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世界正经历新一轮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大国博弈全面加剧，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深度调整，人类文明发展面临的新机遇、新挑战层出不穷，牢牢把握一系列变化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带来的重大机遇，是新时代开拓广阔发展空间，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现实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6月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当前，我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者同步交织、相互激荡。”总书记关于“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大判断，把握了国际形势的全局，揭示了世界局势发展的本质，指明了我国在百年大变局中的位置和发展方向，对我们认清我国的外部环境，把握好重要战略机遇期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推动人类文明持续进步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两对社会基本矛盾运动决定了社会形态的发展和变换，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也决定了国际关系的发展，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作为生产力和经济基础层面的因素，科技和产业的发展是导致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层面世界格局和国际秩序变化最根本的动力，大国的兴衰和不同形态文明的起落都在反复演绎这个逻辑。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科技产业的兴起是推动人类文明持续进步和世界不断前行的不竭动力。回顾近代以来的世界历史进程，每一次科技和产业革命都深刻改变了世界的发展面貌和基本格局。在科技革命推动下，世界经济发生多次产业革命，使社会生产力实现大解放和人们生活水平实现大跃升，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轨迹。进入21世纪以来，人类社会进入又一个前所未有的创新活跃期，当4G尚未在全世界普及，5G、AI、区块链等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蓄势待发，科技成果转化速度明显加快，产业组织形式和产业链条更具垄断性。这对全球创新版图的重构和全球经济结构的重塑作用将变得更加突出，将给世界带来无限发展的潜力和前所未有的不确定性。当前，各主要国家纷纷出台新的创新战略，加大投入，加强人才、专利、标准等战略性创新资源的争夺，力求抢占科技和产业革命高地。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大规模快速发展，使得世界正在形成新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
世界政治经济格局正在发生重大变革
20世纪以来，世界经历了两次大战和冷战，国际格局曾经处于两大集团对峙较量状态。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以来，世界处于“一超多强”的局面，政治多极化的趋势日益明显，美国的衰弱和西方发达国家的世界主导地位持续走弱，使世界的政治权力从一个中心向多个中心扩散。进入21世纪尤其是2008年国际金融经济危机以来，多极化在不同层面和不同领域不断扩展，国际力量对比总体上变得越来越平衡。从全球范围看，发达国家曾是全球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但情况开始改变。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广大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差距不断缩小。2018年金砖五国经济总量占全球23%，对世界经济贡献率超过50%；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总量在全世界所占比重接近40%，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达80%。如果保持现在的发展速度，10年后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总量将接近世界总量一半，这促进了世界经济重心的转移。此外，东盟、非盟等地区合作机制的作用不断增强，也在推升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整体国际影响。这是近代以来国际力量对比中最具革命性的、历史性的甚至是难以逆转的变化。经济格局变化必然带来政治格局变化。金砖集团由概念变成现实，体现了发展中大国加强团结协作的意志，也反映了它们的自信。二十国集团的崛起表明新兴经济体已经成为西方不可忽视的力量。在非西方化的促动下，发展中大国在世界政治舞台上的地位上升，多极化向着更加均衡的方向发展。其中，中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提高尤为显著。这不仅大大强化了世界多极化趋势，而且成为提高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整体实力并使国际力量对比变得越发平衡的重要因素。
大国博弈加剧促使国际体系加快变革
从主要战略力量之间的对比看，冷战结束后“一超多强”的局面也在发生明显改变。美国独自掌控国际局势的意愿、决心和能力明显下降，“多强”之间国际地位变化的均衡化趋势日显突出。英、法、德、日、俄等国的经济总量不断提高，但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相对占比在下降；俄罗斯则在经济实力下降背景下，继续在军事力量上保持突出地位；中国和印度经济总量及其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相对占比均在上升。同时，参与全球治理的国家大量增加。二战以后80多个殖民地获得独立，成为全球治理主体。这一重大变化打破了少数大国垄断国际事务的传统格局。随着发展中国家力量的壮大，西方发达国家主导全球事务的能力日益不足。大国间的博弈和贫富国家的竞争，正在推动全球政治格局的变化。面对不断深入展开的多极化趋势，特别是国际混乱失序因素明显增多、不确定性和风险性持续增高的全球环境，世界主要战略力量纷纷重新厘清自身定位和内外战略，力求更好地因应变局、维护利益、确保安全，在日益显现的多极格局中抢占比较有利的国际地位。这就使得大国的战略取向和政策推进普遍呈现强调自主、推陈出新、强势进取的特点，大国关系的合作面明显下降、竞争面明显上升，国际体系的变革愈显深刻。发展模式和道路多样化趋势愈发凸显。全球地缘战略角逐的中心舞台从欧洲转向印度洋—亚洲—太平洋板块。军事战略之争从以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代表的传统战略威慑能力，向太空、网络、海洋、极地等新领域和远程精确化、智能化、隐身化、无人化等新技术维度扩展。国际社会在共同应对各种全球性挑战的过程中，不断提出新的思想理念，创建新的国际规则、体制、机制，这将进一步催生新的国际体系。
经济全球化快速发展为世界经济提供强劲动力
经济全球化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和科技进步的必然结果。冷战结束以来，新一轮经济全球化进程持续快速发展，为世界经济发展提供了强劲动力，促成了商品大流通、贸易大繁荣、投资大便利、资本大重组、技术大发展、人员大流动。在这个历史性进程的长期作用下，世界各国和各地区的资源优势得到更合理的配置和更充分的发挥，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通过生产要素的流动和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的构建实现了联动发展，人类社会的生产力得到更高程度的发展和释放，世界作为一个整体的发展水平得到显著提高。随着一大批新兴大国和发展中国家快速崛起，延续几个世纪的“大西洋时代”已经演变为大西洋和太平洋“两洋”并举并重的新时代，世界经济格局适逢百年之变。经济全球化也是一把“双刃剑”。随着新一轮经济全球化进程向前发展，不同地区、国家、产业、群体将经受不同的冲击。加上全球气候变化、生态环境灾害、大规模传染性疾病、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移民难民等全球性问题在全球范围内不断扩散，将使世界和平赤字、发展赤字、治理赤字变得越来越突出，使完善全球经济治理、消解经济全球化负面影响、引导经济全球化朝着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方向健康发展变得越来越重要而且紧迫。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给中国带来的机遇和挑战
任何变化都会带来不确定性。世界大变局肯定会给世界带来正负两方面的影响，既有可能使世界变得更加美好，也有可能使世界重现动荡甚至战乱。在大变局中，最为不确定的因素是西方大国特别是唯一超级大国美国。美国能否审时度势，顺应潮流，理性应对大变局，实现“优雅体面地霸权衰落”，是决定大变局进程的重要因素。当然，世界潮流浩浩荡荡，美国有可能释放的负能量只能延缓大变局的进程，不会决定大变局的方向。
我国战略机遇期过去主要依靠国家外部环境，现在发生了变化。最重要的变化是，中国主动塑造有利条件和创造战略机遇期的能力越来越强。中国的独特优势，一是政治优势：政权稳定，政策连续性强，是世界上唯一由共产党连续执政70年，连续制定13个五年计划的国家。二是制度优势：具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能力，中国每年有一千多万人口脱贫，中央政府力争今年全部脱贫。三是人才优势：每年有近千万大学毕业生，每年至少有50万优秀工程师进入劳动市场，这种优势是其他国家无法比拟的。四是理念优势：中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等理念远比所谓“美国优先”等主张更得人心，更受国际社会欢迎。五是市场优势：中国有全球最完整的制造业体系，有4亿多中等收入人口的庞大消费市场，经济韧性好、潜力足、回旋空间大。中国应对风险和挑战能力明显增强，塑造战略机遇期的能力大大加强。
近期各种反华势力蠢蠢欲动，美国不仅发起贸易摩擦，而且还在香港问题和新疆问题上通过所谓的人权法案，反映了西方霸权主义并不甘心中国的崛起。如何应对西方特别是美国的双重标准和霸权主义行径，这对中国把握国际形势的能力、处理国际外交的能力都提出了极高的要求。中国必须以正确的历史观、大局观、角色观，预测世界发展趋势，准确把握国际形势，科学制定对外方针政策，来应对历史的大变局，并力求抓住大变局中的机遇，推动中国和世界共同发展。
首先，社会稳定是在大变局中求发展的先决条件。稳定是发展的条件，尤其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在转型发展的关键时期，必不能乱。只有自身稳定，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中国人民才能在未来的国际较量中拧成一根绳，整合力量应对国际形势，寻求更好的发展。其次，共荣共生是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基本原则。中国作为日渐强大的发展中国家，是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重要推动力，习近平总书记曾在不同场合强调，中国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中国坚持维护世界和平，相互尊重，共商共建，打造全球伙伴关系，寻求与全世界各国共同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大变局中顺势而为推动新型国际关系的形成。再次，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战略是主要途径。根据时代特征构建与时俱进的外交方略。扩大开放，寻求更多的国际合作机会，既积极融入国际发展秩序中，又主动构建符合自身国情的国际新机制、新平台，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多边合作机制。构建积极有效的国际沟通机制，建立国际话语权，加强中国的软实力外交及其影响力。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进程之中，我们要不断拓展战略远见、保持战略定力、强调战略运筹，为人类社会贡献更多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在国际秩序的发展完善中彰显中国的责任和道义，在大变局时代把握好中国发展的战略机遇期。
处理好中美关系是当前我国外交的重中之重
当前，中美之间发生了四点变化，一是中美两国实力日趋接近，中国的GDP总量13.6万亿美元，达到了美国GDP总量20万亿美元的60%以上，位居世界第二，是第三名日本的2.5倍。二是美国战略重心全面转向亚太印地区，除了传统的第一第二岛链之外，在南海不断寻事，企图在海上全面封堵中国；中国倡导“一带一路”，全方位走出去，以剑制盾，呈完全不同的态势。三是中美经贸一直是双边关系的压舱石，现在却变成了突出的双边问题，贸易摩擦至今未息。四是美国采取“美国优先”的利己主义政策，处处树敌，日益孤立；而中国的“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理念和主张，日益为国际社会理解和支持。与此同时，美国朝野两党政客对华政策达成了三点共识：第一，中国已经成为美国的主要战略竞争对手；第二，多年来美国对华遏制战略基本上是失败的，亟须重新调整部署；第三，未来五至十年是中美战略博弈的关键期，如不能有效应对，中国GDP总量超越美国只是时间问题。美国的反华势力依仗着军事、科技和综合国力的优势，一直处心积虑地封堵、压制中国的发展，他们不断地挑起事端，千方百计企图阻止社会主义中国的民族复兴。2017年12月18日，特朗普政府公布首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明确把中国列为“战略竞争者”，而且竞争是全方位和全球性的。2019年3月25日，美国成立了“应对中国当前危险委员会”作为专门对付中国的组织机构，标志着美国遏制中国崛起进入全面实施阶段。当前中国外交面临的一个迫切任务，是在中美关系显著复杂的背景下保持战略自信、维护战略底线、捍卫自身利益，同时争取维护中美关系“斗而不破”的大局，尽力避免中美矛盾的继续升级和扩散，特别是要尽力避免出现中美全面冷战或局部热战，从而最大限度地维护和延长中国发展的战略机遇期，为实现“两个一百年”的战略目标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