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甸是苏北宝应县东北的一个集镇，当年，这里曾经爆发了八路军、新四军与国民党江苏省政府主席韩德勤部之间一场战役。曹甸战役从谋划到激战，乃至结束，我军指挥部内部有过多次争论。
1940年下半年黄桥决战胜利，八路军与新四军胜利会师，使华中敌后形势有了好转，但兵败黄桥的国民党顽固派韩德勤退至兴化、曹甸、东桥地区后，反共之心不死，积极构筑层层防线，企图截断苏北和皖东新四军、八路军联系；东北军霍守义部112师共4000多人，以“武力调停苏北摩擦”为由，从山东南下苏北，并已进至淮阴以东苏家咀一带，即将同韩德勤部会合。在这种情况下，我军要想在苏北立足并开创抗战局面，势必要与韩德勤部再决一战。
对此，中共中央中原局和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领导人的看法是一致的。但是，究竟是先巩固根据地，发动群众，把脚跟立稳，再去攻韩，还是先打掉韩德勤部，彻底解决苏北问题，领导人之间存在不同意见。时任中原局书记的刘少奇希望彻底驱逐韩德勤，建立抗日民主的新江苏；总指挥部代总指挥陈毅也想挟黄桥决战胜利之师的余威，一举歼灭韩德勤余部。刘少奇、陈毅想到了一起，决心发起曹甸战役，但没有想到召集华中新四军、八路军各路将领开会研究部署时，八路军第五纵队司令员、政治委员黄克诚却坚决反对仓促攻打曹甸。
黄克诚认为，曹甸虽然迟早必须攻打，但目前不宜。第一，政治条件不成熟。现在在搞统一战线，黄桥决战是韩德勤主动犯我，而现在则是我方攻韩，政治上被动。第二，我们刚刚占领淮海、盐城地区，还没有站稳脚跟，当务之急应是发动群众，消灭苏北伪顽残部、土匪、特务、反动地主武装，巩固根据地，再打韩德勤也不迟。第三，曹甸是韩德勤苦心经营多年的老巢，防御体系坚固，又是水网地带，易守难攻，而我军缺少攻坚武器，军事上并无把握，故暂时不打为上策。
黄克诚的意见未被采纳，刘少奇、陈毅上报曹甸战役计划，毛泽东、朱德等中央领导有条件地批复了作战计划（不得攻击兴化，保留韩德勤以利统战大局）。黄克诚虽不同意发起此次战役，但上级既然决定了他就坚决服从，命令八路军第五纵队中战斗力最强的第一支队和第二支队第687团投入战斗。
11月29日夜，曹甸战役打响。曹甸是通过运河与皖东联系的战略要地，韩军工事坚固，驻有5000多兵力，在北边还驻有韩部23师和东北军霍守义部，随时可以策应曹甸，结果果如黄克诚所料，曹甸久攻不克，敌我双方僵持不下。目睹我军受到严重挫折，黄克诚心急如焚，感到这样死打硬拼绝非良策，就发电报给华中局（原中原局）并报中央，提出了改变曹甸战役打法，具体建议：一、在敌据点间构筑据点，截断敌联系和增援；二、把外围敌人全部逼入敌据点内；三、逐步筑垒掘沟推进；四、运用小部队接近，耗敌弹药，增其疲劳；五、派小组潜入，放火烧其房屋；六、猛击敌弱点，强攻则集中全部迫击炮、小炮轰击之。
黄克诚的建议再次被否决，华中指挥部遂于12月12日下达总攻命令，但我军最终未能突破顽军阵地，参战部队遭受重大损失，刘少奇于19日命令参战部队撤出战斗，历时18个昼夜的曹甸战役结束了。
但是曹甸战役之争并未结束。战役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华中局认为主要原因是黄克诚右倾保守，攻击时不够坚决，造成曹甸久攻不下。因此，撤了他第五纵队司令员一职，保留政治委员职务。后来华中局在阜宁召开领导干部会议，陈毅又批评了黄克诚。开始黄克诚觉得委屈，据理力争，最后他委曲求全，违心地作了检查。
曹甸战役之争算是作了结论，但曹甸战役之争引起的反思仍在继续。1942年，陈毅痛定思痛，在《曹甸战斗总结》一文中坦承：“曹甸战役是我去攻击人家，缺少理的。”“我很轻敌，仓促作战，准备不够，变成浪战。”“我们的战斗手段是攻坚，这就要有很好的准备和按攻坚战原则作战才行。”“当时我们这方面就差了，光是猛攻是解决不了问题的。”1945年10月，陈毅在山东临沂欢送黄克诚出征东北时，当着政委罗荣桓的面，对黄克诚说：“过去我也有批评错的地方，请你多加原谅。例如曹甸战役，我和少奇没有听取你的意见，坚持要打，结果没有打下，我军伤亡很大。最后批评你三师（八路军第五纵队以后改编为新四军第三师）配合不力，撤了你的职，其实责任在我……不看你的功劳，指责你态度不好，指责你把问题直捅延安。”“是我有错，向你道个歉。”
刘少奇也曾作过不同程度的自我批评。1944年7月10日，刘少奇在给黄克诚的信中写道：“至于曹甸战役，本来是可以不举行的……我没有细心考虑，急促下决心向顽军进攻，这是我负责任的。后来强攻曹甸，也是不应该的。”“当时你反对强攻是对的。至于曹甸战役未能完成任务，当然不能由你负主要责任。”
曹甸战役已过去80个年头，当年的硝烟不但早已换来了“红旗十月满天飞”的壮美世界，而且也留给我们无尽的思考，带给我们无尽的感动和精神力量。
着眼大局、直言敢谏的忠诚品格。当刘少奇、陈毅攻击曹甸决心已下，召开会议部署时，黄克诚不是揣摩领导意图，唯唯诺诺，随声附和；也不是缄口不言，留有余地，明哲保身，而是坚持从实际出发，提出了缓攻曹甸的建议，并分析了缓攻的理由，实际上是唱了反调。当他的建议遭否决后，见攻击部队伤亡过大、久攻不下时，他又建议停止强攻，并举出了六条理由。黄克诚不会不懂得军队下级服从上级的道理，不会不知道一味违悖领导意图，可能对自己产生不利的后果。实际上他就是因为直言敢谏，多次被批评为“右倾保守”，常常降职使用，长征时曾被撤销所有领导职务，担任侦察员，但他仍然不计个人得失，总是从大局出发，敢于犯颜直谏，在黄克诚身上，完美体现了“在诤谏不计个人得失、征战不避自身凶险”的优秀品质。
服从真理、勇于认错的民主作风。黄克诚承担了主要责任，受到撤职的处分，曹甸战役有了上可对中央交待、下可对部队证明甚至可以对历史负责的结论。但刘、陈并不因为这场充满争议的战役性质有了定论、责任有人承担而心安理得，也不是时过境迁而选择淡忘，更不是为了维护个人威信而一意护短、讳疾忌医，而是痛定思痛，深入反思，通过撰文、写信、谈话，多次承认错误，承担责任，向他们的下级黄克诚当面道歉。在他们的心目中，不是计较领导权威，而是真理为尊；不是自视特殊，而是上下级平等；不是一味独断专行，而是尊重下属意见；不是唯个人好恶、个人意志，而是以革命事业为重。实践证明，老一辈革命家这种民主作风，不仅没有影响他们的形象，反而得到人们由衷的敬佩。
豁达大度、不计毁誉的坦荡胸怀。在曹甸战役之争中，黄克诚受到了上级并不正确的批评和指责，受到了组织上并不公正的对待，但黄克诚却表现出坚强的党性，不但从无怨言，从不计较个人恩怨，而且从不消极，从不改变独立思考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品格。当刘少奇、陈毅主动向他承认错误时，他反而宽慰领导。值得注意的是，对于可以证明他见解正确的曹甸战役，他在《黄克诚自述》一书中只字未提，这不是一般的遗漏，而是不愿显露自己而已。其实，胸无芥蒂，胸怀坦荡，是他一贯的品格。在工作上，他常与一些领导、同事争论得面红耳赤，有时乃至争吵，但事后从不计嫌，仍然亲密无间。1959年庐山会议，他被打入“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受到了残酷迫害。“文革”后复出，面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评价问题上的“凡是派”和以“解放思想”为名的曲解派，被赶下政坛达18年之久的黄克诚不是乘机泄私愤、倒苦水、算旧账，而是忧心忡忡，仗义直言，力挽狂澜。年近八旬的黄克诚身体很差，双目已失明，但他还是坚持在中纪委召开的会议上，发表长达1.3万字的讲话，在充分肯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同时，也实事求是地指出毛泽东晚年犯下的严重错误。讲话于1981年公开发表后，引起了国内外广泛关注和震动，深受极左路线迫害的黄克诚仍能着眼大局，积极维护毛泽东的领袖地位，主动分担毛泽东晚年犯错误的责任，促使人们重新认识黄克诚，更加钦佩他的高风亮节。
实事求是、从严要求的担当精神。通过曹甸战役，我军虽然未能拔除韩顽据点，但也歼灭了韩德勤部主力8000多人，粉碎了国民党顽固派东西夹击八路军、新四军的阴谋，给予韩顽又一次沉重打击，使其从此一蹶不振，为开辟和发展苏北抗日新局面打下了较好的基础。所以，换个角度，也可以说这场战役是一次成功的战役，评功摆好搞奖励，弄得皆大欢喜。但刘少奇、陈毅、黄克诚等对于这场战役的评价不是讲成绩如花似玉，滔滔不绝，讲问题蜻蜓点水，强调客观，甚至把问题说成是成绩，说成是必要代价，而是敢于负责，勇于担当，坚持反复检讨，反思存在问题，总结经验教训，不断深化认识，自觉纠正失误、错误。这种从实从严的担当精神，不仅是革命战争年代我军由弱变强、克敌制胜的法宝，也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进一步弘扬的优良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