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四军东进与江南指挥部的建立

　　1937年八九月间，中共代表周恩来、叶剑英、博古等，在南京与国民政府代表多次谈判，达成协议，决定将在南方八省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1937年9月28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任命叶挺为新四军军长。1937年10月12日，新四军宣告成立。1938年2月上旬，新四军军部命令南方8省14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分别到皖南和皖西集结，编入新四军。

中共中央的排兵布阵与新四军东进苏南
　　1938年2月15日，毛泽东致电中共中央东南局书记、新四军副军长兼军分会书记项英与新四军一支队司令员陈毅，指明新四军今后的行动原则：“力争集中苏浙皖边发展游击战，但在目前最有利于发展地区，还在江苏境内的茅山山脉，即以溧阳、溧水地区为中心，向着南京、镇江、丹阳、金坛、宜兴、长兴、广德线上之敌作战，必能建立根据地，扩大四军基础。如有两个支队，则至少以一个在茅山山脉，另一个则位于吴兴、广德、宣城之线以西策应。”在这时，毛泽东与中共中央已经英明地认识到茅山地区的重要战略位置和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建立中心根据地的有利条件。

4月24日，毛泽东致电项英，指示新四军“主力开泾县、南陵一带，先派支队去溧水一带侦察甚妥，惟须派电台及一有军事知识之人随去”。毛泽东与中共中央再次指出了在溧水地区建立根据地、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的重要性与紧迫性。

新四军军部根据毛泽东的电示，从在皖南集中的第一、二、三3个支队中，各抽调一个连的侦察人员，共计400余人，组成新四军先遣支队，以第二支队副司令员粟裕为先遣支队司令员兼政委，钟期光为政治部主任，先往苏南敌后实施战略侦察，为主力部队开赴苏南敌后作准备。4月28日，粟裕率新四军先遣支队，从皖南岩寺出发，越过宣城芜湖公路封锁线，于5月间，进入高淳、溧水、溧阳、句容、江宁横山、当涂间的广大农村地区。

1938年5月4日，毛泽东在致项英的电报中指出新四军在苏南如何开展游击战争与今后的战略计划：“在侦察部队出去若干天之后，主力就可准备跟行。在广德、苏州、镇江、南京、芜湖五区之间广大地区创造根据地，发动民众的抗日斗争，组织民众武装，发展新的游击队，是完全有希望的。在茅山根据地大体建立起来之后，还应准备分兵一部进入苏州、镇江、吴淞三角地区去，再分一部渡江进入江北地区。”在毛泽东的战略部署中，茅山及其周边地区，不仅应成为新四军在苏南建立最早、最重要的抗日游击战争根据地，而且要成为新四军在江苏江南、江北其他地区建立和发展抗日游击战争的前进基地。

1938年5月，毛泽东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指出，长白山、五台山、太行山、泰山、燕山、茅山等山地抗日根据地“将是抗日游击战争最能长期支持的场所，是抗日战争的重要堡垒”；“江北的洪泽湖地带、江南的太湖地带和沿江沿海一切敌人占领区域的港汊地带，都应该好好地组织游击战争，并在河湖港汊之中及其近旁建立起持久的根据地，作为发展全国游击战争的一个方面”。

东进新四军建立茅山根据地，开展抗日游击战争
　　新四军各部“初到苏南敌后，到处断垣残壁，满目疮痍，河沟里浮着尸体，有的断了头，有的砍了四肢，都是被日本兽兵残杀的中国军民，真是惨不忍睹”；“干部、战士，对于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南京大屠杀，杀戮我30万同胞的日本军国主义及其兽兵，无不义愤填膺、怒发冲冠，恨不能立即与之决一死战”（《江渭清回忆录》）。

这时，驻防苏南一线的日军，因为取得攻占南京的胜利，更加骄横不可一世，根本不把中国军队放在眼里。他们所到之处，一路奸淫掳掠，驻地不放哨，行军无警戒，三三两两的散兵下乡骚扰，横冲直撞……这正好给擅长游击战的新四军创造了杀敌的机会。

1938年6月17日，粟裕指挥所部，在镇江通往句容的公路上的韦岗，设伏袭击日军，击毁日军汽车4辆，击毙日军少佐土井以下官兵13人，伤日军8人，缴获枪支等军用品。这是新四军挺进苏南敌后首战告捷，国人备受鼓舞，抗日军威大振，意义重大。蒋介石致电新四军军长叶挺：“叶军长所属粟部，袭击韦岗，斩获颇多，殊堪嘉尚，仍希督饬继续努力，达成任务。”新四军第一支队司令员陈毅欣然命笔，写成《韦岗初战》诗：“弯弓射日到江南，终夜喧呼敌胆寒。镇江城下初遭遇，脱手斩得小楼兰。”

新四军在南京郊区农村的抗日武装斗争，得到了广大民众的支持。1938年6月22日，八路军武汉办事处主任兼新四军武汉办事处处长钱之光在致蒋介石呈中，写道：“我军达到南京地区后，民众极为兴奋，军行所至，常有数百武装民兵配合行动，抗敌情绪极高。”

6月23日，项英就第一、二支队进入苏南敌后的行动原则，致信第一支队司令员陈毅，首先表扬“先遣队的确起了先锋作用”，然后指出：各部“在目前主要是切断交通，阻碍敌人的运输和兵力转移，扰乱敌人，牵制敌人保守据点，特别是南京、镇江（这是敌人战略据点和在后方兵力转移枢纽），以伏击的动作来打击和消灭远出和行进中分散的敌人，截夺取辎重，争取不断的小战斗胜利……应当以小游击队到南京、镇江附近，用突然的动作实施扰乱，以威胁敌人，这在政治上更有大的意义”。

1939年2月，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来到皖南新四军军部，向项英阐明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共同确定的“新四军向北发展”的方针，并与项英商得新四军“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一致意见。为贯彻此方针，从1939年春开始，茅山地区新四军不断派部队分批出征：1939年4月，陈毅以第二团主力一部，协同丹阳县游击纵队，控制了长江中的扬中岛和大桥一带江南沿江地区，为向长江北岸发展创造条件；接着，又开辟了茅山以南的太湖、滆湖、长荡湖地区，在武进南乡和宜兴北乡地区成立太湖行动委员会，使苏南根据地扩展到太湖北岸与西岸，扩大了新四军在苏南地区的机动回旋范围，为东进、北上创造了有利条件。在新四军军部先后将第一团、第三团从茅山地区调回皖南军部后，经过陈毅等人的力争，军部将第六团调至苏南，归第一支队指挥。陈毅派叶飞、吴焜率第六团，于1939年5月初越过沪宁铁路，进入无锡、江阴、常熟、苏州、太仓地区，与当地中共领导的游击队合编，打起“江南人民抗日义勇军”（简称“江抗”）的旗帜，在沙家浜和阳澄湖四周地区建立根据地，直逼上海近郊。

新四军江南指挥部的建立及其影响
　　经过约一年的艰苦奋斗，新四军在南京、镇江、句容的三角地区，站稳了脚跟，以离南京约50公里距离的茅山为中心，分别创建了溧高（包括溧水、溧阳、高淳县境一部，也称阳溧高）、江当溧（包括江宁、当涂、溧水县境一部，也称横山）、江溧句（包括江宁、溧水、句容县境一部，也称江句）等若干块抗日游击根据地。这些地区，地处茅山山脉及其邻近地区，虽离南京不远，但地势偏僻，地形复杂，群山环抱，树木掩蔽，农民抗日爱国热情高涨。这些抗日游击根据地后来发展，联成一片，成为中共领导的茅山抗日根据地。新四军各部在根据地内建立中共党组织，建立政权，扩大军队，建立各种民众组织，不断发展抗日游击战争，袭击日伪军，其声势直逼南京、上海城下。

1939年6月21日，新四军一支队司令员陈毅在《茅山一年》的总结中说：“我们经常有一个部队在南京、镇江、句容间三角狭窄地区，敌人动员千余进行二十三次的围攻，我们仍然留在该地坚持。有时候整星期不到民家，完全露营，半夜才到民家烧饭吃，这就大大提高人民对游击战的信心。人民清楚知道敌寇伎俩，会在国军面前屈服，呈现智穷力绌的状态，所以在去冬以来才开始了居民盛大的慰劳我军的运动，这是艰苦斗争的代价，绝不是偶然的凑合，更不是简单的宣传鼓动家能够解决的问题。”1939年8月20日，项英分别致电中共中央与第三战区，建议由陈毅统一指挥第一、二支队，获得批准。

1939年11月7日，新四军江南指挥部在溧阳竹箦镇水西村李氏宗祠成立，陈毅、粟裕分任正、副指挥。

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成立后，即遵照中共中央指示，进一步实施“向苏北发展”的步伐，令叶飞率领“江抗”主力西返，与管文蔚领导的丹阳游击纵队合编为“挺进纵队”，北渡长江，开进扬州、泰州之间地区，与活动于仪征、六合、天长一带的陶勇、卢胜率领的“苏皖支队”互为犄角，并与皖东罗炳辉同志领导的新四军第五支队打通联系。至此，茅山地区新四军部队，由挺进敌后时的4 000余人，发展到14 000余人，并取得了足跨长江、威逼沪宁的有利态势。

12月19日，陈毅在茅山地区的建昌圩，主持召开了中共苏皖区第一次代表大会，成立苏皖区党委，以吴仲超、谭启龙为正、副书记，下辖苏南、苏皖、苏北3个特委，健全了各级党组织，建立了与军事布置一致、足跨大江南北的局面。1940年2月，邓振询继任苏皖区党委书记。

1940年1月19日，中共中央向东南局发出《关于对新四军发展方针的指示》；5月4日，中共中央又向东南局发出《放手发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的重要指示(当时新四军内称之谓新“五四指示”)，指出：新四军要“不受国民党的限制，超越国民党所能允许的范围，不要别人委任，不靠上级发饷，独立自主地放手地扩大军队，坚决地建立根据地”，向苏南、苏北积极发展。中央责成陈毅向江南指挥部，向苏南党内军内，传达这一重要指示。1940年6、7月间，陈毅、粟裕先后率新四军江南指挥部及其主力部队，离开茅山，渡长江北上，成立了以陈毅、粟裕为正、副指挥的新四军苏北指挥部，在10月黄桥战役、打败国民政府在苏北地区的韩德勤部队后，与从山东南下的八路军部队会合，很快建立了苏中、苏北与淮南、淮北抗日根据地。

留在茅山地区的新四军部队，重新组建新的第二支队司令部，由罗忠毅任司令员，廖海涛任政委，辖4个团1个独立营，共约3 000多人。江阴、无锡、常熟、太仓地区的新四军部队，则于1940年5月成立了“江抗”东路指挥部，由第三支队副司令员谭震林任司令员。以上两部协同苏皖区党委与地方武装，继续进行对日伪的作战，还因国共关系趋向紧张，要与国民政府第三战区的部队进行各种形式的斗争。

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成立后，还加强了对苏南日伪的打击。特别是在1940年3月30日汪精卫伪“国民政府”在南京宣布“还都”，在苏南各地组织庆祝活动时，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指挥所辖各部队与地方党政，进行各种形式的军事打击与宣传攻势。1940年4月20日，叶挺、项英致电蒋介石，报告说：“东日白兔镇（句容世日）之敌伪军于该镇召集民众，举行庆祝汪逆伪中央政府成立大会，我段团闻讯，当即派队前往袭击，先以便衣队混入会场，突以手榴弹猛掷，里外夹攻，战约半小时，将敌全部击溃。”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中共中央决定，新四军在盐城重建新四军军部，陈毅任代军长，刘少奇为政委；同时撤销东南局，建立华中局，以刘少奇为书记。4月，苏南的新四军部队整编成新四军第六师，谭震林为师长兼政委，下辖两个旅：在茅山与溧水、溧阳一带活动的新四军第二支队，整编为第六师第十六旅，罗忠毅为旅长；在苏南东路一带活动的“江抗”，整编为第六师第十八旅，江渭清为旅长。5月，成立中共江南区党委，以谭震林为书记，邓振询为副书记，主要领导江南地区的党组织。

从新四军东进苏南，到建立江南指挥部，再到新四军第六师；从中共苏皖区党委，到中共江南区党委，陈毅、粟裕、谭震林等同志贯彻与实施中共中央的正确的方针政策，建立了以茅山为中心的苏南抗日根据地，扩大了新四军，在军事、政治、党建、文教与统一战线等各方面，都取得了光辉的成绩，并成为新四军向东、向北、向南发展的前进基地和重要后方，与江北的六合、江浦的新四军，共同形成对日伪巢穴南京的包围之势，为抗战的最终胜利打下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