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到上海读大学的时候曹荻秋是上海市副市长，后来任市长。不论是任副市长时还是任市长时，他的口碑都极好，待人厚道，热爱百姓，人称“平民市长”。
参加工作后，我是小而又小的干部，与曹市长没有直接的工作联系。可是曹市长身边的保卫人员、勤杂人员、机要通信、印刷厂接送材料的同志，乃至康平路医务室的保健人员，我大部分认识。保健人员说：背着药箱去曹市长那里最轻松。他们老夫妇俩从不挑剔，从不提什么苛求，给他打针以后他一定会说一声“谢谢”，你出门时他会说“再见”，有时还会起身说“再见”，一点没有官架子。谁都知道市领导住在爱棠（“文革”后把爱棠改称为“康办”）最安全。曹市长有一阵子搬到东安新村去住，深入群众，了解真实情况。在困难时期副食品缺乏，有人喜欢向锦江饭店捞一点什么来补充营养，可是曹市长从不伸手。
“文革”后我到北京出差，住在一家小招待所里。隔壁住着吉林省人事厅局的负责人。他是来京要求平反，找人写证明材料的。当他知道我是从上海来的时，他告诉我，抗战初期他是曹荻秋的通信员（警卫员）。有次他与另一位首长的通信员一起做了件错事。另一位首长把他的通信员骂了一顿，可曹荻秋却对他循循善诱，苦口婆心地告诉他，以后遇到这类情况应当如何处理。这使他在自己成为中层领导时，坚持用曹荻秋对待他的态度对待下级。
1958年刮浮夸风，上海刮过，但远没有别处那么厉害。这与柯庆施、陈丕显、曹荻秋抵制浮夸风大有关系。有次他陪外宾参观一处养猪场。那里的猪确实肥大，个个都有三百来斤。可是当外宾问大肥猪有多少斤时，介绍的人说有四百多斤。曹荻秋说：“把三百来斤的猪说成四百斤，我脸红。”他这话传开来，是给浮夸风泼了瓢冷水。
众所周知，曹市长说话和气，可是我见他发过一次大脾气。那是1967年“一月革命”后的一次批斗大会，我从电视屏幕上看到，一位大人物不知是出于转移视线，还是为了“立功赎罪”，突然在台上讲：“我知道曹荻秋是叛徒。”这时曹荻秋脖子上挂着很重的牌子，已经无法抬头。他只得弯着腰举手大喊：“我抗议！我抗议！！”——谎言不管出于什么人之口都是谎言。曹荻秋的那段历史问题在“文革”后期就已经澄清。
曹市长对自己要求严格，对子女的教育也很严格。他的大女儿曹小兰大学毕业后在我家乡皖北插队，吃苦耐劳，生活简朴。“文革”后被选为淮北市副市长，说实话，办实事，至今家乡人还常提起她，来上海看望她。我每次回乡，都有老人吩咐我见到曹小兰副市长时转告她：“俺想念她……”曹荻秋的小儿子曹嘉扬，这名字怕是很少人知道，他任上海市新四军研究会三师分会常务副会长，默默无闻地整理新四军的史料。曹嘉扬的夫人赵霞在大别山当教师时，凶恶的大熊会爬在她窗户底下大吼，可是她坚守岗位，在大别山教书育人。她现在是上海市新四军研究会四师分会常务副会长。
曹市长的优良作风、家风代代相传，永存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