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交通员—— 戚原

春节过后不久，在《解放日报》上看到了上海石化总厂党委原代理书记、上海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顾问戚原驾鹤西去的讣告。我自2006年退休之后，曾3次到位于衡山路高安路口的戚老宅邸采访，深为体现在他身上的共产党员的崇高品质所感动。

1938年，戚原16岁时在上海承裕铜锡五金号当学徒期间就参加革命工作，17岁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他为党和人民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出生入死，鞠躬尽瘁，奉献出自己的一生。

其中，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他在抗日战争时期担任红色交通员的一段传奇。

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美军驻珍珠港海军基地，太平洋战争爆发。随着日军全面进占租界，疯狂捕杀抗日志士，上海结束了孤岛时期，进入抗战以来敌人统治最黑暗、最严酷的阶段。

为保存干部，中共中央于1942年7月指示在上海的中共江苏省委妥善安排省委干部撤离上海，到位于长江以北的新四军敌后抗日根据地。江苏省委接到指示后确定由省委组织部长王尧山主持这项工作，调集一批政治可靠、年轻身健、头脑灵活又有一定社会经验的地下党员担任交通员，承担转移干部的各项具体事宜。曾担任党的外围组织益友补习夜校同学会主席、已有4年地下工作经验的戚原，就是在此背景下被选中担任地下交通员的。接到命令后，戚原认识到这是党组织对自己的信任，也是对自己的考验，他二话不说，立即向承裕号老板辞去工作，踏上新的征程。从1942年8月起，除了留下工委、职委、学委、教委、文委、警察特别总支6个党委系统在上海分别独自开展活动外，其余直辖上海地下党的江苏省委重要领导成员和骨干刘宁一、沙文汉、张承宗、吴学谦、刘长胜、刘晓、王尧山、陈修良、陆志仁等200余人，在戚原等地下交通员的精心护送和淮南新四军的接应下，陆续分批转移到新四军第二师淮南敌后抗日根据地天长县顾家圩子。

当时整个苏南地区和长江两岸，日伪军据点林立，重要车船码头都有敌人军警盘查，稍有不慎，便会发生险情。

1942年10月初，戚原刚完成一次护送任务返回上海不久，王尧山便给他布置了一个新的任务，要他护送一位叫老刘的同志和两位学委系统的女同志过江，为确保安全，根据地也派来一位交通员配合此次行动。

按照事先约定的时间，戚原与老刘在南京路先施公司门口见面。老刘四十开外，山东口音，个头不高但敦厚壮实，身穿高档的呢料长衫，像一个久经商战的老板。两个人接上头之后，便沿着南京路漫步而去。戚原按部就班地首先向他介绍形势，从五卅运动讲到第二次国共合作，从世界反法西斯阵营的形成讲到中国抗日战争的必然胜利，然后根据规定认真地对老刘进行党的纪律和共产党员气节教育；还一再强调此行路上可能遇到的风险，一旦发生敌情要如何应对，万一被敌人逮捕，要坚守秘密，保持革命气节；他还介绍了革命先烈蔡和森、瞿秋白、方志敏等人宁死不屈、英勇就义的事迹。就这样，两人一直走到外滩，又从外滩折返回来，戚原滔滔不绝地讲着，老刘则像小学生般认认真真地听着，还不时微笑着点头称是，显得十分谦虚随和。

接着，按照事先拟定的方案，他们一行5人凭汪伪政府颁发的“良民证”乘夜班火车，次日天亮到达南京，由下关过江到浦口，然后分别换乘几辆黄包车，通过6道伪军岗哨，到达来安县的张家渡。这里是敌我双方控制的边沿地区，河对岸就是新四军的活动范围。伪军在张家渡建了一个据点，派有岗哨设卡盘查过往人员，驻守的伪军中队长系我方内应。戚原等5人分散混在出卡的人群中，到达渡口时恰巧遇到伪军大队长来检查。排在前面的那位操本地口音的交通员拉着戚原侥幸过关上船，后面的老刘和两位女生因穿着打扮显眼被伪军大队长拦住，戚原两人在船上眼睁睁地看着他们被带到大队部审查。一下船，他们两人使出吃奶的力气，拼命跑到附近的新四军连部，请求救援。这个连队布置在此地的主要任务就是接应江苏省委从上海转移出来的同志，连长问询后立即调动队伍火速向渡口进发，结果还没到达渡口，就见到老刘一行迎面走来。原来那个伪军大队长见老刘穿着阔绰，像是有钱的商贾，便借盘查为名动起了“打秋风”的念头。在大队部，老刘投其所好，奉送其一条高级羊毛毯以及两条高级香烟，还与他攀上山东老乡，称兄道弟，最后大队长还亲自将他们送上渡船。

戚原这一次的护送任务总算是有惊无险，但是引起了老刘的重视。当天晚上，在来安县雷官集交通点，老刘主持会议，先是肯定了这条交通线的运作，然后对这次意外遇险情况进行了认真总结，还根据这次突发险情对护送和接应的衔接作出新的调整。第二天，他们顺利到达六合县竹镇交通站，在交通站长那里，戚原才知道老刘的真实身份是中共江苏省委副书记刘长胜，是20年代在苏联入党的老布尔什维克。他听后大吃一惊，百感交集，既为能与老刘这样的老革命、老领导风雨同舟而激动，也为自己在南京路接头时的班门弄斧而脸红。当晚，在交通站同睡稻草地铺时，他为自己的幼稚向老刘表示歉意。刘长胜闻言哈哈大笑，风趣地说道：“你讲得不错嘛，从国际讲到国内，头头是道，我都被你讲得感动了，不过就是在那样的环境下，讲的时间长了一点点。”

当时因环境恶劣，地下党组织的经费十分紧张，不少活动开支需要有收入和有条件的同志自行解决。戚原当初工作的承裕铜锡五金号从事有色金属进口业务，效益不错，老板又是余姚同乡长辈，年终红包比较丰厚，戚原除了留下一小部分赡养乡下的寡母外，其余收入全都无私地投入到党的活动和跑交通方面。

1943年1月初，新四军军部和华中局从苏北盐阜地区进驻环境相对稳定的淮南根据地盱眙县黄花塘。1月13日，中共中央决定撤销江苏省委，在华中局下面设立敌区工作部，继续领导上海和江苏重要城市的地下党工作。同年4月，敌工部在距黄花塘北边30里的大王庄正式成立（翌年6月改称城市工作部，简称城工部），对外称新四军政治部调查研究室，由刘晓、刘长胜分任正、副部长，张承宗任秘书兼干部科长，田辛任交通科长。1944年7月刘晓去延安，由刘长胜任部长。

1944年春，按照华中局整风、审干工作部署，城工部采取短期轮训的方法，着手组织上海各系统党委领导成员和地下党员分期分批地进入淮南根据地，参加整风运动。从1944年4月开始，到1945年初结束，先后进入根据地参加整风轮训学习的有近千名地下党员。

这一阶段，从1943年9月至1944年7月，组织上安排城工部的领导和少数工作人员到华中局党校参加整风学习，戚原有幸被批准参加。戚原十分珍惜这一来之不易的机会，他脱下长衫、换上崭新的新四军军装，在相对安定的条件下，晨操练，日学习，夜站哨，过着军事化的集体生活。张云逸、谭震林、潘汉年等新四军领导为他们作整风报告，刘晓、刘长胜分别以自己参加长征和在苏联远东地区参加革命斗争的经历，阐明革命道路的艰难和曲折。戚原认真学习党中央下发的整风材料，联系个人实际深入解剖非无产阶级思想，反省、总结参加革命以来的成长过程和经验教训，在自我教育的基础上写出个人自传，作自我鉴定，最后由上级领导作组织鉴定。

戚原对这一段为期10个月的党校学习印象深刻，难以忘怀。几十年后，他在回忆这段经历时说：“过去从事地下交通工作，长期在敌伪的白色恐怖下活动，都是单线联系，党的文件精神全凭口头传达，根本就没有坐下来系统充电学习的条件。这次在华中局党校使我能定下心来认真学习22个整风文件，比较系统地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党性教育，对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有了进一步认识，对自己的思想有很大的提高和帮助。”

谨以此文悼念戚原同志。祝戚老一路走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