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毅对文化工作的真知灼见

陈毅从小喜爱文学，后来走上职业革命家的道路，一路走来，他一直关注着文化工作,把文化工作当作党的事业的一部分来重视。他不是专业文化工作者，但他熟谙文学艺术的创作规律，每每有真知灼见贡献于文艺工作者。

对新四军的文化工作十分重视。为了筹建鲁艺华中分院，陈毅曾说，我情愿少一个旅，也要去上海礼聘文学艺术界知名的先进人士来华中根据地办鲁迅艺术学院。1940年深秋，陈毅约见刚到苏北不久的许幸之，要他带上以仲弘署名的三封信，回上海邀请许广平、王任叔（巴人）和李平心三位文化名人来筹备中的鲁艺华中分院担任行政管理和教学工作。虽然未能如愿，但足见陈毅对文化工作的重视。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和国民党加紧了对进步文化人的迫害。香港、上海等地一些文化人纷纷投奔苏北抗日根据地。在战事频繁、物质条件十分艰苦的情况下，为使这些文化人能有一个相对安定的创作和生活的环境，陈毅提议在军部驻地停翅港附近的卖饭曹设立“文化村”，派扬帆主持文化人的工作，办好食堂、俱乐部、照料好文化人及其亲属的生活和安全。陈毅在文艺理论上反对偏激或“左”的观点。1941年鲁艺华中分院诗歌协会成立时，有人大为赞赏普列汉诺夫的阶级美学观。认为一切自然和人间的美与丑，都要用阶级观点来衡量和分析，认为离开了阶级观点，人和大自然就根本谈不上什么美与丑，只存“劳动”是创造诗歌、文学的源泉……参加会议的陈毅不赞成这种观点，他认为：“普列汉诺夫用阶级观点分析文艺，用劳动观点来解剖美与丑的法则，的确有他的独到之处。但他的理论有时过分偏激，把一切美感和艺术起源都归结到‘劳动’上面去，是一种机械唯物论的美学观。”对普列汉诺夫把美的阶级性绝对化的观点，陈毅表示了自己的见解，他指着鲁艺庭院中的玫瑰花说：“我不相信劳动人民就不欣赏这美丽的鲜花。只是现在的劳动人民为牛马般的劳动与生活所苦，没有时间和没有心情来欣赏罢了。假使他们在劳动和生活上有一定的余裕而来欣赏的话，我就不相信劳动人民会厌恶这些鲜花，而无缘无故地摧残它。”在那一切以苏联为榜样，以“阶级”观点来对待一切的时代背景下，陈毅不人云亦云，而能独立思考，亮出自己的不同观点，这是难能可贵的。

反对歌功颂德以及酬对标榜之作。有的文化人初到抗日根据地，以为只能写些歌功颂德的作品，对人民群众生活中的苦难反映不够真切。为此陈毅专门写信给阿英，借谈个人读书体会，婉转表示自己的看法。信中说：“宋人小说集甚好，虽多谈鬼狐之作，但较读宋代正史为佳。宋朝社会实况，固跃然纸上也。《琵琶记》不如川剧改本。忆20年前从学成都，尝往观《孝琵琶赵五娘》之《剪发》《描容》《挂画》诸节，其悲苦动人之处，迄今恍惚犹在心目。平生新旧剧寓目不多，真使我领略至味者，乃川剧之赵五娘也。文学趣味以悲剧为最上乘，平生观戏，读小说诗歌，均喜观悲剧的，最恨歌功颂德以及酬对标榜之作，此或人之恒情，不独一人为然。”

为揭示重庆国民党四大家族腐败反共活动，1943年鲁艺华中分院的沈西蒙创作了话剧《重庆廿四小时》。陈毅在看排演时，提出将剧名改为《重庆交响乐》，剧名要画龙点睛，《重庆交响乐》说明戏中有各种声音的交响，有大后方国民党的官场、商场、舞场的声音，有大官僚和小百姓的声音，也有我们共产党的声音。陈毅对剧本内容和演员的表演、台词都逐场提出不少修改意见。对反面人物塑造，反对脸谱化。他批评“你们就喜欢把反动派演成丑角，这是不对的”。

反对诗歌“自我呻吟”，要为大众而歌唱。1941年春天的一个晚上，陈毅与许幸之谈诗，许问陈在中国古典诗人中，最喜欢谁的诗？陈脱口而出：“白居易，陶渊明。”“因为它有大众化倾向，清新易懂。”陈毅说：“现在许多新诗人多半离不开旧的‘自我呻吟’的圈套，很少有如白居易那样为大众而歌唱，被大众所欣赏的诗人。”

不要突出个人，要敢于反映革命队伍内部的消极面。《南征北战》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拍摄的第一部军事题材的故事片。陈毅听完《南征北战》剧本的介绍，在指出了剧本存在的概念化、简单化问题之后，陈毅又着重强调说：“有些对话请你们务必修改，不要提我陈毅的名字，也不要提陈司令、陈军长，统统改成部队通用的首长称呼。仗不是我陈毅一个人打的，是第三野战军全体指战员打的。我陈毅一个人能消灭敌人60万吗?显然不能够。胜利归功于毛主席伟大的军事思想，归功于大家。个人在革命中的作用总是有限的，我陈毅不能贪天之功为己有，我的作用也就是那么点子，沧海一粟，微不足道。夸大个人作用就会脱离群众。我们共产党人从来只承认马克思的存在决定意识，只承认时势造英雄的说法，而不赞成一个英雄能造就整个时势的说法。你们剧本中要好好写写那些冲锋陷阵的共产主义战士。”他在给《南征北战》创作者谈剧本时提出，不要写真人真事，要用现实主义结合浪漫主义的方法去写。

陈毅谈到表现敌人也应采取现实主义的方法，如果敌人是顽强的，就不应该把他写得不堪一击。在谈《南征北战》剧本修改时，陈毅说：要敢于反映革命队伍内部的消极面。陈毅看了《南征北战》剧本的初稿后，对剧作者沈默君说：“你们应该设计一个解放军团长，在大踏步后退的时候，搞不通思想，丧失了胜利信心，临阵脱逃，叛变投敌，最后在我军大踏步前进的时候，又俘虏了他，使他受到了军法审判。”剧作者不敢写一个团长叛变投敌，改为写一个战士王小春由于对运动战思想不通，从主力部队开小差到地方游击队的情节。但在审查过程中，有人认为让一个战士的思想发展到开小差，这是我军政治工作的失败。结果修改为没有开小差，变为我方全是正面人物出场。后来在《南征北战》拍摄过程中，陈毅在北京遇到总政文化部部长陈沂，对他说：“一个战士开了小差，就是我军政治工作的失败？那张国焘开了大差，投降了蒋介石，能不能说我们的政治工作垮台了呢？不要形而上学看问题嘛！”

反对解散上海交响乐团。上海交响乐团是我国最早成立的交响音乐专业演奏团体。它的前身是成立于1879年的上海公共乐队，1922年改名为上海工部局乐队，其演出水平曾有“远东第一”之称。上海沦陷后，日本人把它改为上海音乐协会交响乐团。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当局把它接管为上海市政府交响乐团。上海解放后，军管会在接管这个交响乐团时，有关人士认为这个团外国人管了几十年，是“文化侵略的产物”，而且团里人员复杂，首席指挥是意大利人，第一小提琴手是匈牙利人，成员有三分之一是外国人，演出的节目又多是西洋音乐，工农兵听不懂，拟将乐团解散。但陈毅郑重地听取了专家等多方面的意见，及时果断地阻止了这一做法，他说：“交响乐是文化，是艺术，是好武器，就看它演出的是什么东西。用一些外国人怕啥子？这些人也是艺术家，可以让他们为我们服务。再说，上海这样的城市，也应该有自己的交响乐团嘛！”就这样，交响乐团被保存了下来。

陈毅文武兼资，博学多才。他无论是在军事、政治、文化、外交等方面，都有卓越的建树，都作出了杰出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