牢房里的歌声

解放战争时期，我在上海中共地下党领导下，参加进步学生运动，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坐牢后，与受难坐牢同学一起唱响牢房里歌声。今撰文追述，藉以窥见壮丽斗争时代洪流里的一朵浪花。
　　1947年初，我是上海交通大学学生，投身于学生运动，先后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过三次。第一次被捕是在1947年南京发生“五·二○”惨案前夕，中共地下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发动并领导了 “反饥饿、反内战”学生运动。一天，我邀请了另一位交大同学及几位前来交大参加进步活动的中学生一起去校外宣传“反饥饿、反内战”，因而被捕，押送到普陀警察局。经警官向我们逐个盘问并对我们训斥一顿，胡说什么今后不要再受共产党欺骗利用，不准再宣传闹事，要埋头读书等等，然后就将我们释放。
　　1947年5月25日，我第二次被捕。当时，反动当局已凶相毕露，血腥镇压了南京游行请愿的进步学生，上海也已乌云压城城欲摧，被浓重的白色恐怖气氛所笼罩。这一天，包括我在内的20多位交大同学以及主动要求一起参加宣传的三位中国女中同学共同组成宣传小队，决心甘冒风险到外滩去宣传。宣传小队来到外滩和平女神像下，大家齐声高唱“反对内战”歌，藉以吸引聚集群众；接着同学们就用洪亮的声音作“反饥饿、反内战”的宣传演讲，不时被围观群众的掌声所打断。正当宣传鼓动工作进入高潮时，一队警察开着警车飞驰而来，他们冲进人群，恶狠狠地不容分说就把宣传小队成员全部押上警车，押送并拘留在黄浦警察分局的一个大厅内。几个小时后，又有一批外出宣传的交大同学20余人也被押送进来。这个宣传小队成员上午曾外出宣传了一阵，返校后，听到我们被捕的消息，便义愤填膺地说：“我们不怕坐牢，再到他们被捕的地方宣传去。”就是在这种大无畏精神的鼓舞下，他们又来到了外滩和平女神像下，继续宣传“反饥饿、反内战”。这时，国民党反动派更加有所戒备，当他们开始演讲后不久，一队警察就冲了过来，又把他们押上警车。
　　我们两个被捕的宣传小队汇合后，很快被解送到四川北路警备司令部拘留所。这是一座简陋的二层楼房，楼上、楼下都用若干道土墙分隔成一间一间狭小的牢房。当我们被分別关进各间牢房时，看到已有一些其他大中学校的同学被关押在这里，难友们见面，顿时一股志同道合、命运与共的激情涌向心头，大家情不自禁地高声互报校名，热情致意。
　　我们被关进牢房后，马上就向看守们开展了“反饥饿、反内战”的宣传，并说明我们“无罪”。看守们都是一般士兵，时而也有个别的低级军官前来。他们听了我们的宣传后，特别是我们针对他们工薪菲薄、物价飞涨、生计维艰的状况，说明他们也深受内战之苦，他们很受感动，不少人对我们暗暗表示同情。我们要求把放在牢房里的散发着臭气的马桶挪开，他们照办了。有的士兵还应我们的请求，偷偷地为我们代买报纸送进牢房来。有个低级军官还私下里送饼干慰问我们。这充分说明，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内战、搞独裁专制的倒行逆施，即使是在他们统治的要害部门也是不得人心的。
　　入夜后，各牢房的同学们依然精神振奋，斗志昂扬。大家一遍又一遍地高唱《反对内战》、《团结就是力量》、《五月的鲜花》、《跌倒算什么》等歌曲，革命的歌声在牢房里回荡，革命的烈火在胸膛中燃烧，革命的意志被锤炼得更坚强了。为了抒发反对内战、争取民主而不屈不挠斗争的内心情感，我利用舒模写词谱曲的《跌倒算什么》的曲调，把歌词改为“坐牢算什么”。我脑中酝酿了一阵后，唱出：“坐牢算什么，我们不害怕，放出来，还要干！生，要站着生、站着生；死，要站着死、站着死。反内战，要和平，为民主，坐牢是常事情、常事情。坐牢算什么，我们不害怕，放出来，还要干！”由于大家对《跌倒算什么》这首歌非常熟悉，而且改动后，歌词内容完全贴切我们当时的心境，所以大家一学就会，洪亮的“坐牢算什么”的歌声很快就在各牢房间传唱开来，牢房里洋溢着革命大无畏精神和顽强的革命斗争精神。
　　夜里，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书记官方治竟然亲临拘留所，妄图软化我们。他隔着牢房的栏栅对我们说：“你们年纪轻轻，要安心读书，不要外出闹事”；还颠倒黑白地说：“内战是共产党挑起来的，你们不要受共产党蒙蔽利用”；他还自我吹嘘，说他经历的事情多，见识广，说我们年轻幼稚，容易上当受骗等等。我们针锋相对地反驳他说：“抗战刚刚胜利不久，人民好不容易盼来了和平，国民党政府为什么要调兵遣将发动内战，使人民重新陷于水深火热之中”；“国民党打内战，大量削减教育经费，学生吃不饱饭，怎能安心读书”；“我们宣传‘反饥饿、反内战’有什么罪，为什么要抓我们坐牢？”真理在我们一边，我们振振有词，批驳得他哑口无言，只得悻悻离去。
　　迫于社会舆论的压力，社会同情都在坐牢学生这一边，加上交大校方的努力，翌日，交大校长吴保丰与国民党当局交涉好了，保释我们出狱。下午三时许，吴校长来到拘留所后，警备司令部便把交大两个宣传小队的成员都从牢房里放了出来。当我们集中在拘留所的一块空场时，我们发现其他大中学校的难友未获释放。这时，正在庆幸出狱的我们心头马上沉重起来。大家紧急商量了一下，一致认为“反饥饿、反内战”无罪，在押的各校学生都应释放。我们坚定地表明了其他学校同学不出狱、我们也绝不出狱的严正立场。针对当时的情况，我们高歌《坐牢算什么》，把其中“生，要站着生、站着生；死，要站着死、站着死”，改为：“生，要一起生、一起生；死，要一起死、一起死”，显示了全体难友生死与共的决心。最后，经过多方交涉和努力，其他各校在押同学和我们一样，也于当天同时获得保释出狱。
　　《坐牢算什么》这首曾响彻于国民党反动派牢房里的歌，像是刺向国民党反动派的一把犀利匕首，使他们胆战心惊、坐卧不安。不久，国民党反动派就密令严禁传唱这首歌。但是一纸邪恶的禁令，怎能禁止得住正义歌声的传播？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这歌声伴随着革命火种的传播，在国民党统治区内广泛唱开。上世纪80年代，我在重庆红岩烈士陈列馆一进门的最醒目地段，就曾看到悬挂着《坐牢算什么》这首歌曲的巨大匾幅。这首歌在历史上曾起过积极作用，后来在为庆祝建国十周年而摄制的《东方红史诗》电影中也曾被节录采用。
　　1948年初，我因参与声援同济大学进步学生发动的“反迫害、争民主”斗争而第三次被捕。1月29日那天，同济大学学生为“反迫害、争民主”而组织了进京请愿。该校学生以及与前去声援欢送的其他学校的学生队伍，在同济工学院旁的马路上列队待发时，国民党的马队、军警突然冲了过来，冲乱了队伍，不少学生被马刀砍，枪托打，纷纷受伤。各校学生队伍迅即撤入校内，旋即学校又被反动军警所包围。在这危急关头，各校学生代表紧急开会，商定从中推出代表去与当时就在学生流血现场的上海市市长吴国桢谈判，提出要求撤退军警、严惩凶手等条件。我作为交大代表，在参与与吴国桢谈判时被捕，并与其他一些被捕学生一起，被关押在卢家湾警察局监狱里。我这次在獄中与许多同牢难友们一样，坚持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斗争的歌声也经常有力地震撼着牢房。我坐牢数月，后被反动当局横加以“妨害交通”罪名后获释。不久，我被反动当局登报通缉，奉党组织之命撤入解放区。我虽在上海多次被捕、坐牢，但我践行了歌词中“坐牢算什么，我们不害怕，放出来，还要干”的誓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