潇洒坦荡 李一氓（上）

一
　　在新四军将领中，李一氓是相当特殊的一位。

李一氓参加了北伐战争、南昌起义、中央苏区的反“围剿”战争和两万五千里长征。长征到陕北以后，他调任毛泽东的秘书，陪同毛泽东去和徐海东见面，近距离观察了毛泽东对直罗镇战役的指挥。若论从军之早、军事生涯之丰富，是新四军多数将领不可比的。但是，李一氓一直在领导机关做秘书工作、宣传工作或保卫工作，只是参与治军，始终没有指挥过战斗，更没有上阵厮杀，刺刀见红。长征途中，他有过两次身临前线的机会。一次是红军将要进入湖南时，中央军委抽调一批湘南籍的连排干部，组成一个湘南营，由一位湘南籍的团长任营长，调李一氓任政治教导员，想在湖南南部打几仗，然后分散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后来形势变化，这个计划取消，湘南营就解散了。又一次是遵义会议后，中央军委决心歼灭尾追川军，将机关干部分到战斗连队以加强领导，李一氓也分到一个连队当了副政治指导员。后来觉得打这一仗不利，机关干部各自回到了原来的部门。李一氓晚年写道：“这是中国革命的一个急风暴雨时期。今天想来，如果当时能直接参加前线的武装斗争，对自身的锻炼可能更有益处，可惜把这个机会错过了。”

李一氓参与了新四军的组建。当年，新四军按照国民革命军的统一编制，军部设秘书、参谋、军法、军需、军医、副官六个处，同时继承红军的传统，将政训处改为政治部。李一氓任秘书处处长，兼任军法处处长，党内又是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后东南局）秘书长。秘书处掌管文电，承办会务，还有协调其他各处的职责，重要性自不待言。军法处也很重要，因为新四军政治部起初还没有锄奸部或保卫部，纯洁内部、肃清奸细甚至地方上的反特斗争，都由军法处负责。李一氓做这两份工作，称得上驾轻就熟。北伐战争中，他就是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秘书和南昌总政治部秘书长。南昌起义时，他任参谋团秘书长。在中央苏区，他当过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国家保卫局执行部长。难的是另一项任务。离开延安时，中共中央组织部负责人李富春特地嘱咐他：你和叶挺、项英都熟悉，到了新四军，要作为他们之间的缓冲人。那时他想不出有什么需要缓冲，后来才体会到这是难以破解的矛盾。叶挺给他写过一封信，说“居士不适于当一个庙子的方丈”，意思是自己已经不是共产党员，当不了共产党绝对领导的新四军的军长。项英则认为自己对叶挺已经是足够尊重，至于军权，当然要牢牢抓在他这个党委书记手里。直到皖南事变时三人诀别，李一氓还是遗憾地未能完成缓冲的重任。他自己说：“我作为缓冲人，明显地失败了。”

李一氓在皖南事变中脱险到达苏北后，起初任淮海区党委副书记和淮海行政公署主任。后来淮海区和盐阜区合并为苏北区，他任苏北区党委副书记和苏北行政公署主任。新四军创建的八个抗日根据地统称为华中抗日根据地，但是并没有成立华中抗日民主政府，八个根据地各自的行政公署，就是最高的政权机构。抗日战争胜利以后，苏北、苏中、淮南、淮北四个根据地连成一片，于1945年11月成立了苏皖边区政府。李一氓任边区政府主席，淮北的刘瑞龙、苏中的季方、淮南的方毅和教育家韦悫任副主席。也就是说，在新四军时期，李一氓是职务最高的人民政权领导人。他拟定了雄心勃勃的施政纲领，还为中共中央要从延安迁驻淮阴做了许多准备工作。遗憾的是，国民党悍然发动内战，新四军不得不弃守淮阴，李一氓还没有来得及施展抱负，这个边区政府就在1946年9月结束了。

二
　　李一氓一生有许多遗憾，最遗憾的当然是皖南事变。他在晚年说：“皖南的山水景色优美”，“就是这样一个优美的地区，1941年我们万般无奈，被迫地把它作为战场，攻不能前，退又无据，只落得一个全军覆灭的悲惨结局，至今想起来，还是一件恨事。”

1941年2月24日，李一氓在皖南事变中突围，经徽州、金华、衡阳、桂林到了广东韶关，请党的广东省委代他给中央发了第一号电报，报告“已安全脱险到粤”。从韶关到香港后，又给中共中央发了第二号至第六号电报，报告皖南事变经过和他的看法。这些电报是皖南事变亲历者最早向中央作出的书面报告，是极为珍贵的历史文献。这些电报表明，李一氓对皖南事变的教训有着清醒的正确的认识。

李一氓的第二号电报就讲到新四军北移行动迟缓的五个原因。“自决定北移后，项英同志始终动摇不定，有时想苏北，有时想皖北，拿保全力量作为不坚决迅速行动之掩护。我个人曾三次进言，催促行动，少数损失可毋庸顾忌，皆被拒绝，且以从苏南你可以穿便衣走，而枪杆子不能化装之语加以斥责”，“后来中央书记处给项袁周的斥责电到了之后，同时得到情报四十师已进到泾县、旌德之线，才决定行动。那时还是十二月二十九日，但如果决心快，在三十一日或一月一日就出发，事情也不会闹到如此之糟”，“行动既决定，即应作行军部署。但不知何故，决定到四日晚出发”。四日大雨，五日又大雨，“到六日晚才行动，又迟了两天，使敌人有时间准备好而我反变为被动”。

李一氓的第三号电报讲到，七日战局已“处于被动及不利的地位”，开会讨论进退。叶挺先后提出两个方案，都遭项英反对。参谋处的李志高和叶超提出第三方案，接着又有第四方案，也都被项英否定。“反复讨论而项本人则无具体意见，但又反对别人的意见”，这种犹豫不决，当然是兵家大忌。

李一氓的第六号电报说：“这次战役失败主要的当然是项的政治领导的错误，但如果就军事来说，也犯了极大错误。”他一共列举了十一条教训，其中一条是：“估计敌人太低，估计自己太高。以为四十师不堪一击。”他后来对此又具体说明：“蒋介石以七师之众，布置在皖南新四军的周围，形成一个大包围圈，他们肯定是要动手的。我们没有看重七个师比三个团的军力悬殊问题，而是认为我们可以对付某一个师，置其他六个师于不顾，安然就道。然而我们兵力不集中，地形不熟悉，所以栽了一个大跟头。”

李一氓看到了行动迟缓、敌情不明、临阵慌乱、指挥不当必然造成的失败。他提出过意见，别人也提出过意见，都未被采纳。他对改变局势完全无能为力，只能眼看着英勇抗击的战友们一个又一个倒下。这种焦虑不安、无可奈何的心境，是很折磨人的。

让李一氓更为遗憾的，是1月10日晚上的错误行动。他在第四号电报中向中共中央报告，在战局最困难的10日晚上，项英派人找他，拉着他的手就匆匆向后走。他起初以为是找地方开会，后来发现“项又要来他三年油山那一套”，而且没有叫叶挺同行。“我当即表示我不同他们走”，要“另想办法打游击”。后来找到秘书处、军法处的一些同志和地方党的同志共三十余人，也离开了队伍。11日下午遇见第五团，决定随第五团打游击。李一氓检讨说：“我承认我当时没有坚决反对，只是简单不满意，不与他们同行而已”，“我受了他们的影响，没有到最后时机，便脱离部队，这是我的错误”。1941年夏天李一氓到苏北盐城，又向中共中央华中局作了报告。华中局认为他“对项英的机会主义错误采取调和态度和自由主义，应该在组织上给一个警告”。中共中央批准了这个意见。于是，又让他在华中局的会上正式做一次检讨，由刘少奇宣布给他口头警告处分。这是李一氓在1925年入党以后唯一的一次组织处分。

1981年是皖南事变40周年。这年秋天，李一氓到南京望江矶的项英墓凭吊，写有七律一首。

秣陵秋染浅丹霜，独有荒坟卧望江。麦饭篮空惭无奠，桐弦调走笑雌黄。临危受命原无忝，到死方休亦可伤。四十年间云岭怨，皖南山色自苍苍。

1982年清明，李一氓手书此诗，寄给了皖南泾县云岭的新四军军部旧址纪念馆。不料有人看到后，认为此诗格调低沉，一直反映到中共中央书记处，弄出一场小小的风波。其实，项英这样一位老革命家，竟然在皖南事变中被叛徒杀害，李一氓作为亲近的战友，来到他的墓前，深感惋惜，流露伤感，是很正常的，可以理解的。

也是1981年，一氓老赠我墨宝，写的是宋人孙浩然的《离亭燕》上阕（如下图）：

一带江山如画，风物向秋潇洒。水浸碧天何处断？霁色冷光相射。蓼屿荻花洲，掩映竹篱茅舍。

唐诗宋词，名家众多。孙浩然是很没有名气的一位，因为他只留有两首词，而且生平不详。我那时对新四军和一氓老都知道很少，不懂得一氓老为什么写这首词。后来我参与撰写新四军史，又多次到云岭一带去过，这才涣然大悟：水浸碧天，蓼屿荻洲，竹篱茅舍，这些不都是皖南景色吗！一氓老喜欢这首词，可能就是使他想起了皖南。皖南，是他一辈子抹不去的情结。

三

1942年3月，李一氓从盐阜区到淮海区的沭阳县陈圩村，就任淮海行政公署主任。对李一氓来说，领导一个敌后环境的抗日民主政府，是完全陌生的工作。孔子说得好：“君子坦荡荡。”李一氓走出皖南事变的阴影，以坦荡的胸怀轻装上阵，去迎接新的挑战。

那时候，淮海抗日根据地已经创建一年多，但是保卫根据地的斗争还很艰巨。日伪军常来“扫荡”和蚕食，国民党顽固派不时闹摩擦，还有土匪的骚扰。从这年11月中旬起，由于日伪军的大规模“扫荡”，李一氓率行政公署转移到泗沭县的庄圩、里仁、北裴圩、穿城一带，有时一个月里数度搬迁。李一氓曾经自嘲：我们这个行署，真成了不停地行走的公署。在这种艰难的日子里，李一氓和农民同吃同住同甘苦，坚持了民主政府的正常工作。

巩固和发展根据地，首先靠军事斗争。淮海区党委书记金明和淮海军区司令员刘震，都以主要精力领导着反“扫荡”和反摩擦战斗。李一氓认为，作为政府，主要的任务是提高农民的积极性，大力发展农业生产，保证军粮民食。军粮有了保证，农民生活得到改善，根据地才能巩固和发展。而要达成这个任务，必须搞好二五减租。早在1937年8月中国共产党颁布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中，已经提出减租减息的口号，后来又有具体的政策规定。但是一旦实行起来，还会出现新的问题。淮海区1942年开始减租，农民一方面很高兴，一方面又要求按照二五减租的标准，退还已经交给地主的1941年的租。李一氓亲自给县里同志写信，要求他们切实掌握政策，可以由农民救国会出面支持退租，又不可有过高要求。总之，既要能够减轻农民的负担，提高农民的积极性，又要对地主保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944年春，李一氓又领导淮海区人民开展大生产运动，大力宣传泗沭县和涟水县的先进典型，发动了劳动生产竞赛热潮。几年的辛勤努力，使淮海区在坚持反“扫荡”战争的同时，做到了农副产品和日用品自给，保障了军队的供给，改善了人民的生活。人民更加拥护共产党，更加热爱坚决抗日的新四军，从1943年冬天起，三次掀起参军热潮。李一氓代表行政公署，号召淮海区青年踊跃参军。到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淮海区有12000多名青年参加新四军。在淮海区，李一氓还用许多精力加强政权建设。按照“三三制”的原则，完善了各级参议会，完成了政府领导成员的换届改选，维护了共产党对抗日民主政权的领导。他作的《淮海区第二届参议会工作的报告》，共分12个部分，是中国共产党的民主政权思想具体运用的总结，是一篇很有价值的历史文献。

1945年4月，淮海区和盐阜区合并为苏北区，新四军第三师师长黄克诚任苏北区党委书记，李一氓任苏北区党委副书记和苏北行政公署主任。在新四军第三师发起两淮战役时，李一氓组织民工支援前线，为古城淮阴和淮安的解放尽了力。他在这个岗位上做的最后一件事情，是在淮阴城里邀请第三师全体团以上干部聚餐，为他们进军东北送行。平时不大喝酒的李一氓，作为留在苏北的党政领导人，一桌一桌地敬酒，几乎撑不住了。后来军队的同志又要回敬。幸亏黄克诚也不会喝酒，极力劝阻，只让一位同志代表全师回敬一杯，这才收场。他们在苏北共同战斗四年，建立了深厚的感情，现在要各自奔赴战场，真是依依不舍。

送别了第三师，李一氓任苏皖边区政府主席。由于国民党发动内战，李一氓在施政纲领中的设想未能一一实现。但是，在短短的11个月中，也有不少值得一记的政绩。当时领导人的分工，李一氓总揽政府工作全局，并分管文化教育工作，所以他用许多精力组织了盛大的华中宣教大会。这个大会从1946年3月18日开到4月27日。前两个阶段是听取和讨论领导人的报告，了解形势，明确任务。从4月4日起进入典型报告，按宣传、教育、文艺、新闻、出版分组，在会上介绍经验的有淮南农民作家缪文渭，提倡农民写稿的《盐阜大众》报主编赵平生，依靠群众办学的沭阳县教师王干勋，改造私塾成功的兴化县教师孙阳春，阜宁县周门镇的妇女秧歌队，淮北大众文艺工作团。从这些典型的选择，就可以看出大会引导的方向。这是一次文化界的大检阅、大交流，也是一次大动员、大练兵，为在解放战争中坚持文化教育工作，坚持为人民服务的方向，支援武装斗争，奠定了思想基础。
1946年6月国共内战爆发，李一氓和边区政府立即投入紧张的战争准备，组织了数以万计的支前队伍。9月苏皖边区政府撤离淮阴，李一氓在北撤途中还承担了两淮保卫战、涟水战役和宿北战役的繁重支前工作。（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