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击战争年代的后方医院

一
　　我是1920年出生的。1941年底，在上海读了护士学校的我，从上海乘轮船经南通天生港，到了新四军抗大九分校。自己是从小受尽折磨的穷苦学生，家里的房屋在“一·二八”事变中被日军飞机炸毁了，为生活所迫当过童工。怀着这种朴素的阶级感情，我奔向了革命。

在抗大九分校医务所三个多月，我对革命、人民军队、共产党有了初步的认识，这是在政治思想上最大的收获。在对集体生活规律开始熟悉和思想情绪基本稳定后，我和张瑾、郑延洁得到上级的命令，去后方医院工作和锻炼，被告知：“医院马上就到。”什么医院能自由行动，说来就来，说去就去？我脑海中的医院，还停留在上海式的城市医院，觉得“医院马上就到”是很奇怪的事，又不敢问，等着瞧吧！

距离抗大九分校校部南通吕四镇五里路的后方医院到了。我们去那里报到。到了那里我才恍然大悟：原来在村上驻着后方医院的全套人马——院长、协理员、各队长、指导员和医护人员，还有随队行军的一批轻伤病员。那时我才懂得这是战争年代的医院。名曰后方，是和前方部队相比较而言。实质就是野战医院。战斗打响了，就即刻收容伤员和处理创伤，如取子弹、炮弹片，结扎血管，处理骨折，平时治疗护理伤病员等等。我这时不像刚入伍在抗大分校时那么幼稚了。经过教育、帮助和锻炼，也更加懂事和老练了一些。我刚到院部报到，院长协理员和我谈话，要我任二队副队长，并在大会上宣布了任命。后来知道队长都是皖南事变前后的老同志，是党员，政治上很老练，有战争环境医疗工作经验。

后方医院开始由苏中一分区向二分区东台方向转移。全院人员和轻伤员随队轻装自带背包和必需的药品、书籍，傍晚出发了。出发前院部交代任务：冲过敌人封锁线，一路纵队在海滩上行动，天亮前到不了目的地要隐蔽，暴露目标要严格按照纪律处分。

傍晚后黑暗渐渐来临，一支蛇行的队伍从吕四镇郊沿着海滩渐渐走远。上级的交代时时在我耳边响起：“敌人走的路，我们不走；敌人不走的路，我们要走。”我们是游击战争环境的医院。我们的任务是保护和治疗护理好伤病员。今晚我们要沿着海滩前进。在海滩步行，下脚提脚都要快，不能停留，一停留就要陷下去。另要注意有同志陷下去可以不管，继续前进。有专人殿后组织营救。路上我们的两只脚像乐队咚咚地敲大鼓，或像吊水桶一样快速地七上八下，不断向前行进着，不敢稍有喘息。虽是四月中旬，但海边的气候寒冷如冬，我们每个人头上却都冒出了汗珠。天亮前过不了封锁线，我们必须离开海滩，找地方隐蔽宿营。

在离东台县城一里路左右的村庄那里，沿海居民都是烧盐的。村上一家一户都有盐灶。当时我们在那里的群众基础较好。只是附近没有任何便于隐蔽的好场所，村干部只好把我们安置在盐灶里，灶里低矮狭小，同志们只能蜷缩一团人靠人拥挤在一起，大小便都在里面。特别是我们一个晚上都在海滩行走，头脸和全身都是污泥，加上大小便的气味，是很难熬的。但同志们都想到，我们现在的困难，是在为党、为革命，再困难也能顶住。在盐灶里，能观察到东台城墙碉堡上耀武扬威的日本侵略者的“膏药旗”和来回走动的鬼子兵，同志们无比气愤。眼看日本鬼子在我们的国土上横行霸道，有的同志说，若我们是前线作战部队，非把它炸了不可！

艰难的一天终于度过了。天刚黄昏，群众给我们送来了饭菜。我们出了灶门，个个都伸伸腿，弯弯腰，吃了饭继续前进。冲过这条封锁线，到达了目的地。这是我到后方医院工作上的第一课。到达目的地后，老同志逗我说，我们这位“上海小姐”，过这一关不容易呀！

二

向往已久的后方医院终于到了。由于战争的需要，医院处于敌人的后方，是拉锯式的“敌进我退、敌退我进”游击战环境。记得当时院长徐杰三在会上对大家说过，我们医院活动范围方圆有80里。这说明当时不仅医疗条件差，而且环境是动荡不定的。

当时医院编制是：院部、大队、分队。这种编制主要是在发现鬼子、伪军下乡“扫荡”时，便于分散埋伏。我当时所在的二队有队长史凌，政治指导员吴友廉。我任副队长，主要负责医疗工作。在环境相对安定时，伤病员全部住在群众家。每家安排一个病人。由护理员（小鬼）负责送饭送水、打扫卫生。病人睡的是老百姓家的门板，找土墩或砖块搭“床”。夏天，都住在露天墙角边。服药和治疗由卫生员分工负责。当发生情况，我们立即将伤病员分散打埋伏。有的乔扮群众家的儿子、媳妇、闺女。高粱未成熟时期，我们将伤病员掩藏在青纱帐里。记得有几次我们将老百姓家门口堆得很高的草堆当作掩蔽物，将中间或下层的草堆挖空，将伤病员安放在里面，外表上看还是一样的草堆。上面有命令，不能损伤一个伤病员，这是我们医护人员的职责。

在海边，没有情况时，我们就用船将伤病员和医药器材飘在海边埋伏。遇到水网地区，我们都是随时准备和敌人周旋。鬼子到这里，我们就到那里。病人吃饭，谈不上营养食堂、病人食堂，全部分散在老百姓家里，群众吃什么，病人就吃什么，按标准付伙食费。在情况紧急时，轻伤病人自己背背包随医护人员一起行动。 每一次查房至少十来个病人，来回要跑几十里路。查房时，我们的打扮是穿着当地老百姓的衣裤，拎着个菜篮子，篮子表面放着青菜萝卜，下面放着听诊器和查房用的医疗器械。一旦发现敌人，就要机灵点，安排好病人，做好埋伏。

在敌后游击环境，随时随地会遇到敌人，特别是在天蒙蒙亮和黄昏来临前。我们的任务是一切为了伤病员。不但在平时要医护伤病员，发生敌情时更要掩护好伤病员。因为我们不是武装部队，所处的又是游击环境，我们的任务是相当艰巨的，医护人员有随时发生危险的可能。我的战友中有两位同志给我的影响很深刻。她们是我们新四军卫生战士的英雄！

胡秀英，我原来和她在一个队工作。有一次她安排好伤病员，刚回到她住的群众家，一群鬼子和汪伪二鬼子下乡了，奸淫掠夺，无恶不作，挨家挨户地搜查新四军游击队。刚搜到胡秀英住处，问：“这是什么人？”群众老大娘回答：“俺家闺女。”我们平时都是乔装成老百姓的样子，胡的皮肤较黑（皮肤白的为适应环境，还要在脸上涂点锅灰），本来可以顺利地瞒过了，谁知她睡的门板来不及推倒，一本《军医必读》的书还放在门板上。二鬼子发现后，就扭住不放：“妈的，什么闺女！是新四军，跟我走！”当时胡秀英就和二鬼子对打起来，毕竟体弱难当，但决不屈服，又想到不能让老百姓受损失，就决然跑出房东家，将敌人引到村外。当敌人赶上来后，胡秀英就勇敢地与敌人搏斗，最后被残忍的敌人用刀刺伤，流血过多而英勇牺牲。多么好的同志啊，这时她入伍才一年多。

姚焕如（后改名姚坚），是我在上海广仁护校低我一班的同学，入伍比我早一年。抗战即将胜利的前夕，日本鬼子节节败退。我们解放了大批国土，人民政权相继建立。在这种新的情况下，万恶的还乡团还经常骚扰破坏和暗杀，制造恐慌。姚坚带着医疗队和伤病员转移到某驻地时，已是上半夜。她去巡查伤病员安置情况。安排就绪后准备回队部驻地。可是同志们左等右等不见队长回来。第二天，天刚刚亮，发现在附近的小河里，漂起一具口塞破布、两手反绑的女尸，正是姚坚队长。1982年，解放军23军已重新将为国牺牲的姚坚同志审定为烈士。

在战争年代，这样可敬可佩的同志是不少的。我们永远怀念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