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母亲参加新四军80周年，也是她在“文革”中去世50周年。岁月的流逝没有淡忘儿时听母亲讲述的故事，反而愈发清晰、愈感珍贵。永远不要忘记来时走过的路，是写这篇回忆的初衷。
一
1919年9月29日，母亲曹云出生在上海浦东的一个小资本家家庭。外公有几条船，在黄浦江跑运输。母亲读高中时，淞沪抗战打响了。母亲目睹日寇的暴行，非常愤怒。与此同时，外公跑运输的船毁于战火，家里顿时失去了经济来源，生活每况愈下。国家的命运、个人的前途向何处去？母亲陷入了迷惘。正在这时，报章登出广告，纱厂女工识字班招收教员，母亲欣然应聘。后来才知道，这其实是上海地下党的外围组织，识字班除了教文化外，也讲一些抗日救亡的道理，党组织在识字班的工人和教员中，发展培养我党的力量。
1938年6月新四军挺进江南，给在日寇铁蹄和国民党散兵土匪蹂躏下的沦陷区人民带来光明的希望。为了打破国民党对新四军的种种限制，部队以江抗的名义活动，一直发展到苏锡常镇和上海近郊。上海地下党源源不断地向新四军输送以青年学生为主的有生力量。1939年秋，在上海地下党安排下，母亲和几位青年学生来到常熟参加江抗部队。带队负责人是一位比母亲年轻的男同学，却有着超出同龄人的成熟，勤快能干，做得一手好菜。1940年初春节来临，这群从上海来到抗战游击区的青年学生想要庆祝一下。可只有一些茭白，这位男同学把茭白切成细丝，在大灶锅中翻炒了一下，大家觉得非常好吃。战争是残酷的，1940年常熟反“清乡”战斗中，这位风趣幽默的男同学牺牲了。同行女学生赵霭琴，后来成为夏光的夫人，夏光是常熟江抗部队负责人，《沙家浜》指导员郭建光的原型之一。我家中珍藏着一张照片，是母亲和赵霭琴阿姨在芦苇荡的合影，因为从事民运工作，为了掩护身份，穿着和当地老百姓一样的粗布扣襟衣服。
当时的常熟地区，我军和日伪顽犬牙交错，斗争形势非常险峻。有一次母亲外出执行任务，经过一座桥时，桥边凉茶摊冲出几个汉奸，说母亲是新四军，要抓走。这时，陪同带路的房东老妈妈勇敢地和汉奸吵：“她是我的囡（女儿），你们不能把她带走。”敌人抓不到证据，只好把母亲放了。现在回想起来，没有房东老妈妈的冒死相救，母亲早已不在人世。为什么老百姓愿意冒着生命危险来掩护新四军，因为他们知道这是一支人民军队，为民族求解放为人民谋幸福。
1940年10月19日，国民党当局强令黄河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一个月内撤到黄河以北。中共中央一方面发电揭露蒋介石的阴谋，一方面为了顾全抗日大局，命令在江南的新四军部队分批撤到长江以北。1940年冬，母亲随北撤的常熟地区江抗部队，经我党控制的丹北扬中长江通道，安全撤退到苏中抗日根据地。苏中地区水网纵横交错，不利于日军机械化机动，为我军坚持敌后斗争提供了有利条件。母亲在宝应县担任区委书记，开展抗日救亡教育运动，发动和组织群众，积极支援地方和主力部队。
1944年3月，粟裕司令员指挥新四军1师部队，发起了车桥战斗。母亲带着大批民工支前，当时给民工的任务是，在部队攻占车桥镇后，迅速拆毁敌人的碉堡堑壕地堡工事，使之不能再为敌人所利用。战斗打响后，车桥周围日军纷纷来援，遭到我军打援部队坚决阻击。听到外围的枪炮声越来越激烈，没有战斗经验的民工队伍出现了慌乱，见此情形，母亲站起来大声疾呼：“同志们，不要慌，我们的主力部队已经上来了……” 听说新四军主力部队上来了，又看见带队干部镇定自若，民工队伍迅速稳定下来。车桥战斗胜利结束后，母亲受到部队首长的夸奖：“一位年轻的女同志，这样勇敢沉着，了不起！”
在地方工作期间，母亲住在老乡家里，房东是一对膝下无子女的阿伯阿婆，他们对待母亲比亲闺女还要好。一次母亲感染了疟疾，根据地药品匮乏，没有奎宁西药，房东阿婆过几天就杀一只老母鸡，煨好鸡汤让母亲喝，这样完全靠着老百姓的鸡汤，母亲痊愈了。1949年渡江战役前夕，母亲回到了宝应，这时阿伯已经去世，阿婆的眼睛也快失明了，听说母亲回来了，阿婆拄着拐棍，挎着装着两只老母鸡的竹篮，颤颤巍巍走了好几里路来看望母亲。在那战火纷飞的年代，我党我军和人民群众亲如家人的鱼水关系，没齿难忘！
二
母亲和父亲对我们几个子女教育极为严格，艰苦朴素不许有任何特权。只有一件事例外，那就是我从小闹着要当解放军，母亲悄悄和江苏省军区的老战友打了招呼，允诺我初中毕业后去当小兵，尽管由于“文革”这个愿望没实现。现在回想，当时父母都在大学工作，母亲为什么会答应我这幼稚的要求，为什么不让我去读大学呢？也许，这源自母亲内心对人民军队的深深热爱吧。
在革命战争的烽火中，母亲和她的战友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这种友谊超越了人世间的一般感情。乔信明伯伯和夫人于玲阿姨是母亲在华野总留守处时的领导和战友，母亲常提起他们家的几个孩子，阿光晓阳泰阳春雷文雷。乔信明伯伯的大女儿阿光姐姐在莫斯科大学留学，1963年回国时，买了一套俄罗斯套娃送给母亲，还买了一套苏联的儿童工具送给我，有小锯子小锤子等，后来我制作航模飞机时，这套工具派上了用场。1964年，时任镇江市委宣传部长的母亲，接到组织调令去镇江农机学院（现江苏大学）工作，全家搬到离市区十几里远的学校。那时二姐在中山路小学读五年级，农机学院附小还不具备入学条件，江苏省军区政委曾如清伯伯知道后，让二姐住他们家，和他们的女儿一起上学放学（当时江苏省军区机关在镇江）。抗战时曾涛任宝应县委书记，是母亲的直接领导，他和夫人朱黎青阿姨都是母亲的战友和挚友。解放后曾涛伯伯调外交战线工作，任驻古巴和阿尔及利亚等国大使，在回国述职期间，朱黎青阿姨总会与母亲会面，并用自己在国外工作期间节省下来的外汇，买了瑞士手表送给母亲。
母亲在“文革”前查出患乳腺癌，在南京军区总院动了手术，并接受放射性治疗。“文革”开始后，部队医院不再接受地方病人，同时，由于父亲是镇江农机学院党委书记兼院长，遭到严酷的批斗，校园里再无一片宁静安身之地。朱黎青阿姨知道这情况后，立即让母亲去北京治疗并住在她家，母亲得到休养和治疗。夏光是母亲参加新四军遇到的第一位领导，建国后五十年代，他受到不公正待遇，从南京海军学校校长调到南京化工学院任副院长，“文革”时幸而未受太大冲击。我父母先后被批斗和隔离审查，每人每月只发15元生活费。得知这一情况，夏光伯伯和赵霭琴阿姨让我去他们家，记得那是南京湖南路的一幢二层小楼，他们专门腾出一个小单间让我一人住，每天早晨，和蔼可亲的夏光伯伯外出买回早点，烧饼油条豆浆包子等，那是我在动乱期间的幸福时光。
在母亲生命最后的几个月中，尽管身处逆境，尽管遭受癌症晚期病痛的折磨，她依然坚强，依然眷念着革命战争的年代。那是母亲的光荣和骄傲，那是她没有虚度的青春年华，那里有她牺牲或活着的亲密战友。在病床上，疼痛时服用一粒止痛片，母亲向我讲述了这一切。她还会轻轻哼唱几句她喜欢的抗战歌曲，“吃菜要吃白菜心，当兵要当新四军”，“红日照遍了东方，自由之神在纵情歌唱”，“夕阳照耀着山头的塔影，月色映照着河边的流萤，春风吹遍了坦平的原野，群山结成了坚固的围屏”……行文至此，泪水已蒙住了我的眼睛。
古希腊神话中的大力士安泰，依靠大地母亲才有无穷无尽的力量，人民群众就是共产党的大地母亲。正是因为人民群众的拥护爱戴和支持，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在日伪顽夹击艰难困苦的环境下，才能从小到大由弱变强，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最终创立了新中国。母亲的故事是历史长河中的一滴水，一滴水也能折射出太阳的光辉。
在写完这篇回忆时，我有了梦萦已久的答案。80年前那群上海学生奔赴抗日战场的带队负责人，母亲可亲可敬的战友，他是谁?感谢常熟烈士陵园管理处同志的热情帮助，让我们记住：“李田文，上海人，1921年出生，上海南方中学学生，1939年上半年参加地下党组织，1939年9月赴常熟游击区，从事地下秘密工作，何市地区民运负责人，中共太仓县委青年部长，1940年8月27日反‘清乡’战斗中牺牲。”年轻的生命定格于19岁的芳华，为什么大地春常在？烈士的生命鲜花怒放！
家国情怀，舍生取义，为了民族解放事业甘愿牺牲自己的一切，这就是我们的革命父辈，这就是中华民族优秀的儿女！你们的名字也许无人知晓，你们的精神与世长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