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教我演“陈老总”

　　在庆祝上海解放70周年的日子里，我又翻看了父辈遗留下的那件“珍宝”——一张发给我父亲的泛黄的“委任状”，上有“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关防”红色封印并有“主任陈毅、副主任粟裕”联袂署名，落款时间为：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八日；文号为：接管字第壹号。

这张“委任状”与我初次“面晤”，是在10年前的一天下午。那时，为隆重庆祝建国60周年，我所在市贸促会将举办文艺会演，要求每个部门必须出节目。我作为部门负责人，在部属们“文艺细胞”奇缺窘迫下，不得已把自己顶在了“杠头”上，上报了参演的节目——模仿话剧《陈毅市长》中的“序幕：丹阳训话”。虽说自己曾在部队中搞过宣传，好赖算是业余文艺骨干，演过戏得过奖，有点所谓“功底”，但要演好大名鼎鼎陈毅元帅谈何容易。我丝毫不敢懈怠。在利用一切时间反复观看该剧碟片，在背台词、学表演的同时，还通过战友帮助费尽周折借来了戏服、道具，请妥了化妆造型老师。总之，历时百日，功课做足，总算通过了上级的节目审查。

孰料百密一疏。即将要进行“带妆彩排”时，我陷入困境：因角色着装必须要打“绑腿”。但这项中国人民解放军“老传统”却未传承至我这个曾经当过兵的“新军人”身上。我情急中突然想到了家中的“老八路”、年逾九十高龄的父亲赵文卿。于是，那天下午我怀着虔诚之心，向午睡刚起的他求教。他不仅十分熟练地手把手教会我打“绑腿”，还非常专业地传授道：“咱们当年打两种样式‘绑腿’，急行军和打仗，打得是‘单叉’式的；休整和校阅，按规定要打‘双叉’式的。打‘单叉’式快而用于实战，而打‘双叉’式则慢多用于开大会、操典等礼仪。那年陈老总给我们作报告，他就是打‘双叉’的……”

紧接着，他老人家成了我“汇报演出”第一位观众。可他兴趣盎然地看完后，却未作任何评价，只是眯缝着眼回忆道：“陈老总给我的印象是，威严而不失平易；正气而不失幽默。他说话和作报告非常风趣，通俗易懂，很有吸引力、感染力。对敌人与内部坏思想坏作风，还很有震慑力唻！当年，我在丹阳参加解放上海前的集训，先后听过他两次讲话。他每次讲话都不下两个钟点。大家听得很过瘾，一点儿也不觉得累人。同时，台上台下气氛活跃。下面递上去的‘问题字条’，他即看即答。许多革命的大道理，经他一说大家就明白了。而且牢记在心，永远难忘啊！譬如，他提醒大家进上海后，要讲究文明时，很风趣地说道：‘是呵！我们是野战军。可到了上海你不能再野啦！一定要注意搞好个人卫生，千万不准随地大小便呐！’”

我听着他对陈老总“原始版”的描摹，大有意外收获之欣喜！我似乎找寻到了塑造“陈老总”艺术形象之原点。此刻，父亲俨然一位大导演那般，意犹未尽为我“说戏”，滔滔不绝帮我厘清演绎“陈老总”的“故事情节线”——发生在1949年4月下旬至5月下旬之间。遵照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命令、指示，由华东局和华东野战军上海战役前线指挥部负责集结准备攻占、接管上海的野战军、南下干部共两路大军于长江南岸一座叫丹阳古县城里，进行为期一个多月，以“入城学习与教育”为主要内容的纪律作风整顿和接管业务集训，史称“丹阳集训”。作为亲历者，父亲是记忆犹新的。

当时，我军占领了南京这个蒋家老巢，摧枯拉朽之势锐不可当。正如陈老总在丹阳集训作动员报告时所断言：“同志们，形势发展得很快呀！它远远超出了我们的估计。照这样快下去，要我看，解放全中国已经不要太多时间咯。而上海更是指日可下啊！”同时，他又告诫大家说：“前不久，毛主席对我讲，解放上海是中国革命一大难关……他要我们快中求慢，在丹阳这个地方停下来，好好学习和整顿它一个多月。为的是不打无准备之仗！为的是吸取以往攻占、接管天津、杭州，尤其是南京的经验教训！为的是将上海这座中国最大工商业城市，完完整整地交还给人民！为的是把上海这个‘冒险家乐园’，通过我们的管理和改造，尽快建设成为人民当家作主的，对今后革命和建设能作出更大贡献的生产型城市！所以，我们要好好学！要学会接管和建设上海的一切管理知识和科学技术……”

“丹阳集训‘水面无波’。而在华东社会部集训营地中的我们，却像‘鸭子凫水’般表面平静、四平八稳，可脚底下拼着命划拉……时间紧、任务重！大家都在拼着命学习。根本没时间上街闲逛，也不允许外出会战友、老乡……”父亲讲起集训学习与生活。每人发了一条旧军毯和三本小册子：《入城守则》《约法八章》和《国民党上海伪警察组织系统调查与统计（概览）》。这三本油印的学习资料，成了集训中对每位成员进行纪律教育、政策掌握和接管对象实情主要教材。而学习形式多以上大课、听报告或辅导为主。

学习《入城守则》时，父亲第一次距离较近地聆听陈老总作报告。至今他难以忘怀的是，陈老总明令说：“从军长到战士，任何人不准借用老百姓的房子和东西！部队不入民居，不是不让你睡觉，统统睡在大马路上嘛，这是我们共产党、人民解放军送给上海人民最好的见面礼！”而在学习《约法八章》时，他们除了听当时中共上海市地下党主要负责人刘晓同志报告外，还再次近距离聆听了陈老总专门对华东社会部集训干部作的重要讲话。讲话很有针对性和指导性，譬如，在谈到如何甄别国民党监狱在押犯时，他指出：“对所谓的政治犯，绝大多数是我们的同志。可能剩下的不多了，令人很痛惜啊！这些主要由地下党组织负责甄别。但也要防止敌人搞‘苦肉计’。而对刑事犯，我们决不能搞‘改朝换代、大赦天下’一笔勾销呐！还是要实事求是，根据此人此案、此证此据，接受申诉，严格重审！对必须坐牢或偿命的重罪犯，不但不能放，对国民党提前放走的，必须要再抓回来。该杀的还是要杀！”最后，他还鼓励大家说：“我相信在座的同志们，能很好地适应大上海的复杂环境；能很主动地与地下党同志和警备部队默契配合；能很快地恢复战后社会生活和生产秩序。为建立和巩固新生人民政权，拿出真本事、亮出真功夫！”

1949年5月28日，在上海解放的第二天清晨。父亲一行由中共上海地下“警委”苗雁群同志引导下，踏上了接管“伪上海市警察局提篮桥分局”（现为上海市公安局虹口区分局）的历史性征程……

10年前，父亲给我讲述“丹阳集训”，由头是教我如何演好“陈老总”。但多少年后，我才悟出他老人家的真正用意。记得当时他曾这样评价丹阳集训：这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每到转折关头，首先抓早抓好党员和干部队伍的思想作风建设。这样才能不断适应新环境，解决好新问题，完成好新使命！而我，也打心底里认知了这个道理——不忘初心，方得始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