求十九旅处决父亲。敌人先后实施了多种严刑拷打，并用陪杀手段威胁恫吓，父亲抱定为党牺牲的决心，坚守党的秘密，始终坚持原供不变，并在狱中与党内同志订下生死盟约，提出“决不出卖组织，决不出卖同志，坚持革命到底”的口号。后经党组织营救，且十九旅也要调防了，遂使此案不了了之，县里把父亲转至乡公所处置，随后即获释放。父亲的坚贞意志，令我十分感佩!
第二次是1941年1月。在皖南茂林，发生了那场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父亲时任新四军三支队总务科长，他奉命组织非战斗人员后期突围。在突围中，父亲不幸被捕。由于国民党军队抓捕我军人员众多，一时来不及遣送与甄别，很多人就被关押在临时的集中营里。父亲被捕当晚，被关押在浅水坑附近的一个村庄里。那时被捕的同志成分复杂，有些同志情绪不稳。父亲看到难友中有些机关的同志，当即以机关总支书记之名(父亲曾在机关担任过此职)，主动把大家组织起来，鼓舞大家的斗志，并提出了三条斗争策略: 一是坚持革命理想，团结所有被俘同志，无论认识与否，以防敌人收买; 二是选择强壮积极和有技术的同志，准备将来暴动; 三是调查周边线路，收买警戒部队下级军官，准备突围。经过大家讨论后，认为一、三两条可行，第二条不大可行，因为周边敌人太多，强行暴动会遭敌屠杀。于是，父亲立即组织实施第三条策略。父亲因原担任科长级职务，总部曾给了每个科长4000元经费分散保存，以便突围。父亲被捕时，钱未被搜去，此时正好派上用处。父亲选了两个与敌看守排长是老乡的同志去做工作，谈好协助突围给那排长50元钱，那个排长答应了。次日晚，按分工，由一人陪敌排长喝酒，其他人分散行动突围。不料，突围时又被发现，敌人紧急出动包围。但因敌人是临时行动，他们漏洞也很多。父亲这个小组，结伴有三人，他们逃到附近的一个战士家中躲了两天，后来打听到邻近有一座寺庙，父亲就到寺庙中去找和尚说明了身份，做和尚工作，并给了些钱。和尚答应帮他们过江，把父亲他们化装成小和尚，跟着大和尚一起走出寺庙，瞒过关卡，乘船过了江。父亲他们找到新四军的游击区，又重新回到革命队伍中来了。从开始突围到被捕，再到个别突围，前后一周时间，事件跌宕起伏。
过去，我追寻父亲的史迹，总是要寻找父亲领导和指挥战斗的故事，认为策马疆场、杀敌建功才是英雄; 现在，我看到在白色恐怖下，在敌人的疯狂搜捕和镇压下，在有人动摇、有人变节、有人投敌的时候，有共产党员在狱中坚持信仰，坚贞不屈，勇敢机智的斗争，才是更严酷的考验，是烈火中的淬炼，也是真正的英雄。
二
我对母亲的印象一直较为深刻，或许是母亲与我们生活的时间更长一些。
我的母亲罗小平，也是新四军老战士。翻看母亲的简历，巧的是，母亲在革命战争年代也有过一次惊险的突围行动，过程也很曲折，而且也是在1941年。是年初夏，日伪军调集了一万五千人围困我新四军，进行“梳篦式”清乡。母亲当时在苏州县委任秘书。为保存革命力量，县委提出化整为零、分散突围的策略。母亲因长期搞民运工作，群众基础较好，她就化装成当地妇女模样，由一个当地青年积极分子带路撤离。可是还没走出多远，敌人已经围上来了。于是，那个青年用小船先把母亲送到芦苇荡里藏起来，躲了六天六夜，到第七天晚上，母亲实在憋不住，就一个人悄悄冒险跑出去了。好在她对那一带地形还比较熟悉。她白天绕小路，晚上睡坟野，终于找到了苏州县委书记冯二郎，冯书记要求大家先撤回老家待命。母亲和另一位从上海来的同志一起，历经曲折回到上海。一到上海，母亲又不安分了。她联系了上海的党组织，坚决要求继续北上参加革命队伍。后由上海的地下交通员把她又带到了苏中一分区江都县委归队，重新参加革命斗争了。母亲那一代革命者，始终信仰坚定，意志如钢。即使革命遭到挫折、队伍遭到屠杀，即使身在大上海“花花世界”，但他们矢志不移，宁愿向苦而生，迎难而行。
母亲一生大多从事党的政治和宣传工作，她一生事业的辉煌期，是在粉碎“四人帮”以后的一段时间，从受命复办《南京日报》开始。
1977年10月，南京市委决定复办《南京日报》，指定母亲具体负责。那时母亲已经56岁了，但她没有为年龄所困，没有被经费拮据等困难吓倒。她生命中的激情被重新点燃，她把市委大院的地下室作为编辑部，以原南京日报印刷厂印书，“以书养报”，又从工人中选拔了一批优秀的通讯员，“以工代干”做编辑，白手起家，带领报社同仁艰苦奋斗，开始了复刊《南京日报》的工作。特别是当时报社用纸没有国家计划，母亲就向市里申请了一批紧俏物资(如跃进牌汽车、永久牌自行车、钟山牌手表等)，运到东北、福建、江西等地造纸厂，换来“协作纸”，解决了报纸的“粮荒”。短短三个月后，1978年1月，复刊的《南京日报》顺利出版了。油墨飘香的新《南京日报》一出版，即以贴近现实、新鲜活泼的面貌，受到了广大市民的热烈欢迎，报纸订单都成为了当年的“抢手货”。
母亲办报思想解放，敢抓热点，锐意改革，在推动南京市的思想解放方面，曾作出过重要贡献。这里仅举一例，即率先开展真理标准的讨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光明日报》刊登后，各地议论纷纷，上下争论激烈，中宣部尚未表态，江苏省委主要负责人又提出《新华日报》不能刊登此类文章。在此情况下，母亲凭借自己的理论修养，敏锐地觉察到这是思想战线上的重大原则问题，是解放思想的突破口。她顶住压力，大胆拍板，在《南京日报》上组织开展讨论，而且要旗帜鲜明地支持这一观点。她还派人去组织采写了市委党校、南京大学等单位的讨论情况，登在报上。这个行动成为南京思想解放的一声惊雷、一个勇敢之举和先锋之举，从而引起了极大的反响，也引起了中宣部理论局的关注。
《南京日报》不仅敏锐地解放思想，宣传时政，还在办报形式上也进行了很多改革尝试。随着形势的发展，《南京日报》在1979年就尝试开办过二十多种栏目，比如“祖国各地”“街道新貌”“雨花”“学科学”“画刊”等等，反映新南京，反映新生活，深受市民喜爱。报纸的订阅量曾经达到了城乡住户的百分之二十五，且百分之八十为个人订户。
母亲1983年离休，任南京新闻学会会长。她2004年10月因病逝世，享年83岁。
这些年来，我们追寻父母的足迹，缅怀父母，追忆先烈，为有这样的先辈而骄傲! 我们告诫自己和晚辈们，永远不要忘记自己红色的根，永远不要忘记自己身上流淌的红色血液和基因，永远都要高高举起先辈们那面红旗，沿着他们开辟的红色道路，高唱红歌，奋勇前进，永远，永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