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10期●缅怀篇●

深入虎穴 屡建奇功

——记潜入敌营从事情报工作的邱世毅烈士

作者:陈荣坤 伏波


  “太阳要出山了,种子快要开花了,个人死亦无怨。”这是1948年底,一位在狱中的革命者写给母亲的字条。字条的作者是一个叫邱世毅的年轻人。
  潜入敌营搜集情报
  邱世毅1923年出生在扬州城区的一个进步知识分子家庭。他从小就接受革命思想的熏陶,祖父邱蜀门同情反清志士,拥护辛亥革命。其父邱益祥在北京求学时参加五四反帝爱国运动,编辑出版进步书籍,传播新思想、新文化。邱世毅在扬州平民中学读书时,班主任江上青经常给他们宣讲革命道理。日寇侵占扬州后,到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更加激起了他对侵略者的刻骨仇恨。1938年新四军挺进纵队二支队进入江都“三桥两荡”地区后,他立即奔赴吴桥参加新四军,投身抗日救亡斗争,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1年邱世毅被调到新四军六师十八旅政治部,不久调到旅敌工科(科长谢镇军)工作,化名邱涛,从事敌工工作。不久,组织上派他赴上海,考入汪伪“中央陆军军官训练团”准备潜伏敌营。学习结束后,邱世毅奉命去南京,之后又考入汪伪政治训练部直属政训班,半年后被分派到泰州汪伪二十五师任中尉情报参谋。党组织要他负责泰州、扬州城区的地下工作,发展关系,搜集日伪军情报。

1943年秋,汪伪苏北绥靖公署迁驻扬州。邱世毅派中学教师韩易打入该署副官处任准尉录事,指示他利用为该署主任项致庄上中学的儿子补习功课的机会,探听机密。邱世毅还趁汪伪绥署人事变动之机,派魏书彪(化名周川)打入该署参谋处侦查科当司书,抄录文件,这其中有不少是军事机密。周川将掌握到的一些重要情报及时送交他。邱世毅将各方面情报汇总整理后,交政治交通员黄亦凡秘密送往解放区。新四军十八旅(苏中第一军分区)领导利用这些情报,一次又一次地粉碎了日伪军的偷袭和“扫荡”。

1945年初,为了更快更好地搜集和掌握敌情,组织上决定派邱世毅打入汪伪苏北绥靖公署内部从事秘密工作。进去后,由于他办事老练,工作利索,颇受伪绥靖公署主任孙良诚的赏识,不久被提升为少校作战参谋。为方便地下工作,邱世毅搬到扬州北柳巷39号其姑父徐公美的住宅居住。 徐公美长期从事教育工作,在扬州教育界很有名望,不少门生故旧在汪伪军政界担任要职,加之徐家房屋多,曲径通幽,又有前门后门,是从事秘密工作的好住处。孙良诚使用的电报密码虽时常更换,但有一部分被邱世毅掌握了。
  潜赴苏南秘密策反
  1945年4月,邱世毅经孙良诚批准,以中校作战参谋的身份,参加日伪军的重要会议。这次会议主要研究日伪军调整苏北地区兵力部署问题。其中一条是将盘踞在宝应的伪特务第二团调往兴化南面的周庄,企图进一步封锁、分割和蚕食抗日根据地。伪特务第二团是孙良诚的“王牌军”,团长马佑铭是少将,兵员足装备精,为保证调防顺利,日寇调遣了山本旅团的两个中队和一个小队配合行动(实际监视)。日伪军兵力共2000余人,行动时间、路线、车辆等在会上都作了安排。会议结束后,邱世毅立即回到家中,闭门拟写情报内容。秘密交通员韩易当晚应约来到邱家,背熟情报内容后才离去。翌日,韩易头戴礼帽,身着长衫,以商人身份,走出东关城门,向樊川方向奔去,几经辗转到达徐家舍,完整地写下了情报内容交给一地委敌工科科长江涛(吴仲村),江涛立即报送给旅部敌工科科长谢镇军,并按其要求连夜送往六师十八旅机关所在地姚费庄。

情报送出后不几日,邱世毅发现敌伪的行动计划、行军路线等发生了变化。情况紧急,不能耽搁。邱世毅身穿直贡呢夹长衫,头戴灰色礼帽,化装成富裕商人,于1945年4月20日下午来到十八旅司令部驻地姚费庄,自报姓名,要求直接面见首长。旅长刘飞、参谋长邱玉泉听取了邱世毅的详细汇报后,制定了在三垛地区伏击日伪军的作战方案。

从4月25日开始,刘飞带领指挥员至一线进行实地勘察,决定在三垛镇以东的新庄到野徐庄7华里狭长地带上摆一个口袋阵。4月27日拂晓前,所有参战部队秘密进入阵地。28日下午3时许,日伪军2000多人分水陆两路沿三垛河经过新庄,钻进了新四军预先布好的“口袋阵”。经过3个多小时的激战,打死日寇240余名、伪军600多名,俘日寇7名、伪军958名,日寇山本顾问、伪团长马佑铭被俘,缴获炮16门、轻重机枪、步枪1000多挺(支)及大批弹药、物资。这就是苏中抗战史上著名的三垛河口伏击战。新四军军部特向邱世毅颁发了嘉奖令。
  狱中斗争意志坚定
  1946年10月底,组织上决定邱世毅回解放区工作,改名章京才。期间,他奉命培训了几批敌区工作人员。

1947年初春,邱世毅奉命以二地委社会部特派员的身份到沪宁线一带检查工作,重点是在苏州领导情报和策反工作。早在1946年7月,二地委社会部就派唐磊、洪钰明夫妇在苏州做国民党苏州反省院院长刘云的工作,并通过刘云扩大策反和搜集情报。唐磊曾陪同刘云秘密来过苏北解放区,刘云返回苏州后,社会部增派严剑平、洪志群和唐磊组成工作小组,专门开展这项工作。邱世毅按照组织指示,以苏州望星桥叶家弄3号为落脚点,与唐磊等接上了关系。

刘云的小孙子阿今喜欢唐磊,刘云要把阿今给唐磊做干儿子,但唐磊考虑到自己是共产党员,感到很为难。邱世毅指示唐磊,这样有利于做刘云的工作。刘云的儿子对唐磊说,他非常向往解放区,并想参加解放军。邱世毅得知这一情况后,告诉唐磊可以介绍刘云的儿子去苏北解放区。刘云的部下陈光庚在国民党编余军官总队工作,陈光庚向刘云提出要回老家福建去发展。唐磊及时将这一情况向邱世毅作了汇报,邱世毅建议刘云同意陈光庚回老家福建组织武装,并交待唐磊做好刘云和陈光庚的工作。1949年夏,解放军进军福建,时任国民党某师参谋长的陈光庚率部起义,为福建的解放作出了贡献。邱世毅在领导苏州地下工作期间,以其丰富的经验,妥善地处理了许多复杂问题。
  关键情报助灭日伪
  1947年5月的一天,邱世毅乘火车去镇江,与二地委社会部派来的政治交通员姚茂良见面。不料姚茂良碰到原是二地委社会部国军科副科长田学甫,姚不知田已叛变,在谈话中泄露了身份,遂被田学甫诱捕。姚受不了酷刑,遂向敌人吐露了与邱世毅预约的时间、地点,不明实情的邱在千秋桥被敌逮捕。

邱世毅被押到上海的军统机关,姚茂良也随之关了进来,与邱世毅同关一室。这是敌人施展的毒计,想让姚茂良仍以我方“政治交通员”的身份返回苏北解放区刺探情报,妄图将二地委社会部在沪宁线上的秘密组织一网打尽。但姚茂良回社会部必须带去邱世毅的情报,这就需要邱世毅重写一份情报装入牙膏内,才不会露破绽。

在禁闭森严的魔窟,邱世毅考虑的不是个人的生死安危,而是想谁能把自己被捕的消息传递出去?他反复思考和琢磨:姚茂良1943年参加革命的船工、中共党员,受党多年的教育和考验,现虽然失足,能否教育挽救过来?经过权衡利弊,他决定改造姚茂良,将计就计,让姚茂良仍以“交通员”身份去完成传递信息的特殊任务。邱世毅对姚茂良说:“你已犯了罪,要争取立功赎罪。回解放区去,把情况向组织交代清楚,是能得到组织宽大处理的。要相信组织,我会为你证明并解释情况……”“出去后,赶快把信寄出”。

姚茂良出了军统看押处,寄出了邱世毅给唐磊的信,于6月13日回到解放区。唐磊见“我生病住院,望速坐船回家”的暗语,知道邱世毅出事了,并明白不能坐火车经过镇江。于是,他将苏州的工作妥善安排,与洪钰明坐轮船去南京,再由水路回到二地委社会部。

姚茂良回到二地委社会部,向组织上作了如实的认罪汇报。后来事实证明,坚持在苏南地下交通线上的严剑平、洪志群等同志仍在正常战斗,对刘云的统战工作没有中断,整个沪宁线地下斗争未受到影响。姚茂良没有辜负邱世毅的希望。

邱世毅在狱中坚贞不屈,始终没有吐露革命秘密。敌人无奈,把邱世毅移押至镇江,强迫邱在火车站附近的马路上来回走动,诱捕苏北我党我军过江南下的同志。一次,洪钰明路过镇江火车站,在马路上突然碰到邱世毅,见他身上的那套军装满是污迹,容颜憔悴,显然是受到敌人的折磨。如此突然的照面,邱世毅却冷静地把视线转向别处。洪钰明安全地走了过去,敌人毫无觉察。敌人诡计落空,将邱世毅押送到南京首都高等特种刑庭看守所及国防部军法局看守所。1948年5月1日,邱世毅又被转移至国防部军法局中央军人监狱。
  临危不惧巧施对策
  邱世毅在狱中遭受严酷折磨,始终英勇不屈,同时还热心关照狱中的难友,深得大家的尊重和信任。为此敌人对他又恨又怕,作为“重大案犯”严加看守。

1949年1月下旬,邱世毅被移送至上海淞沪警备司令部看守所。看守所伙食极差,敌人在生活上虐待“犯人”,邱世毅等积极组织斗争。3月,发动了一次绝食斗争。要求改善伙食,供应开水,不得对“犯人”随意打骂。一天过去了没有动静,晚上邱又提出书面要求。两天下来,仍无答复,伙食也未改善。如此又僵持了两天,群情已经愤怒难耐,连被关押在同一牢房的国民党军政人员情绪也激动起来。邱世毅等看到时机已经成熟,便开始行动。这一天上午到了开饭时间,看守兵照例打开各监室牢门,要各室派人出来领饭,但却无一人出来。晚上开饭时间照样如此。整整一天,看守所14个牢房寂静得像凝固了似的,但又使人预感到可怕的行动即将爆发,晚9时,所有牢房同时唱起了《团结就是力量》《国际歌》《新四军军歌》,雄壮的歌声、慷慨激昂的情绪撼动牢狱,几乎所有狱友都热血沸腾,不能自禁。第二天上午开饭时,照样无人出来领饭。绝食斗争坚持了一天半,敌人恐慌了,看守长宣布,派代表谈判。邱世毅、徐植芳和一位国民党起义将领(他们是这次秘密斗争的组织者)作为谈判代表,毅然前往与敌人交涉。谈判结束,敌人答应了所有的条件。下午开饭时,换了新篮子盛饭,量增加了,汤里面有些青菜,多了点油,每天还供应一次开水。

绝食斗争胜利后,敌人的报复开始了。邱世毅、徐植芳被提审,回牢房时,两人都被戴上沉重的铁镣。每个牢房里的人都透过窗口深情地向他们投去敬佩的目光。第七天上午,邱世毅、徐植芳再次被提审,回来时两人都被除掉了脚镣,这是要被“处决”的先兆。他们泰然处之,置生死于度外,因为他们早已做好为革命牺牲的准备。邱世毅回到牢房对难友说:“砍头不要紧,自有后来人。”

1949年4月上旬一天上午9时,邱世毅、徐植芳被押出牢房,难友都齐聚窗口,用无限依恋而又深怀崇敬的心情目送他们。邱世毅、徐植芳依然昂首挺胸迈着坚定的步伐。在押离看守所时,他们回过头来跟难友们大声说:“再见了!”两位英雄在宋公园(今闸北公园)壮烈牺牲。牺牲时邱世毅26岁、徐植芳25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