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俊与战友接管新新公司“凯旋电台”
上海浦东的一个老小区内，笔者找到了92岁高龄的离休干部杨俊的家。在不太宽敞的房间里，陈设整洁而朴素，家中最珍贵的“宝贝”是多年来杨俊整理、收集的一叠叠历史资料、手稿和剪报。“现在耳朵不好使了，最近发生的事情记不清了，但解放前的那些日子，每一个细节都深深烙在我的脑海里，无法忘怀。”
杨俊，1927年11月出生于松江。1942年，不满16岁的他来到南京路上新新公司，成为罐头部的一名员工。新新公司是旧上海四大百货公司之一，自行设计、装备了上海第一个由中国人创办的广播电台，后改称“凯旋电台”。战争的残酷激发了杨俊的正义感。上海解放前，他参加过1946年的“六·二三”反内战示威大游行，亲历1947年的“二·九”血案，曾被暴徒打成重伤。1949年4月，杨俊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9年3月的一个晚上，我们公司地下党支部接到了控制‘凯旋电台’并学会使用它的命令，准备在迎接上海解放时发挥作用。”杨俊回忆道。当时他担任新新公司人民保安队大队长。是年5月24日夜，城市上空已经能听到隆隆的炮声。第二天凌晨，解放军进入了南京路。隐蔽在外的支部组织委员张啸峰匆匆赶来，他解开一个小纸包，取出了一叠印着“人民保安队”字样的红字白底布制臂章，又从贴身口袋里拿出了一张又小又薄的打字纸，上面写着密密麻麻的小字。杨俊回忆道:“我打开一看，原来是毛主席、朱总司令签署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和欢迎解放军的歌词《我们的队伍来了》。我们的任务，就是赶紧将上海解放的喜讯向上海市民广播！
杨俊等人赶到设在公司五楼的“凯旋电台”，但广播任务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顺利，先是遇到了电台经理的阻拦。杨俊带领的人民保安队向对方表示一切费用可以如数照付，并告知国民党警察局已经投降。经理半信半疑地走近窗口，探头望了一阵，直到确实看到对面老闸警察局门口挂起的白旗，才对我们放行。
然而播音开关打开后，却没有收到声音。“副大队长姚仁根连忙上前检査，发现播放频率被人故意拨乱了，他马上调整，终于把频率调好了。”杨俊依然清晰地记得，播音员李云森噙着激动的泪花，用普通话向上海人民广播:“我们上海人民解放了!亲爱的同胞们，上海人民保安队播音开始!人民解放军已来到南京路!”
1949年5月25日至27日，在迎接上海解放的三天时间里，新新公司的“凯旋电台”反复播放上海解放的喜讯以及《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又名“约法八章”)，还有队员们嘹亮的革命歌声：“我们的队伍来了，浩浩荡荡，饮马长江!我们的队伍强大雄壮，红旗在飘扬!不怕你的长江宽又深，不怕你的堡垒密如林，我们的队伍要冲破长江，横扫千里……”
上海解放的消息通过电台传遍了大街小巷，但撤守到苏州河北岸的残敌，还在负隅顽抗。党支部决定根据“约法八章”，针对国民党军队士兵的思想状况，由宣传委员裘福祥拟出敌军投降“三项保障”的宣传资料:一、保证生命安全；二、要回家的给路条；三、不没收士兵个人的财物。
“电台反复广播‘约法八章’和‘三项保障’，不仅瓦解了敌军，而且引起了各阶层人民的强烈反响，从早到晚，电台办公室里电话铃声响个不停，听众提出各种问题，要我们答复。”杨俊回忆道。一些被围的敌军官兵也打电话来询问：“这‘三项保障’是真是假？”“接受缴械投降有什么手续?”还有不少市民来电问：“解放军现在打到什么地方?我们这里什么时候能解放呀?希望解放军快点来!”还有的问：“我们要慰问解放军，慰问品应送到哪里去?”
电台连续广播了三天，5月27日，上海正式宣告解放。杨俊圆满地完成了任务，将电台移交给上海市军管会。杨俊与战友们在“凯旋电台”广播的经历也正是电影《红色电波》的现实原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