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09期●缅怀篇●

潇洒坦荡 李一氓(上)

作者:丁 星


  在新四军将领中,李一氓是相当特殊的一位。

李一氓参加了北伐战争、南昌起义、中央苏区的反“围剿”战争和两万五千里长征。长征到陕北以后,他调任毛泽东的秘书,陪同毛泽东去和徐海东见面,近距离观察了毛泽东对直罗镇战役的指挥。若论从军之早、军事生涯之丰富,是新四军多数将领不可比的。但是,李一氓一直在领导机关做秘书工作、宣传工作或保卫工作,只是参与治军,始终没有指挥过战斗,更没有上阵厮杀,刺刀见红。长征途中,他有过两次身临前线的机会。一次是红军将要进入湖南时,中央军委抽调一批湘南籍的连排干部,组成一个湘南营,由一位湘南籍的团长任营长,调李一氓任政治教导员,想在湖南南部打几仗,然后分散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后来形势变化,这个计划取消,湘南营就解散了。又一次是遵义会议后,中央军委决心歼灭尾追川军,将机关干部分到战斗连队以加强领导,李一氓也分到一个连队当了副政治指导员。后来觉得打这一仗不利,机关干部各自回到了原来的部门。李一氓晚年写道:“这是中国革命的一个急风暴雨时期。今天想来,如果当时能直接参加前线的武装斗争,对自身的锻炼可能更有益处,可惜把这个机会错过了。”

李一氓参与了新四军的组建。当年,新四军按照国民革命军的统一编制,军部设秘书、参谋、军法、军需、军医、副官六个处,同时继承红军的传统,将政训处改为政治部。李一氓任秘书处处长,兼任军法处处长,党内又是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后东南局)秘书长。秘书处掌管文电,承办会务,还有协调其他各处的职责,重要性自不待言。军法处也很重要,因为新四军政治部起初还没有锄奸部或保卫部,纯洁内部、肃清奸细甚至地方上的反特斗争,都由军法处负责。李一氓做这两份工作,称得上驾轻就熟。北伐战争中,他就是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秘书和南昌总政治部秘书长。南昌起义时,他任参谋团秘书长。在中央苏区,他当过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国家保卫局执行部长。难的是另一项任务。离开延安时,中共中央组织部负责人李富春特地嘱咐他:你和叶挺、项英都熟悉,到了新四军,要作为他们之间的缓冲人。那时他想不出有什么需要缓冲,后来才体会到这是难以破解的矛盾。叶挺给他写过一封信,说“居士不适于当一个庙子的方丈”,意思是自己已经不是共产党员,当不了共产党绝对领导的新四军的军长。项英则认为自己对叶挺已经是足够尊重,至于军权,当然要牢牢抓在他这个党委书记手里。直到皖南事变时三人诀别,李一氓还是遗憾地未能完成缓冲的重任。他自己说:“我作为缓冲人,明显地失败了。”

李一氓在皖南事变中脱险到达苏北后,起初任淮海区党委副书记和淮海行政公署主任。后来淮海区和盐阜区合并为苏北区,他任苏北区党委副书记和苏北行政公署主任。新四军创建的八个抗日根据地统称为华中抗日根据地,但是并没有成立华中抗日民主政府,八个根据地各自的行政公署,就是最高的政权机构。抗日战争胜利以后,苏北、苏中、淮南、淮北四个根据地连成一片,于1945年11月成立了苏皖边区政府。李一氓任边区政府主席,淮北的刘瑞龙、苏中的季方、淮南的方毅和教育家韦悫任副主席。也就是说,在新四军时期,李一氓是职务最高的人民政权领导人。他拟定了雄心勃勃的施政纲领,还为中共中央要从延安迁驻淮阴做了许多准备工作。遗憾的是,国民党悍然发动内战,新四军不得不弃守淮阴,李一氓还没有来得及施展抱负,这个边区政府就在1946年9月结束了。


  李一氓一生有许多遗憾,最遗憾的当然是皖南事变。他在晚年说:“皖南的山水景色优美”,“就是这样一个优美的地区,1941年我们万般无奈,被迫地把它作为战场,攻不能前,退又无据,只落得一个全军覆灭的悲惨结局,至今想起来,还是一件恨事。”

1941年2月24日,李一氓在皖南事变中突围,经徽州、金华、衡阳、桂林到了广东韶关,请党的广东省委代他给中央发了第一号电报,报告“已安全脱险到粤”。从韶关到香港后,又给中共中央发了第二号至第六号电报,报告皖南事变经过和他的看法。这些电报是皖南事变亲历者最早向中央作出的书面报告,是极为珍贵的历史文献。这些电报表明,李一氓对皖南事变的教训有着清醒的正确的认识。

李一氓的第二号电报就讲到新四军北移行动迟缓的五个原因。“自决定北移后,项英同志始终动摇不定,有时想苏北,有时想皖北,拿保全力量作为不坚决迅速行动之掩护。我个人曾三次进言,催促行动,少数损失可毋庸顾忌,皆被拒绝,且以从苏南你可以穿便衣走,而枪杆子不能化装之语加以斥责”,“后来中央书记处给项袁周的斥责电到了之后,同时得到情报四十师已进到泾县、旌德之线,才决定行动。那时还是十二月二十九日,但如果决心快,在三十一日或一月一日就出发,事情也不会闹到如此之糟”,“行动既决定,即应作行军部署。但不知何故,决定到四日晚出发”。四日大雨,五日又大雨,“到六日晚才行动,又迟了两天,使敌人有时间准备好而我反变为被动”。

李一氓的第三号电报讲到,七日战局已“处于被动及不利的地位”,开会讨论进退。叶挺先后提出两个方案,都遭项英反对。参谋处的李志高和叶超提出第三方案,接着又有第四方案,也都被项英否定。“反复讨论而项本人则无具体意见,但又反对别人的意见”,这种犹豫不决,当然是兵家大忌。

李一氓的第六号电报说:“这次战役失败主要的当然是项的政治领导的错误,但如果就军事来说,也犯了极大错误。”他一共列举了十一条教训,其中一条是:“估计敌人太低,估计自己太高。以为四十师不堪一击。”他后来对此又具体说明:“蒋介石以七师之众,布置在皖南新四军的周围,形成一个大包围圈,他们肯定是要动手的。我们没有看重七个师比三个团的军力悬殊问题,而是认为我们可以对付某一个师,置其他六个师于不顾,安然就道。然而我们兵力不集中,地形不熟悉,所以栽了一个大跟头。”

李一氓看到了行动迟缓、敌情不明、临阵慌乱、指挥不当必然造成的失败。他提出过意见,别人也提出过意见,都未被采纳。他对改变局势完全无能为力,只能眼看着英勇抗击的战友们一个又一个倒下。这种焦虑不安、无可奈何的心境,是很折磨人的。

让李一氓更为遗憾的,是1月10日晚上的错误行动。他在第四号电报中向中共中央报告,在战局最困难的10日晚上,项英派人找他,拉着他的手就匆匆向后走。他起初以为是找地方开会,后来发现“项又要来他三年油山那一套”,而且没有叫叶挺同行。“我当即表示我不同他们走”,要“另想办法打游击”。后来找到秘书处、军法处的一些同志和地方党的同志共三十余人,也离开了队伍。11日下午遇见第五团,决定随第五团打游击。李一氓检讨说:“我承认我当时没有坚决反对,只是简单不满意,不与他们同行而已”,“我受了他们的影响,没有到最后时机,便脱离部队,这是我的错误”。1941年夏天李一氓到苏北盐城,又向中共中央华中局作了报告。华中局认为他“对项英的机会主义错误采取调和态度和自由主义,应该在组织上给一个警告”。中共中央批准了这个意见。于是,又让他在华中局的会上正式做一次检讨,由刘少奇宣布给他口头警告处分。这是李一氓在1925年入党以后唯一的一次组织处分。

1981年是皖南事变40周年。这年秋天,李一氓到南京望江矶的项英墓凭吊,写有七律一首。

秣陵秋染浅丹霜,独有荒坟卧望江。麦饭篮空惭无奠,桐弦调走笑雌黄。临危受命原无忝,到死方休亦可伤。四十年间云岭怨,皖南山色自苍苍。

1982年清明,李一氓手书此诗,寄给了皖南泾县云岭的新四军军部旧址纪念馆。不料有人看到后,认为此诗格调低沉,一直反映到中共中央书记处,弄出一场小小的风波。其实,项英这样一位老革命家,竟然在皖南事变中被叛徒杀害,李一氓作为亲近的战友,来到他的墓前,深感惋惜,流露伤感,是很正常的,可以理解的。

也是1981年,一氓老赠我墨宝,写的是宋人孙浩然的《离亭燕》上阕(如下图):

一带江山如画,风物向秋潇洒。水浸碧天何处断?霁色冷光相射。蓼屿荻花洲,掩映竹篱茅舍。

唐诗宋词,名家众多。孙浩然是很没有名气的一位,因为他只留有两首词,而且生平不详。我那时对新四军和一氓老都知道很少,不懂得一氓老为什么写这首词。后来我参与撰写新四军史,又多次到云岭一带去过,这才涣然大悟:水浸碧天,蓼屿荻洲,竹篱茅舍,这些不都是皖南景色吗!一氓老喜欢这首词,可能就是使他想起了皖南。皖南,是他一辈子抹不去的情结。

1942年3月,李一氓从盐阜区到淮海区的沭阳县陈圩村,就任淮海行政公署主任。对李一氓来说,领导一个敌后环境的抗日民主政府,是完全陌生的工作。孔子说得好:“君子坦荡荡。”李一氓走出皖南事变的阴影,以坦荡的胸怀轻装上阵,去迎接新的挑战。

那时候,淮海抗日根据地已经创建一年多,但是保卫根据地的斗争还很艰巨。日伪军常来“扫荡”和蚕食,国民党顽固派不时闹摩擦,还有土匪的骚扰。从这年11月中旬起,由于日伪军的大规模“扫荡”,李一氓率行政公署转移到泗沭县的庄圩、里仁、北裴圩、穿城一带,有时一个月里数度搬迁。李一氓曾经自嘲:我们这个行署,真成了不停地行走的公署。在这种艰难的日子里,李一氓和农民同吃同住同甘苦,坚持了民主政府的正常工作。

巩固和发展根据地,首先靠军事斗争。淮海区党委书记金明和淮海军区司令员刘震,都以主要精力领导着反“扫荡”和反摩擦战斗。李一氓认为,作为政府,主要的任务是提高农民的积极性,大力发展农业生产,保证军粮民食。军粮有了保证,农民生活得到改善,根据地才能巩固和发展。而要达成这个任务,必须搞好二五减租。早在1937年8月中国共产党颁布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中,已经提出减租减息的口号,后来又有具体的政策规定。但是一旦实行起来,还会出现新的问题。淮海区1942年开始减租,农民一方面很高兴,一方面又要求按照二五减租的标准,退还已经交给地主的1941年的租。李一氓亲自给县里同志写信,要求他们切实掌握政策,可以由农民救国会出面支持退租,又不可有过高要求。总之,既要能够减轻农民的负担,提高农民的积极性,又要对地主保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944年春,李一氓又领导淮海区人民开展大生产运动,大力宣传泗沭县和涟水县的先进典型,发动了劳动生产竞赛热潮。几年的辛勤努力,使淮海区在坚持反“扫荡”战争的同时,做到了农副产品和日用品自给,保障了军队的供给,改善了人民的生活。人民更加拥护共产党,更加热爱坚决抗日的新四军,从1943年冬天起,三次掀起参军热潮。李一氓代表行政公署,号召淮海区青年踊跃参军。到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淮海区有12000多名青年参加新四军。在淮海区,李一氓还用许多精力加强政权建设。按照“三三制”的原则,完善了各级参议会,完成了政府领导成员的换届改选,维护了共产党对抗日民主政权的领导。他作的《淮海区第二届参议会工作的报告》,共分12个部分,是中国共产党的民主政权思想具体运用的总结,是一篇很有价值的历史文献。

1945年4月,淮海区和盐阜区合并为苏北区,新四军第三师师长黄克诚任苏北区党委书记,李一氓任苏北区党委副书记和苏北行政公署主任。在新四军第三师发起两淮战役时,李一氓组织民工支援前线,为古城淮阴和淮安的解放尽了力。他在这个岗位上做的最后一件事情,是在淮阴城里邀请第三师全体团以上干部聚餐,为他们进军东北送行。平时不大喝酒的李一氓,作为留在苏北的党政领导人,一桌一桌地敬酒,几乎撑不住了。后来军队的同志又要回敬。幸亏黄克诚也不会喝酒,极力劝阻,只让一位同志代表全师回敬一杯,这才收场。他们在苏北共同战斗四年,建立了深厚的感情,现在要各自奔赴战场,真是依依不舍。

送别了第三师,李一氓任苏皖边区政府主席。由于国民党发动内战,李一氓在施政纲领中的设想未能一一实现。但是,在短短的11个月中,也有不少值得一记的政绩。当时领导人的分工,李一氓总揽政府工作全局,并分管文化教育工作,所以他用许多精力组织了盛大的华中宣教大会。这个大会从1946年3月18日开到4月27日。前两个阶段是听取和讨论领导人的报告,了解形势,明确任务。从4月4日起进入典型报告,按宣传、教育、文艺、新闻、出版分组,在会上介绍经验的有淮南农民作家缪文渭,提倡农民写稿的《盐阜大众》报主编赵平生,依靠群众办学的沭阳县教师王干勋,改造私塾成功的兴化县教师孙阳春,阜宁县周门镇的妇女秧歌队,淮北大众文艺工作团。从这些典型的选择,就可以看出大会引导的方向。这是一次文化界的大检阅、大交流,也是一次大动员、大练兵,为在解放战争中坚持文化教育工作,坚持为人民服务的方向,支援武装斗争,奠定了思想基础。
1946年6月国共内战爆发,李一氓和边区政府立即投入紧张的战争准备,组织了数以万计的支前队伍。9月苏皖边区政府撤离淮阴,李一氓在北撤途中还承担了两淮保卫战、涟水战役和宿北战役的繁重支前工作。(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