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之缘

　　每当手捧那本紫红色的纪念册时，不禁潸然泪下，这是我丈夫65年前送我的珍品。

我家住在河北廊坊南的码头镇，它是平津交通咽喉,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我生于1938年2月，懂事时日本已投降。1946年夏，国共又打起内战，在此展开“拉锯战”。父亲闫德厚懂得些枪械原理，在家中偷偷给八路军修理枪支。八路军常送些粮票来，父亲找人换成玉米面，再加野菜，我家三口才得以生活。

满八周岁后，我到校念书。教室里的桌、凳都是由砖头和石灰砌成。学习内容是算术和语文，语文课本中的文章，如“太阳出来了，工人做工、农民种地”。身上带着课本在走路时如被国民党哨兵查出，是要挨打的，心中真是又怕又恨。新中国成立了，才真正感受到了“太阳出来了！”

1953年夏，15岁的我入廊坊一中（原安次中学）读书，新生进校还未上课，安次县女县长林凤来校做报告，讲述朝鲜战况。我志愿军战士作战勇敢、顽强、不怕牺牲，我们听后，对志愿军肃然起敬。但我志愿军伤亡重大，她号召同学们快写信慰问最可爱的人，信与她随行赴朝。我的信就这样来到烽火连天的朝鲜战场某高炮连队阵地。其时，王大均是连的副政治指导员。他看到我的信后很快给我回了信。从此我们开始了书信往来。

我在复信时诉说了自己在学习生活中的艰苦与烦恼。我给他的印象是一个既顽皮又穷的男孩。后来，我就收到这本崭新的《庆祝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国二周年纪念册》，里面还夹了一张他在阵地上的照片。他称我“小顽童”，谆谆教导我要努力学习，学做好人，做了好事可记在册里向他汇报。我觉得这“叔叔”热情又大方。后来得知些他的战斗情况：常吃不上饭、吃炒面粉、饼干，就着白雪下肚，由于住的是潮湿的窑洞，因此得了关节炎。敌机极疯狂，一来就铺天盖地黑压压一片，许多战友因敌机的狂轰滥炸而牺牲了。

我努力学习，1954年夏获得学校颁发的“学习优秀奖状”，在高兴的同时也想到对“叔叔”的感谢告诉了他。他回信对我表示祝贺，并说已回国到沈阳高射炮兵学校学习。信中写明详细地址，还有一些八分钱的邮票，供我回信用。这分明是不肯甩掉“小顽童”，有着难舍的牵连。后来得知他9岁时父母双亡，弟妹因饥饿致死。对亲人的思念深印脑海，以致潜意识里依稀看我就是他弟弟的化身。

1955年夏，我作为学校代表去北戴河参加“河北省青年学生夏令营”活动，夏令营活动期间就写信向“叔叔”报告。他回信要我在夏令营活动的照片，我回校即寄三张合影给他，并提示：我的名字像男孩，实际是女孩，请他消除误解，并指明我在照片中的位置。不久，我就收到沉甸甸的信。拆启后，跃入眼帘的是沈阳高炮校“优秀学员成绩报告册”。看到内贴的照片使我一惊，不老呀！是个漂亮青年。后页的成绩表均是5分，年龄23岁，籍贯江苏松江（今上海）……

9月底，他突然到河北廊坊来看我，寒暄一番，我们两人言语不多。短暂的几小时会面，我只见他欲言又止。在没有握手的告别中，他急回沈阳，要去帮助训练援越高炮营、连级干部。后来在信中他才表达出对我的爱意，并讲了自己的经历，1949年5月上海解放，16岁的他就参军到苏南军区教导团，1951年3月加入共产党。

当祖国大陆人民已过上安定生活时，在祖国的东南方隔海相望的敌占马祖岛对面的福建连江黄岐半岛的“红石山”还是炮火横飞的阵地。王大均就是阵地高炮连的政治指导员。
1957年夏，我到北京航校读书前，又去探望他。乘车船耗时5天，才登上“红石山”阵地，迎接我的未婚夫脸又黑又瘦，面容憔悴，再环顾四周很是荒凉。这里没有营房，只有大大小小的竹席棚，饮用水要从山下井里一桶桶挑上山来。这里的生活条件极其简陋，他住的席棚只有6个平方米，他除参加战斗外，还要保证战士们业余生活的丰富多彩。60平方米的多功能俱乐部里有凳子、课桌、乐器、书本等，以鼓舞士气，营造出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政治气氛。

炮战经常发生，敌人的炮可能随时打过来，我方必须还击。指战员们把生死和艰险置之度外，表现了极大的勇敢、机智、刚毅和顽强。除对空、对海炮战外，还常有肉搏战，坚决歼灭海上来犯之敌，敌岛上经常派“水鬼”（特务）乘着气垫船在夜幕下偷渡过来，少则三五人，多则数十人，到阵地上抓人、杀人、搞破坏。此时战斗不是重炮对轰，而是短兵相接，尖刀对尖刀、枪口对枪口。要制服敌人，光靠勇敢是不够的，要机智、灵活，才能将其消灭。

他们为此付出了沉重的生命代价，他们崇高的战斗精神让我深受感动。我身处北京优美、闲静的环境，学校设施良好，待遇也不错。在这种境况下，他突然向我提出结婚的要求。面对在战场上浴血奋战的他，我欣然表示同意。

我们的婚礼原定在建军节，后改为7月31日下午。想不到婚礼刚结束，敌炮打过来了，在阵地北岩壁上爆炸，震耳欲聋。炮一炸，他立即向炮位跑，经过我身边时，还冲我喊：“敌人放‘高升’向我俩‘祝贺’了。”

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他无数次与死神擦肩而过，福建前线大大小小炮战，他都参加了，并多次立功受奖。1958年初，他从战场上被调到福州军区炮兵司令部机关，1963年初晋升大尉军衔后又调到福州军区政治部宣传部。然而在“文革”中他被打成“5.16反革命”，1969年底转到金山县化肥厂劳改，坐了10个月牢狱。他的身心受到严重伤害，1976年解除监督改为转业，1979年1月得到平反。在这期间，他完成了许多急难险重的任务。1985年，已经54岁的他担任金山建设局局长、党委书记。后在他的努力下争得市政府投资亭枫、亭卫公路建设两个项目，帮助解决金山县没有公路的情况。他和员工们以高速度、高质量的成绩回报了党和人民。他1992年底离休，2017年1月在上海逝世。

我的丈夫经历了战争年代血与火的严峻考验，不畏艰辛，出生入死，新中国成立后，他又为祖国的建设事业兢兢业业，呕心沥血，获得上海市建设工程功臣荣誉。他的革命精神值得现在的青年人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