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冬：“祖国，我们要为您飞得更高”

宇航员陈冬，曾执行神舟十一号飞行任务。1978年12月他出生在洛阳时，正赶上中国拉开改革开放的大幕。1997年，他以优异成绩被长春飞行学院录取，在校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2001年，拿到歼击机飞行与指挥专业毕业证书的他，到驻扎在浙江嘉兴的空军某团任职，先后驾驶“歼教六”和“强五”战机。2010年5月，他和刘洋、王亚平等7名飞行员正式成为航天员大队的成员。2016年10月17日至11月18日，他与景海鹏一起执行“神舟十一号”飞行任务，获得圆满成功。同年12月2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他“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三级航天功勋奖章”。2018年1月，陈冬和他的航天员战友们一起，被中宣部授予“时代楷模”荣誉称号。

日前，在位于北京航天城的航天员大队，航天员陈冬回忆起在执行神舟十一号飞行任务时难忘的一幕：“当时，指令长景海鹏和我正在做机械臂操作试验，地面科技人员通知我们习主席来了！我们赶紧停下手头的工作。主席亲切地询问我们身体状况怎么样，生活怎么样，工作进展得顺利吗？视频非常清晰。我至今记得主席说：‘希望你们再接再厉，密切配合，精心操作，圆满地完成后续任务，祖国和人民盼望你们胜利归来！’听到主席亲切的话语，看到主席熟悉的身影，我真是激动万分，令我永生难忘。”

“那是2016年11月9日，我们的‘天宫二号’大约距地球近400公里，但我真觉得我们离北京其实很近很近”，他说。这太空中的33天，是陈冬一生中非同寻常的生命体验。

一

陈冬出身于一个普通工人家庭，父母都在洛阳一家铜加工厂工作。陈家有两兄弟，陈冬还有个哥哥。1997年，陈冬参加高考，成绩不错，但父母却高兴得有点沉重，因为大儿子已经在读大二，家里再出一个大学生，即使再省吃俭用怕也难以负担。“父亲陪我去济南体检，他就住在边上价格最便宜的小旅馆里，”陈冬的话语里满是对老父亲的心疼，“等拿到飞行学院的录取书，全家都很高兴，这是免学费的，我也能上大学了。父母平时从来舍不得上饭馆，这次破例全家去饭馆庆祝了一下。”

这让记者想起和陈冬一起飞上太空的神舟十一号飞行乘组指令长景海鹏，他和陈冬一样都属马，年龄却大了整整一轮，陈冬称他为“景师兄”。

景海鹏是农家子弟，家有三兄妹，他是老大。儿时全家靠父母白天挣工分、晚上捆扫帚换钱养活。中学整整6年，景海鹏没有吃过一次学校食堂，全靠家里带的馒头和咸菜，买不起汤，就喝白开水。夏天馒头容易坏，他每周要回家两趟取干粮，没有自行车，70里地全靠走。他们都是从小不怕吃苦的人啊！

其实刚进飞行学院时，陈冬并不轻松。新训时，陈冬是班里被子叠得最差的。有一次，叠好的被子被班长直接扔到走廊上，他还非常抵触：“把被子叠成豆腐块有必要吗？”直到教导员找他谈话：“看似叠被子，实际上是军人意志和作风的锤炼和养成”，他才把叠被子当作“从老百姓转变为军人的第一步”。但更严峻的是，体能考核他的成绩又是倒数。1500米跑达标是5分10秒，他要跑7分钟，而3个月后必须通过新兵及格考试。“记得当时每天早晨6点半吹集合号，我6点就起床加练，腿上还要绑上沙袋，晚上熄灯后练俯卧撑，否则怎么撵得上大伙啊。3个月后，体能上去了，体重也减掉了20斤。”

陈冬这一届飞行学员的淘汰率高达70%，进校时11人，放完单飞再毕业时只剩3个了。2001年，他以优异成绩从飞行学院毕业，分配到驻扎在浙江嘉兴的空军某团，成为一名驾驶“强五”的强击机飞行员。此后11年间，他累计飞行1500小时，两次荣立三等功，成为飞行大队长。

“强击机飞行员和歼击机飞行员有什么区别？”记者问。

“强击机主要对地攻击，必须尽可能贴地飞行；歼击机主要是空对空作战，必须飞得高。所以我心里一直不满足，总想改飞歼击机，飞得高点再高点。2003年，看到杨利伟成为中国飞天第一人；2005年，费俊龙、聂海胜圆满完成‘神六’任务。飞船可比飞机飞得高太多了！听说所有的航天员都是从战斗机飞行员中选拔的，我就有了当航天员的新梦想。”
2009年，陈冬正带领飞行大队在西北参加演习，团长给他打电话说，由于你们在外执行任务，这次第二批航天员选拔体检，你们就不参加了。挂了电话，陈冬懊恼得连中午饭都吃不下。所幸的是，回到嘉兴，上级通知他们集体参加补检。

陈冬没想到，他的面试官是杨利伟。杨利伟问他：“想成为航天员要面对更大的风险，要付出更多，会照顾不了家庭，你会坚持吗？”陈冬毫不犹豫地回答：“我想成为航天员大队的一员，成为中国飞得最高的人。为了实现梦想，我甘愿为之付出。”

二

2010年5月，陈冬和刘洋、王亚平等7名飞行员正式成为航天员大队第二批航天员。报到的那天，曾代表祖国出征太空的航天员在门口欢迎新队员。能与心目中的英雄并肩战斗，陈冬非常振奋。

航天员的培训是异常紧张而辛苦的。转椅训练主要是锻炼人的前庭功能，中国载人航天工程航天员系统副总设计师、负责航天员选拔训练的责任总师黄伟芬告诉记者：“有的人一转就吐了，当然这样的人就直接被淘汰了，不可能录取。我们录取的航天员都是有良好基础的，但仍要通过专项训练，进行保持和提高。”

“转椅训练是我的弱项，刚开始，每次转完都会出冷汗，头发晕。为了锻炼前庭功能，我就买了一个可以旋转的电脑椅，坐在上面，让爱人一有空就推着我转。”

狭小环境心理适应性训练则是更艰难的考验。航天员乘组被关在仅有7平方米的狭小密闭环境中，还要被“剥夺睡眠”72小时。黄伟芬告诉记者，72小时不眠不休绝对“不辅助药物”，但科技人员会密切监测航天员的各项生理指标，以确保航天员的健康不受损害。

“我感到最大的困难就是克服困倦，尤其是在第3天的凌晨四、五点钟，尽管脑子是清醒的，但眼皮免不了打架。好在我们是3人乘组，大家轮流唱歌、讲笑话，终于把所有的实验和测试都进行到底了。”

然而，最“著名”的是超重耐力适应性训练，要求过载达到8个G，即人体自重的8倍。

陈冬告诉记者：“当进行8个G的超重耐力训练时，你会觉得这8个G压在你每一寸肌肤、每一个细胞上，甚至感觉你的脏器都临时‘位移’了，透不过气来，你明明没有哭，但泪水会不受控制地甩出去。”

正是因为对身心的考验极为严峻，所以在进行训练时，左手边都设置了一个红色按钮，只要一按下它，过载立即下降。“我们都知道，只要按下按钮，人马上就舒服了，但梦想也终止了。所以迄今为止，没有一个航天员按下过红色按钮。”

但如果认为航天员最大的挑战就是体能训练，那大错特错了。黄伟芬告诉记者，航天员的整个职业生涯是个持续不断学习的过程，从基础理论、航天环境适应性、航天专业技术、飞行程序和任务模拟、各种科学实验，以及发射场的人-船-箭-地联合检查等共有8大类、100多个科目。而且航天员的所有操作必须绝对精确、万无一失，比如，神舟飞船与天宫的手控交会对接，陈冬就进行了1000多次训练。

“毕竟已经离开学校、参加工作10年了，要在很短时间里掌握这么多陌生的理论课难度很大，”陈冬说，“这对我们是非常严峻的考验。那段时间，我们从未在晚上12点之前睡过觉，也没有双休日。航天员的教室里出现过2件趣事：一是大家都在教室后面站着上课，怕坐着上课犯困；二是教室里弥漫着风油精的味道，把任课老师熏得特别精神。”

神舟十一号飞行任务，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实施以来飞行时间最长、航天员参与完成试验内容最多的一次任务。在33天的飞行期间，他们参与的试/实验多达38项，无论哪个试/实验，他俩都要在地面反复训练，确保飞行期间获得的试/实验数据可靠、有效。

三

2016年10月17日，盼望了几千个日日夜夜的时刻终于来临了。凌晨1点多，陈冬起身开始做升空的各项准备工作。他和指令长景海鹏将驾乘神舟十一号飞船飞向太空。

当年，神舟五号升空时，火箭抛掉顶端的逃逸塔之后，发动机、箭体之间产生的8赫兹左右的低频振动，与人体内脏产生了令人难以承受的共振，整整26秒，人体耐受力几乎濒临极限。“您乘长征二号F遥十一火箭升空时，有没有遭遇这样的共振？”记者问陈冬。

“完全没有。经过航天科技人员攻关，神舟六号上天时，这种共振现象就已经消除了。我们乘坐的火箭起飞非常平稳，甚至感觉不到很大的震动，就像坐太空版‘动车’一样。直到抛整流罩时才感到有点震动，飞船立即沐浴在阳光里，当阳光洒进舷窗，座舱一下子亮堂了。”当时，陈冬情不自禁地扭头看了一下座位右侧的舷窗，那是他期盼已久的美景：一半是太空，一半是蓝白相间的地球，地球与太空相交之处是一道蓝莹莹的弧线。

已经是三上太空的景海鹏问他：“爽吗？”陈冬脱口回答：“爽！”

“在您之前，我国航天员还没有第一次上太空就连续飞行33天的。您晚上能睡踏实吗？”记者问。“开始确实睡得不太踏实，因为在太空，人其实站着、躺着、飘着是一样的，我们睡觉是钻进固定在舱壁上的睡袋里站着睡，开始总觉得后背没有躺在床上的踏实感，感觉有点‘飘着睡’。但后来越睡越踏实了，一是白天工作很满，人也适应了，很快就能睡着；二是知道即使我们睡着了，地面上飞控中心还有多少专家眼睛一刻也不眨地陪伴着我们啊。”

在这33天里，他俩要做38项实验，既是航天员，又是工程师、科学家、医生、饲养员和农民等多面手。尤其是太空种菜的实验，填补了我国在轨植物栽培技术领域的空白，为开展空间站更大规模、更高复杂度和更精确的受控生态生保系统技术验证与在轨应用奠定了坚实基础。

就在飞船返航前几天，他们突然遭遇了话音通信中断故障。陈冬说：“我们就在摄像头前写下‘无线电通讯故障’，让地面科技人员看到。在与地面联手排故的3小时里，我们在镜头前非常镇定，还在手册上空白页写两句话，‘我们很好，请你们放心’，告知地面。”

收听不到地面指挥调度，航天员在太空中就像断了线的风筝。景海鹏说：“最坏的打算，就是我们可能回不去了。”这是直面生死的挑战。

陈冬说：“我俩都相信我们的科学家和我们的飞行器，一定能把我们安全送回家。”

黄伟芬告诉记者，“他们确实表现得很棒！非常镇静，整个排故流程都是按照平时训练来的，不慌不乱，有条不紊，一丝不苟。”当语音通信链路恢复，陈冬和景海鹏相视一笑。

其实，遭遇生死考验的并不仅仅是他俩。

2008年9月27日，神舟七号飞行任务中，翟志刚刚开始出舱，突然传来“轨道舱火灾”的连续3遍急促的报警声。刘伯明问翟志刚：“咱还出不出舱？”“神七”任务的核心目标就是完成空间出舱活动，翟志刚非常坚定果断地说：“出舱。”

原定的出舱程序是翟志刚出舱后先取回一块固体润滑材料的试验模块，再展示五星红旗。面对特情，3位航天员决定临时调整程序，先展示五星红旗，再取试验模块。

16点45分17秒，翟志刚在太空迈出第一步，成为第一位漫步太空的中国航天人。

翟志刚、刘伯明、景海鹏，当时都做好了再也回不来的准备。所幸经过天地共同检查确认判断，这是真空环境下仪表发生的误报警。

返回地球的经历同样惊心动魄，尤其是返回舱要以每秒8公里的速度穿越“黑障区”。

返回舱飞至距地面100公里高度后，逐步进入大气层。陈冬说：“当返回舱高速闯入大气层时，会产生上千摄氏度的高温，并在返回舱周围形成一个电离层，无线电通信中断了。通过舷窗，我先是看到火焰将飞船表面防烧蚀层点燃，剥落的红色碎片密集飞过，很快将舷窗全部覆盖变黑，但是还能感受到返回舱的发动机仍在工作。”

“穿过‘黑障区’后最大的考验是什么？”

“那是降落伞开伞之时。先是‘轰’的一声弹伞舱盖，然后是引导伞、主伞先后有序打开，返回舱坠落的重力和主伞的上升力造成舱体剧烈晃动，就像大风浪里的一叶小舟。我好激动：主伞打开了，我们安全回家了！果然，一会儿返回舱就稳定了下来，直到它着陆时再次弹跳起来，我们立即发出指令切断了降落伞，舱体立即停了下来，经过飞翔和烈焰，我们再次回到了祖国的大地，心里无比踏实。”那是2016年11月18日13时59分，内蒙古四子王旗航天着陆场。

采访结束时，记者问陈冬：“您未来的目标是什么？”他毫不犹豫地说：“尽快重返太空。我要为祖国飞出新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