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笈渡海 追求真理

　　今年3月25日，习近平主席访问法国时指出：“今年是一个具有特殊纪念意义的年份，既是中法建交55周年和中国留法勤工俭学运动100周年，也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回望百年前的勤工俭学运动，胸怀救国梦的中国青年远渡重洋，前往法国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这是一场点燃理想的信念之旅，也是一场文明交流的互鉴之旅。
　　赴法勤工俭学的开端

留法勤工俭学发端于1912年，是由著名的教育家蔡元培与李石曾、吴稚晖、吴玉章等共同发起和倡导的。1912年初，担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教育总长的蔡元培竭力支持李石曾、吴稚晖、吴玉章等发起组织“留法俭学会”。该会的目的是“改良社会、首重教育”，“今共和初立，欲造成新社会、新国民，更非留学莫济，而尤以民气民智先进之国为宜。兹由同志组织‘留法俭学会'，以兴尚俭乐学之风，而助其事之实行也”。

留法俭学会成立初的一年多时间里，先后送走了3批共80多名自费留法学生，超过了过去10年官费生的总和，但这还远不能适应改良中国社会的需要，不能使大批中等家庭出身的青年去法国留学。因为在西欧生活费最便宜的法国，入中等以上的学校，其学费、食宿零用加往返旅费，每人每年至少需要银元近千元，相当于一个中等家庭近两年的费用，因而国内中等以下家庭境况的青年学生，只好望洋兴叹。

蔡元培等又提出吸取旅法华工教育的经验来弥补经费不足。1909年李石曾在巴黎曾创办一个豆腐公司，内设豆制品加工场，神奇美味的中国豆制“奶酪”在法国销路很好。李从老家河北高阳招去一批高阳华工。这些华工利用工余时间组织学习法语、国文和科学知识，“勤于作工，俭以求学，以进劳动者之智识”，还设立专门的华工学校，少数留法学生也参加到学校里读书，课余参加劳动，收入补贴生活费用。

1916年，中法文化交流活动随着“帝制”的取消和袁世凯的死去而活跃起来。6月，“华法教育会”成立，在法国巴黎和中国北京分设办事机构，由热衷于两国文化交流的中法知名人士蔡元培和欧乐先生（法国巴黎大学教授）分任中法两方会长。在华法教育会下，设立留法俭学会、勤工俭学会以及华工教育等机构，其中最主要的就是组织留法勤工俭学。在上海还专门设立留法勤工俭学生会馆和俱乐部，负责接待各地来沪候船赴法的学生。从中国到法国的海路3.1万海里，三等舱船费要几百元。经华法教育会联系，法国船方专设四等舱供留法生乘坐，船费100元，全部旅费总计200元，这对一般家庭来说尚可筹措。
　　赴法勤工俭学的高潮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海上交通封锁解除，五四新文化运动对留法勤工俭学热潮的兴起更是给了极大的推动。正如周恩来当时所说：“迨欧战既停，国内青年受新思潮之鼓荡，求知识之心大盛，复耳濡目染‘工读’之名词，耸动于‘劳工神圣’之思想，奋起作海外勤工俭学之行者因以大增。”据统计，1919年、1920年两年内有20批近2000名青年学生赴法勤工俭学，形成了赴法勤工俭学的高潮。

赴欧的留学潮中，54岁的葛健豪年龄最大，10岁的王书堂年龄最小；40余名女生冲破封建枷锁走向世界；还有“三湘大儒”徐特立和贵州大教育家黄齐生等名流也甘愿去法国半工半读。

留法学生以四川青年最多，两年中全省有378人赴法，其中有邓小平、陈毅、聂荣臻等；湖南其次，两年中全省有346人赴法，其中有蔡和森、李富春、李维汉、李立三、许德珩、肖三等。特别令人感动的是已年过半百的妇女葛健豪率儿子蔡和森和女儿蔡畅以及未来的儿媳向警予一起赴法，在我国妇女界引起极大的反响。此外还有赵世炎、张申府、刘清扬、王若飞等。周恩来是1920年获南开大学创办人之一的严修先生设立的奖学金“范孙奖学金”的资助，赴法、德留学的。

毛泽东是湖南省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实际组织者。1918年4月14日，毛泽东、蔡和森、何叔衡等人在长沙创立了以“改造中国和世界”为宗旨的革命团体新民学会。会员中一些有抱负的青年十分向往去法国留学，毛泽东曾进行了多方面的活动，积极筹措赴法勤工俭学。但是临行前，毛泽东却决定不去了。毛泽东认为：我们要有人到外国去，看些新东西，学些新道理，拿回来改造我们的国家，同时也要有人留在本国研究本国问题。假使我把时间花费在本国，则对本国更为有利。另一个原因是在巴黎和会上，法国总理克里蒙梭的丑恶表演给积极参加五四爱国运动的毛泽东留下了深刻印象，资本主义标榜的民主、自由、人权理念一起破了产。与此相反，1918年7月25日，俄国苏维埃政府发表第一次对华宣言，声明俄国政府将沙皇政府与中国订立的一切不平等条约概行废除，并将沙皇政府与俄国资产阶级强行掠夺、占有之中国领土及一切权益，全部归还中国人民。法国政府和苏俄政府大相径庭的对华政策给青年毛泽东上了深刻的一课，学习俄国文明以改造中国和世界成为他的新选择，他计划以后“组织一个游俄队”赴俄勤工俭学。但是，由于国内革命斗争形势的迅猛发展，历史把毛泽东推到了湖南社会舞台的中心，革命实践占据了他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客观上已经不允许他有“闲暇”赴苏俄了。
　　成立旅法党、团组织

旅法勤工俭学的留学生中，许多是经历过新文化运动和五四爱国运动洗礼的进步青年，他们怀着寻求救国救民道理的迫切愿望，来到法国这个曾经产生过诸如卢梭、孟德斯鸠等伟大启蒙思想家的地方。勤工俭学生中的先进分子抓紧时间，充分利用这里比较容易系统阅读马克思主义著作的条件，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阅读各种社会主义书籍，很快提高了社会主义理论水平，进而成长为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

蔡和森是其中的典范。他借助于一本《法华字典》对照着读报读书，“猛看猛译”，获得了大量关于欧洲和俄国革命的消息，并且翻译了《共产党宣言》、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列宁的《国家与革命》等著作，还写了大量的读书笔记，坚定了共产主义的理想和信念。

1920年8月至1921年2月间，蔡和森在给毛泽东的几封信件中详细介绍了他在法国读书与思考以及对真理的追求，提出了建立中国共产党，并提出了建党的理论、方针和组织原则，以及通过“阶级战争”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设想。毛泽东复信对蔡和森信中的精辟见解大加赞赏，说自己感到“欣慰无穷”，“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并告诉他，关于建党的事陈独秀等已在进行组织。

中国共产党旅法组织，是1920年秋陈独秀、李大钊委托去法国里昂中法大学任教的北京大学教授、北京共产党小组成员张申府筹建的。1920年底，张申府到达巴黎，在去法国的船上发展了曾是天津“觉悟社”成员的刘清扬（女）加入共产党小组。次年3月，张、刘两人在巴黎介绍周恩来加入共产党小组；又与在国内已加入共产党组织的赵世炎、陈公培取得联系。这样，旅法共产党小组成立，成员有张申府、刘清扬、周恩来、赵世炎、陈公培共5人。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后，旅法共产党小组得到中共中央的领导，成为统一的中国共产党的组成部分，与国内党组织的联系加强了。1922年春，周恩来、张申府、刘清扬相继由法国迁居德国，与已在德国的中共党员统一组成“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

统一的旅欧青年共产主义组织也于1922年6月成立，开始名称叫“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次年2月，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改名为“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旅欧党团组织建立后，即深入到广大勤工俭学生和旅法华工中开展工作。他们创立共产主义研究会，组织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设立学生运动委员会，开展华工工作，吸收优秀分子到党团组织里来；设立出版委员会，于1922年8月出版党团机关刊物《少年》，1924年2月改名为《赤光》，成为旅欧华人中最受欢迎的刊物。这份刊物由邓小平担任编辑刻印工作，由于字迹清秀，装订简雅，人们称他为“油印博士”。

1923年6月，周恩来等3人代表旅欧党团组织，与奉孙中山之命到法国组织中国国民党驻法支部的国民党人王京岐谈判达成协议，旅欧共青团80余名团员全部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驻法支部。这样，在国内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尚未正式建立之前，由于中共旅欧共青团的积极推动，在欧洲已先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1924年6月，国民党驻法总支部成立，王京岐任总支部主席，共产党员施益生任副主席。许多共产党员、共青团员担任各地支部的领导人。
　　赴法勤工俭学的挫折

1921年初起，勤工俭学运动遇到了极大的困难。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法国经济由于原材料的缺乏和动力资源的不足，进入了萧条时期；数十万的军队复员造成了一支庞大的失业大军，1921年仅巴黎一地就有失业工人20万。这种情况严重地影响到中国学生的生活和学习，最重要的是他们失去了做工的机会，大部分留学生陷于无工可做的境地。留学生的生活陷入困境，连最低廉的房屋都租不起，数十人挤在一起睡在华侨协社临时搭的布棚里或大厅的地板上，吃的是白水煮土豆，因无钱买燃料，土豆煮得半生不熟，吃了闹胃病。饥寒交迫的留学生在这一段时间里，因冻饿至病亡者竟近百人。

1921年2月28日，住在巴黎市内及近郊的勤工俭学生四五百人齐集中国驻法国公使馆，派出以蔡和森为首的11名代表要求会见驻法公使陈箓，以解决1000多名中国勤工俭学生的生活问题。当学生们提出公使馆应代表北京政府救济生活困难的留学生时，陈箓竟然推托这是政府的事，并要学生们去找华法教育会。学生们气愤不过，围着陈箓讲理。突然，警笛四起，上百名预伏在附近的法国警察闯入学生群中，用警棍向学生们乱打。法国警察还出动了武装马队，向学生队伍横冲直撞，不少学生身受重伤，一名学生在奔跑时被疾驶的电车轧死，4名学生代表被法国警察逮捕。

中法当局对勤工俭学生的暴行传开后，激起了旅法各界侨胞、法国友好人士的愤怒抗议，国内进步人士和团体也纷纷发电表示抗议。迫于强大的社会舆论和勤工俭学生们的坚决斗争，驻法公使馆不得不请法国警察当局释放被捕学生，并把国内汇来的部分捐款分发给困难的学生，还答应继续发给勤工俭学生的生活维持费。

1921年七八月间，广大勤工俭学生联合旅法华工和各界侨胞，成功地开展了一场反对秘密借款的斗争，迫使北京政府以出卖国家主权为代价同法国政府签定的5亿法郎的借款合同中途停止。这一爱国行动，触怒了法国政府和资本家，勤工俭学生的生活维持费再次被停发。
由李石曾、吴稚晖等人以解决勤工俭学生的求学、生活困难为名，从国内募集一批经费而创办的里昂中法大学，原定于1921年9月开学。此时却发出通告，谓“里大为培养教授之场所，入学者须有一定财力作保证，并要有相当的毕业文凭和通过考试才能入学”。剥夺了勤工俭学生的入学权利。校长吴稚晖竟然说：“里大不是栖留所，不是大庇天下寒士的广厦万间！”同时，他却从国内带来120多名富家子弟准备在9月25日入里昂中法大学读书。

勤工俭学生们于9月17日在巴黎召开代表大会，决定进驻里大，争回读书权。9月21日，125名勤工俭学生进占里大。驻法公使陈箓打电话给法国外交部，诬告学生是“极端分子”，要强占里大，请法国当局派军警前去镇压。翌日，里昂警察局派出200多名武装警察包围里大，对学生强行逮捕，关押在郊外的军营中。10月14日，被逮捕的学生被强行押送到马赛港，在武装军警的监押下，送上回中国的邮船。经40天海上颠簸，被押送回国的勤工俭学生104名到达香港，学生们才恢复自由。这批学生中有蔡和森、陈毅、李立三、陈公培、罗学赞等。

留在法国的勤工俭学生尚有1000余人。此时，曾经倡导赴法勤工俭学运动的华法教育会已与留学生严重对立，中法两国政府也决定要限制和取消这个运动。驻法公使“以印刷物分送法国各学校，称学生大半是工人与过激共产党，请为注意等语，致使法国学校大起恐慌，立将勤工俭学生概行驱逐”。工厂主也以“陈公使有电，限十二月前，将勤工生全行退出”为由，纷纷辞退勤工俭学生。这样，勤工俭学生们被迫陆续回国，部分学生受中国共产党旅欧总支的派遣去莫斯科继续留学。

不久，华法教育会作出规定，凡赴法勤工俭学者，必须先缴中国币5000元作保证金，才给办理护照。这一规定等于杜绝了穷苦学生赴法的可能。至此，在五四运动后形成高潮的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基本上宣告结束。

百年前，一批批热血学子赴法探采救国救民火种。今天，人们期待新时代留学人员踏着先辈负笈求学的足迹，肩负共建“一带一路”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任，续写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无愧于历史的“索我理想之中华”奋斗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