献给哺育我成长的土地

　　秋天的新疆，是一年中最令人陶醉的金色季节。天山麓下，辽阔的南北疆沙漠中的绿洲，处处呈现一片欢快的、喜气洋洋的收获景象。

一天的工作结束了，我缱绻地躺在沙发里，窗外豆粒大的雨点急促地敲打着玻璃窗，屋里听到的是犹如清脆的金属声。呼啸而过的狂风裹挟着雨点，在空中翻滚着飞舞着，于是，一曲带着边陲气息的撼人心魄的交响乐，开始冲击我的耳鼓，撞击我的心灵。

这样的声音，我太熟悉了！它豪迈、雄浑、博大，似乎带着戈壁滩的野性。然而我喜欢它，因为它带着我的眼泪和辛酸，带着我的回忆和感念，也带着我的喜悦和期盼。此时我的思路信马由缰地奔腾着——超过半个世纪的边疆生活，我的父辈和我、我的子女与孙代，我们在新疆的四代人，被人俗称“疆一代”“疆二代”“疆三代”“疆四代”，都是在这暴风雨中跋涉、成长，谱写着一节又一节的生命的乐章。

也许我真的老了——人生七十古来稀嘛！说不清是怀旧情结，还是美好联想，每当我看到这气势磅礴的暴风雨，总会不由自主地联想起故乡纷纷扬扬的春雨。

我1946年出生在有厚重历史文化的古都南京，成长于长江之滨的江阴市。每年，当春风又绿江南岸，春雨就会随之而来。江南的春雨富有个性，它是那么轻柔，那么温润，那么缠绵，轻轻地飘荡在空中。这是生命的乐曲，也是奋发的篇章。

我终于在江南如期长大了，1965年我在江苏南菁高级中学毕业后离开了家，离开了温柔的故乡，满怀憧憬地来到上海，就读于著名的上海第一医学院。从第一眼看到这心仪大学的白漆黑字的大门校牌，我就暗攥紧拳头：我既然选择了学医，就一定要当个能解决病人实际痛苦的好医生，我要对得起这所名扬国内外的著名学府。

我和我的同学，在古朴典雅而又肃穆的校园里，像海绵一样饱吸着水，传承记忆着老师讲课内容，像偶蹄类的动物，如饥似渴地咀嚼反刍着：白天上课时我们皱着眉头快速地思索着，飞速地在书上标记着；在精密的天平秤上，小心翼翼、精细地加减着砝码；晚上对着在福尔马林池里泡了多少年的紫红色、腊肉状的尸体，对照着解剖图谱，聚精会神地用小镊子提起神经和血管识辨着……

但是“文革”的飓风也不可阻挡地来临了：1966年我们被迫中断刚开始一年多的学业，1970年我们被提前一年毕业分配，就此割断了与上海学业与知识联通的脐带。我和同学们，坐了四夜三天的火车和三天的汽车，来到有整整两小时时差的辽阔的西北边陲。

新疆呀，新疆！这里有完全不同于江南的气候、地貌、人情、语言、生活习惯……但是她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面积占国土的六分之一，远在南疆阿克苏的还有新中国成立初期从南京来援疆、长大后仅见过14天的我的父母亲。一提起“新疆”，我就有一股亲切感。

在美丽的伊犁巩乃斯大草原，经过一年多的野战部队解放军9901农场的再教育，我们来自全国各地的400多名大学生们，硬是靠着青春的热血，生生挺住了魔鬼式的体能训练，从思想上奠定了“吃大苦、耐大劳”的厚实基础，开始了正式踏向社会前的思想和体能准备。

踏上祖国这片美丽而又神奇的土地，至今已49年了，我虽早已退休，却还在以“生殖专家”的名义忙碌着。从古到今，“德不近佛者不可以为医，才不近仙者不可以为医”。我是一位妇产科医师，大医无界，我在此拼命啃噬书本知识（因在母校时未学全），关心国内外的医疗前沿动态，一站手术台连续十几个小时是家常便饭。我不忘自己的“医生”身份，救死扶伤是我们的初心。我在新疆这片辽阔土壤上茁壮地成长了：我接生的婴儿可坐满一座电影院，我解除了50多例妇女“二病”（子宫脱垂、尿瘘）痛苦，我助孕诞生了700多例“可爱的宝宝”……国务院也给我们团队发了锦旗，我个人也多次被授予全国和自治区先进工作者荣誉称号。

从学生到医生，从年轻到古稀，从女孩到母亲，从理想到现实，我就像江南的一棵翠竹，又仿佛“千年不亡、千年不倒、千年不朽”的胡杨一样，在这广袤的“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天地里顽强地扎根、发芽、拔节、成长……江南的春雨滋润了我，边疆的暴风雨锤炼了我。在生我和育我的两个同样重分量的家乡，我努力着，坚持着，挣扎着，拼搏着。

我不是哲学家，没有深入理性地探究过生命的意义。但我认为，人的一生应该活出精彩来。在生命的每一个节点上，我总是不忘初衷、竭尽全力去演绎自己的故事，并力争让每一个段落都是一份精彩、一个传奇。生命的轨迹无法复制，我们这一代是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的一代，我和我的祖国一起成长！

对我来讲，此生剩余的时间不多了，有人问我为什么还不回归故里？我还是用著名诗人艾青的诗句作为结束吧：“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眼泪?因为我对这块土地爱得深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