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恩情山高海深

我1922年生于北京，1939年夏参加八路军，1940年春参加了部队青年组织——朱德青年队。这年冬天，因工作有成绩，获模范队员称号，这是我一生中最早的荣誉，也为我打下终生奋进的基础。由此，我也递交了入党申请书。经常找我谈话、了解我思想情况的支部委员对我说：“经过支委会研究：根据你家庭出身、个人经历，你需要三个介绍人（多为一人至二人），候补期要一年（一般同志三个月），并要由山东纵队党委（山东纵队为八路军在山东的最高领导机构）批准。为了党的队伍纯洁，入党这一关一定要从严。”我家庭情况是：父亲曾任北洋军阀某部副官长，县长，临清关关长，后被北伐军赶下台；母亲是旗人（清镶黄旗），家庭富有，清朝被推翻后衰落。父亲长期在外，直到鬼子入侵，他才回到家乡，因为两个独生子和一个亲侄子都是八路军，他也在家乡参加了抗日，为我军争取伪军反正做了大量工作。土改时，他主动献出土地、财产，作为开明人士当选为县的副参议长。我个人经历是：1938年秋出于抗日热情，考上了国民党抗日武装的青干班，和百余名热血青年一起跋涉千里，由家乡渤海到鲁南山区受训三个月并集体参加了复兴社、三青团。青干班毕业，就担任了少尉书记。次年五月又考上黄埔军校七分校，校址在陕西的汉中。诸多考生正集中要奔大后方时，日寇开始对沂蒙地区的抗日军民展开疯狂的大“扫荡”。天上飞机，地下坦克，步骑兵一齐来了。我亲眼目睹鬼子的烧杀掠抢，但我手无寸铁，只能将仇恨埋在心里。在逃难的路上，巧遇失去联系三年多的胞兄刘竹溪（他于1937年初参加民先，1938年初参加八路军、入党，时任八路军山东纵队三支队政委秘书），他介绍我参加八路军。我入伍后，在一个营部任文书。营教导员安硕庭是我兄参加革命前的盟兄弟，对我家庭和我的情况较熟悉，对我关心爱护，多次和我谈心。我也把近一年的经历向他作了详细叙述，并写了书面材料。
　　我提出入党申请，上级组织连续派人找我谈话，并作调查核实，另外看我的实际表现。1940年我任山东纵队鲁迅宣传大队的司务长，和四个炊事员、两个饲养员，负责全队100多人（宣传队女同志、小同志多）住宿找房子和饮食，并保管幕布、服装、道具，因为演出流动性大，工作很紧张。我以身作则，和大家团结一致，在艰苦战斗环境里，甚至在冲出鬼子重围的情况下，也没有让同志们饿过一次肚皮。在不到一年工作中，我体重下降十多斤，发着高烧，仍去征集粮食、草料，受到同志们好评。党为了考验我，让我到连队锻炼。一次夜间攻打伪军据点，在正面进攻的一个排，受到敌人一挺机枪阻击，我从侧面上去，用两枚手榴弹摧毁敌火力点，连队顺利攻上去。战后，我获得作战勇敢的表扬。1942年初，我的入党申请被批准了，成为光荣的共产党员。
　　从1943年起，每逢部队有大的战斗行动，我都到前线采访报道，成为和战士们一起冲锋陷阵的战地记者。在三十岁之前，我身经百战，两次负伤未下火线。曾八立战功（其中三次一等功，是连队给申请的），三次获人民英雄称号，奖状上写着“对爱国自卫战争有重大贡献”。建国后又被评为大军区的优秀党员。回顾抗日战争我所在部队中肃托（托洛斯基）运动和解放战争“三查三整”新式整军运动及建国后屡次审查干部，虽有人对我家庭出身及个人经历提出质疑，但组织上都为我作出了“作战勇敢、工作积极”、“组织调查和本人的交代是相同的”回答。我的实际行动和工作表现证明我对党是忠诚的。在解放战争后期不到一年半的时间我由连干提到团干，这是党组织对我充分信任的体现。
　　十年浩劫中，刚由部队转业的我，两次被打倒。这时，战争年代的腰伤复发，患上急性神经炎，两腿剧痛萎缩，整夜难眠，瘫痪在床。幸而友人介绍一位推拿医生，每周为我推拿按摩三次，加之家人的细心护理，使瘫痪三年的我逐渐好起来。
　　1976年10月，一举粉碎“四人帮”。不久，根据党的要求，我扔掉双拐，扶着手杖走上新的工作岗位，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地工作近九年，再次被评为优秀党员。
　　如今我年届九旬，我在70岁到85岁的十多年中，除担任单位离休支部书记、委员外，还有六七个社会职务，我都尽力而为。我给本市及外地的机关部队、学校上党课、作形势报告、讲战斗故事300多场，有的单位搞了录音录像放映，听众达10多万人次；还出版了赞美时代、歌颂英雄、教育后人、告慰英灵为主题内容的三本小册子，约50万字。我做这些力所能及的工作，党给予我上海市及全国老有所为“精英奖”和“奉献奖”，上海市和全国离休干部先进个人的称号，让我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和上海市荣誉津贴。我的一生是在党的教育、培养、爱护下，一步一步走过来的。我发誓：只要活着，就一定要做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20年前，我已办妥遗体捐赠手续，作为我人生最后的一点奉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