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斗在江海之滨的岁月

编者说明：季方（1890-1987），江苏海门人，号正成。早年投笔从戎，由陆军小学、陆军中学至保定军官学校，后为黄埔军官学校教官；先后参加过辛亥革命、讨袁反袁、北伐战争、反蒋闽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他追随孙中山先生，加入国民党，拥护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抗战爆发前后，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上海参加了以宋庆龄领衔发起的“华东武装自卫委员会”，并加入共产党。抗战爆发后，苏北沦陷，当地国民党官僚、军阀、兵痞和流氓头子，假借抗日，自拉队伍，各据一方，相互兼并，人民苦不堪言。季方在取得国民党战地党政委员会少将指导员的职衔后，即返回苏北家乡，奔走于当地国民党各派军政人员之间，推动他们团结抗日，但毫无成效。1940年新四军苏北指挥部率部从江南东进北上，开辟苏北抗日根据地，季方积极予以配合、支持。黄桥决战胜利后，黄桥以东通、如、海、启一带还盘踞着万余分属几个保安旅团的国民党部队，季方遵照陈毅的指示，以其特殊身份前往开展工作，不费一枪一弹就和平接管了这块面江临海的要地。他在当地声望很高，有人评说，南通地区前有文状元张謇，后有武状元季方。

新中国建立后，季方先后出任国家交通部副部长、江苏省副省长、全国政协副主席，1958年当选为中国农工民主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主席。
季方晚年将其一生曲折艰难经历作了口述，由其女儿季明记录整理成册，名《正成自述》。现将其抗战期间开创苏中第四分区的部分摘登如后。文章标题为本刊所加，文字作了一些删节。

江苏省第四分区游击指挥部的成立
　　黄桥决战以后，韩德勤在电话中对我说，第四分区南通专员吴春科要撤回去了，希望我回到南通去接手吴春科的专员。我说：“你们都没有办法维持了，我一个赤手空拳的人还有什么办法维持啊？”他说：“你们地方关系多，好办一点。”我坚决不接受，他就找我的弟弟、原来已经担任海门县长的季强成去当专员，强成接受了。

事后我向陈毅同志汇报这个事情，陈毅同志就批评我：“你为什么不接受它呢？哎，你总是浮在上面，不踏踏实实地干！如有什么困难，我们也可以支持你，你为什么不接受它？”

反过来问：“黄桥决战以后，第四区人心惶惶，兵无斗志。我军如乘胜东进，可以长驱直入，直如摧枯拉朽耳。为什么不长驱直入？”

“哎，”他说，“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这是我们的原则——他们既没有同韩德勤的军队一致，没有西开向我们抵抗，我们就不能打他们。”

那么我说，要是回去做一点民主协商、合作抗战的工作还是可以的，我想我兄弟的思想，也可以同我一致的。

陈毅同志就说：“那好，你要不要带一点部队去？”

我说：“带了部队去倒不好做工作了，顶好有一个得力的政治工作同志去帮助我，好商量商量。”他就介绍陈同生同志，作为新闻记者同我一同去。

我说：“陈同生同志同我去，比带一个团好！”

随后，我们就到了专员公署所在地掘港（现在的如东）。我就用国民政府战地党政委员会指导员的名义，召集一个苏四分区的（国民党）党政军联席会议，征求他们的意见：对新四军怎么办？会上大家一致表示愿意同新四军合作抗战，我就提出：“我们同新四军合作要表里如一，不能表面上合作，背地里捣鬼。同时我们自己内部，军事上要统一指挥，行政上要统一领导，财政上要统收统支，不能各自为政。”大家也一致同意，并主张成立一个游击指挥部以统一指挥，推我为总指挥；我就提名保一旅旅长薛承宗、游击第六纵队司令徐承德为副指挥，陈同生为政治部主任，也都同意通过了。行政上仍以季强成为专员，原有党政军人员一概不动。还成立了一个财经委员会，以当地士绅王己劲（王敢）为主任。

但有的县里还保有电台，有的还暗中与韩德勤的总部相通气。韩德勤对我当然很有意见了，很恨啦。对我弟强成也予以批评，说他“没有气节”。保安一旅的薛承宗、保安五旅的孙信符相继出走，他们都有“气节”，还要“保全气节”吧。他们都是韩的嫡系，开会时是临时应付的，到这个时候不愿意干下去了。但他们都没有带部队走，后来我们把部队都改编了。 我没有部队能赤手空拳这样子做，完全是利用他们害怕新四军乘胜进攻的心理，要他们真正同新四军合作抗战是很难的。

平息徐承德叛变

我们想要把徐承德从石港调开，换一个防区，以贯彻财政上统收统支，军事上统一指挥，他却连指挥部也不大来了。我们觉得这个局面不能持久，我自己就想交出来，南通专区还是由新四军来统一领导、统一指挥，这样比较好办。地方上看到这个情况，群众团体也同意。那时钟民、洪泽等同志，已在开展民运工作，就由工农青妇的组织出面，打了电报向陈毅同志请示。陈毅也同意了，就派陶勇带了一个旅来稳定局面。大家合作抗战嘛，也不要划界限了。

但是自从陶勇到了南通专区，亲自打电话请徐承德到指挥部来开会他也不来了，在石港周围掘壕据守，不听调遣了。我和陈同生曾单车匹马，到他那里去同他商量，他还是不买账，说他财政上、经济上有困难，原来的地方不能放弃。后来我同陶勇同志到海安去——那时军部还在海安，我们去开会汇报请示。徐承德知道我和陶勇离开了掘港，他就向掘港的指挥部进攻了。那时只有一个茅珵、韩念龙同志领导的、由崇明自卫总队扩编成的崇启海常备旅留守掘港，就靠这个旅，顶住了徐承德的进攻。我和陶勇同志也赶回掘港，陶勇带部队把徐承德打垮了。徐承德溃退到海门悦来镇，投降日本鬼子当了伪军，还修了碉堡。结果，后来在三旅八团拔除据点时，徐承德被“当场击毙”，把他的部队也彻底解决了。

第四分区其他的部队都是和平改编、整顿。不愿意彻底接受新四军领导的，愿意走的也不勉强，欢送他们；留下来的一样使用他们。除陈泰运通海实业警卫团叛逃外，薛承宗、孙信符出走，其部保一旅、保五旅以及南通常备旅等都整编成新四军主力部队。而启东，国民党的县党部还照常挂招牌，我们还照常做孙中山总理纪念周的仪式。可是国民党的中央，对城里头的、沦陷区的国民党倒可以承认，对根据地的国民党，他们倒不承认了。启东县党部的同志，后来差不多全体参加了新四军的工作，一直坚持到抗战胜利。我现在记得的，原来有一个书记叫周儒谦，后来因日寇“清乡”时环境太紧张，他又不能跟我们部队一起行动，就安排他到江南去“打埋伏”，解放后，重又回到启东来，给他安家落户。
掘港保卫战以后，苏四区与其他兄弟区（一、二、三区）同样确立了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基础。1941年三四月间，以粟裕同志为首的新四军苏中军区成立后，我们就把游击指挥部正式改组为苏中军区第四分区，我任司令员，陶勇（一师三旅旅长兼）、刘先胜（三旅政委兼）任副司令员，以向明为政委（后为吉洛，即姬鹏飞），陈同生为政治部主任，梅嘉生为参谋长。原来搞地下工作的周一峰、李俊民、钟民、洪泽、叶胥朝、梁灵光、顾民元、陈伟达、周明等同志都公开了，在苏中区党委、苏中行政公署领导下，分别担任了地、县各级党政机关的领导工作。

新四军抗日根据地的建立，使日寇整个后方受到了很大的威胁，在华中前线不得不停止西进，抽其兵力增加据点。本来整个苏四区没有多少据点的，到这时，我区各乡镇，每隔十里八里就有一个敌伪据点，多得像梅花桩一样。我们的游击活动受限制，于是东南设海启行署，陈同生兼行署主任。海门县长沈维岳、启东县长钱伯荪为副主任。1941年9月，陈同生任海启行署主任兼海门县长，副主任钱伯荪兼启东县长。梁灵光任南通县长兼警卫团长，叶胥朝任如皋县长兼警卫团长，并在通海设行署，以任天石为主任（后由茅珵负责）。以后人事上虽有许多变动，但在粟裕同志一师主力的领导与支援下，军民团结，苏四区始终坚持了反“扫荡”与反“清乡”斗争。

反“扫荡”与反“清乡”

日伪小部队原不敢轻易下乡，广大的农村我们都可以自由活动。及至1941年日伪就经常出动大量部队，进行频繁的“扫荡”，并以空中轰炸相配合。痛心的是我的胞弟季强成，在八一三日寇大扫荡后，中道动摇，竟不告不谋，逃跑到已经沦陷的上海去。向明同志派强成的儿子季立去追、劝，却连季立也没有回来。我惭愧自己薄德少能，连兄弟子侄都没教育好，还能为国家做什么事！而党和人民却对我信任有加，命我兼任苏四区专员。我即发表《告通、如、海、启、崇同胞书》，与父老兄弟诸姑姊妹们约法五事：

一、 扩大自卫武装，粉碎敌伪“扫荡”，准备战略反攻，争取最后胜利；二、 推行民主政治，健全乡保机构；三、 整理公粮及财政，肃清贪污浪费，建设地方经济，改善人民生活；四、 保障人权，尊重法纪；五、 取缔烟毒，根绝社会祸害。

我们分成小股作战。鬼子“扫荡”掘港，已经到了西街，我们还在东街，末了决定放弃，我和刘先胜同志最后撤出来。掘港我们和敌伪争夺过好几次。1942年掘港沦陷。我家的十多间瓦房也是在这一年全被敌伪拆毁修据点，其他民房被拆毁的更不在少数。

我们化整为零，与我一起行动的不过一连人，战士们叫我“大队长”（部队代号“江海大队”），似乎比叫“司令”更亲切，一些当年的老同志现在还这样叫我。粟师长和向明同志非常疼爱明儿（注：季方女儿），认为放在外婆家对孩子教育不好，且曾发生过土匪企图绑票，坚持让她跟我们一起“打游击”。讷仁（注：季方夫人）就把孩子“绑”在自行车后架上，由吴士章、汤子卿等同志推着走。粟司令常逗她：“小老虎（明儿的绰号），犯什么错误了，被妈妈‘绑’”起来？”明儿还要争辩一番。夜行军明儿睡着了，小脚轧进了自行车的辐条，一声“通过封锁线”，也知道忍痛不哭。流动性更大了，我们很少在一个地方连续住两夜。但遵照毛主席“敌进我退，敌退我追，敌驻我扰，敌疲我打”的十六字方针，在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下，就在这样的环境中，我们还能经常把敌伪深沟高垒的据点拔除掉。单是我家附近的三阳镇据点，敌伪构筑三次，我们就“拔”了三次。我们抗战必胜的信心更强了。戎马倥偬中同生与张逸城喜结连理，我还当了他们的证婚人。

到了1943年，南通区的敌伪更进一步对我们加紧“清剿”，觉得“扫荡”解决不了问题，要改作“清乡”。以如皋的丁堰镇为起点，东至黄海滨，南迄长江边，构筑竹篱笆三百余里进行“封锁”，沿“封锁线”每里一个碉堡，把我通、如、海、启方圆约四百来华里、人口近300万的四分区隔断，使我大部队不好行动，企图把我们封锁在东临大海、南滨长江的角落里，用“梳篦”式“清乡”消灭我们。我主力部队就跳到外线（竹篱笆以外）作战，并厉行精兵简政，疏散了一部分干部去“打埋伏”——向明同志因身体不好，也曾一度与我的妻女一起，在启江讷仁的好友杨德真家“打埋伏”，主要由我内侄女钱雪君照顾他。而民兵和便衣武装则始终坚持在“清乡”区内，与敌伪进行顽强的斗争。白天敌伪筑篱笆，夜晚我们就组织群众拆篱笆。7月1日，在主力部队掩护下，我们还组织民兵、群众几十路联合行动，锯电杆、破公路、火烧竹篱笆，火光烛天，宛如火龙，使日伪惨淡经营三个月的竹篱毁于一夕。日伪虽企图修补重建，当地的毛竹砍光了，还从江南运竹子来“打”篱笆，但继续遭我破击数次后，再也搞不起来了。

敌人对我们残酷屠杀，有的同志一家数口都被活埋。仅据不完全统计，1943年我苏四区党政军民牺牲1400余人，被拉丁1500余人，被强奸1800余人，无辜被捕被害6万余人，民房被烧光拆毁5000余间。在严峻的斗争中，我们颁布《苏中第四行政专员公署反“清乡”期内紧急治罪条例》，凡犯有为敌伪特务机关派出至我根据地侦察我军情或组织情报机关、阴谋组织暴动以破坏我根据地治安、参加敌人“清乡”组织阴谋危害祖国及人民、趁敌伪“清剿”“清乡”时散布谣言淆乱人心、内奸阴谋蜕变罪行之一者，均以汉奸论罪处以极刑。在情况绝对严重时，区级以上政府及民众团体，均有执行权。但强调须查有确实证据，随时将处理经过报告上级，任何时候不得违反政府保障人权之基本精神，且只适用于反“清剿”“清乡”期内。

1944年12月25日晚，在聚星镇的一次战斗中，我们有名的主力老八团团长王澄同志和政委鲍志椿同志同时牺牲，现在启东县（市）王鲍乡，就是这两位烈士永垂不朽的纪念。

我们的斗争虽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但苏中四分区这一抗日根据地，在苏中区党委和新四军一师的领导与支持下，一直坚持到抗战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