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敬爱的父亲连柏生，于1908年12月出生在原江苏省南汇县凉亭乡（今上海市浦东新区祝桥新镇）。戎马一生的父亲于1985年12月离休，1992年3月31日在四川成都逝世。如今，父亲离开我们已有27年多了，他的身影、他的音容笑貌时常在我们脑海里映现。
父亲早年丧父，有两个弟弟和两个妹妹，家里耕田少，靠弟妹们搞些副业补贴维持全家温饱。父亲是一个教师，当时学校经费少，经常解雇教师，他有时也失业在家。外祖父母家条件稍好，所以，孩提时期的我们经常住在外祖父家。母亲张兰芳与张闻天是堂兄妹，那时，外祖父母就住在张闻天家的房子里，那里也是我们姐弟两人（品珍和宗仁）的出生地。后来，外祖父母迁入祝桥镇西南的鲍家宅，我们也随同一起迁到那里。
社会的黑暗，家境的艰难，失业的阴影，使父亲对当时的社会深感不满。他在上海市区读书时，接触了不少进步的师生；在洋泾中学工作时，结识了一位共产党员，使他懂得了许多革命和救国的道理,立志投身革命队伍。
1937年上海沦陷后，父亲离开任职学校，回家乡与一些进步青年组织抗日武装，创建了“南汇县保卫团第四中队”。部队由中队发展到大队，后来又扩编成支队。活动范围也由黄浦江以东的南汇向南扩大到奉贤，向北扩大到川沙。有一段时间，我们在川沙县的滨海小学读书。当时滨海小学一带是我方部队经常活动的地区，部队在那里办起了夜校，进行抗日宣传，教唱抗日歌曲，“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这首抗日歌曲，我们就是在当时学会的。
随着武装斗争的拓展，部队扩编，需与周边部队和上层人物联系，同时也必须了解日本侵略军在上海的动向。所以，父亲和王才林、鲍季良、张晓初、沈延清等同志经常去上海市区，父亲在上海租界里租了一间房子，作为联系点，母亲和我们也住在那里，母亲做接待工作。我们从浦东去上海市区时，父亲扮做商人，戴着礼帽，身穿长衫，母亲穿着旗袍，我们姐弟两人一个穿海军衫，一个穿一套廉价西服，还系了领带。因为进出上海时必须穿戴整齐，关卡查得可松一些。日本军队侵占上海后，并未进驻英、法租界，我们就住在租界里，活动方便，也容易得到情报。当时，父亲每天要买许多报纸，包括英文报，从中获取一些情报。我们搬过几次家，记得在上海的静安寺路、麦达赫斯特路、康铁路、贝勒路、徐家汇晓友里等地我们都住过。每搬一次家，父亲总要求我们熟记住处的路名和门牌号，防止我们走失找不到家。我们印象最深的是徐家汇晓友里53号跨街楼，隔壁是一家英国人，有一个小女孩，会说中国话。每搬一次住处，父亲就改一次姓名。那时，父亲除了叫张大德外，还叫过庄延生，也改过胡、吴等姓。为了安全，父亲也就让我们姐弟俩改成随母姓。
我们到上海后，很想去看电影，可是因工作忙父亲没有带我们去，还是张晓初同志带我们去看过两次电影。父亲虽然没带我们去看电影，但与我们一同逛过两次公园，其实这也是工作上的需要，他要在公园里联络，带着孩子可以掩人耳目，不会被人注意。后来我们才知道他与谭启龙同志第一次会面，就是在这个公园旁边。
1941年12月初，太平洋战争爆发，英、法驻军撤离上海租界，我们在楼下门口观看英、法驻军排着队伍撤退。接着日军就侵占了租界地，我们全家也就离开上海市区返回浦东。原定由鲍季良同志代表部队在上海租界地与第三战区淞沪专员联系扩建为“纵队”的计划就此落空。
不久，部队分批南渡杭州湾开赴浙东，我们也随行去了浙东，住在洞桥的虞家。那里房子很大，每幢房子间都有天井，建筑群体的周围，三面有河沟，一面是小桥。我们住在最外的一幢房子里。与在浦东和上海租界地时一样，我们的住处成为部队的一个联络点，母亲负责接待和传递书信、文件。干部开会时，她在门口望风。浙东地区的党政军要员都曾到过虞家。
部队不断发展壮大，上级也派来了几位军事、政治干部，成立了三北游击司令部。父亲担任副司令员和财经委员会主任。随着活动和管辖区域的扩大和形势的需要，1944年1月，浙东成立了浙东临时行政委员会，父亲任主席；1945年1月，浙东行政公署成立，父亲任行署主任。
在浦东的日军多次围捕父亲未成，便把我外祖父抓去，用上“老虎凳”、往嘴里灌水（灌水后用扁担横在肚子上，两个日军踏在扁担两头，水从口鼻里喷出）等刑罚，逼我外祖父交出父亲。外祖父被捕后，当地地下党组织送了一封密信到浙东。父亲拆开看时，一张白纸上只有几行黑字，是一些简单的家常语。父亲在空白处涂上碘酒，便显出真实内容，知道外祖父被捕。父亲即派人与当地地下党联系，要求他们设法营救。后来，地下党通过祝桥镇商会的几个人（这几个人与共产党、国民党及日本人都有关系）出面与日军交涉几星期后外祖父被保释。外祖父出狱时，从祝桥镇到家里只有1公里多一点路，却走了3个多小时，因为他伤势严重。他是用一根竹竿支撑着，艰难地走回家的。
在浙东，我们也搬过几次家。每次搬家我们就换一所学校读书。那里几乎所有的学校都是宣传抗日救国的阵地，下午3时学校放学后及晚上是学习文化和抗日宣传的时间，有时开群众大会，开会前总要唱几首抗日歌曲，歌声此起彼伏，激动人心。父亲也经常给我们讲抗日救国的道理，还经常讲苏联的情况。他说中国将来也要像苏联那样建立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群众不会再受压迫和剥削。父亲是我们懂得革命道理的启蒙老师。
1943年10月（阴历九月初九），母亲在浙东生了弟弟，父亲给取名宗义,后改名连红。不多天，我们就随部队转移，因为有敌情，所以在晚上转移，幸好有月光，尚能慢步行走。上午下过雨，地上还有点湿，风吹来有点冷，母亲还在“月子”里，那次随部队转移使她得了风湿病。按照父亲“暂时回浦东”的建议，约在年底，我们就回到了浦东。
1945年8月15日，日本侵略者投降。新四军浙东纵队和党政机关从10月上旬开始分批、分路撤离浙东，开赴苏北。部队到苏北后，父亲奉命带领干部团到了东北解放区。
父亲抗战的足迹遍布浦东、上海租界和浙东大地。我们伴随着父亲抗日斗争的足迹成长，父亲的革命经历也锻炼教育了我们。父亲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他那高尚的革命品质，将永远激励我们，永远值得我们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