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军民健康,保障战斗力生产力

土地革命时期，为了保障苏区军民的健康和革命战争的胜利，中央苏区从军队到地方，自上而下开展了一场颇具声势的防疫卫生运动。尤其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瑞金成立后，每年年初都召开研究卫生防疫工作的会议，逐步组建起各级卫生领导管理机构和医疗防疫机构，建立“预防为主”的卫生防疫机制。苏区广大工农群众被普遍地动员了起来。这场运动保护了军民的健康，保障了红军的战斗力和苏区的生产力，而且也改善了苏区的社会风貌。

防治传染病，增强战斗力

1929年1月14日，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3600余人下井冈山向赣南挺进，开启了创建中央苏区的征途。时值严冬，沿途山岭冰封雪冻、坡陡路滑，行军、饮食、宿营都十分困难。为了摆脱敌人追击，红军每日急行军90华里以上。后经大余受挫、圳下溃败后，在瑞金大柏地打了一个伏击战，扭转了被动局面。

一个多月来，红四军除了与敌军作战，还要与疾病战斗。当时对部队影响最大的是疥疮和下肢溃疡等几种疾病。因长途行军，战士们下肢充血，回血不畅。加之走山路小路，被荆棘刺伤，皮肤受感染而发炎，治疗又不及时，疮口扩大导致不能行走。国民党军一直追咬着红军队伍，战士们没有时间洗晒衣被，疥疮很快在队伍中传染开了。

1929年2月中旬，部队抵达江西东固，进行短期休整。休整期间，不但毛泽覃等300余名伤病员得到了治疗休养，而且开展了有组织、有领导的防疫卫生活动。在卫生队医官的指导下，全军指战员洗澡、洗衣烫虱子、治疗手脚冻伤等。朱德曾对史沫特莱回忆说：“红军就在这块高原上休息、洗澡。他们把破烂衣服缝补好，又下锅煮过，用以消灭一直折磨他们的虱子。他们治疗受伤的脚，又用结实的绳子打成凉鞋……”

1929年3月10日，红四军离开江西，入闽作战，14日攻占汀州。部队在这里进行了整编，编成3个纵队，而且加强了卫生组织建设，军部成立了军医处，纵队设了卫生队。此时已入春天，各种疫疾最易发生和流行，尤其是天花这种急性传染病，发病最多，蔓延速度快，还危及生命。红四军在进入长汀时已经有士兵生了天花，情况危急。毛泽东、朱德找到了长汀福音医院院长傅连暲。傅连暲是一位同情革命的医生，曾经为南昌起义部队救治伤员。当他得知红军队伍发生天花时，就积极为全军指战员种痘，不到3个星期，全军战士都接种了牛痘，解除了传染天花的危险。

在创建中央苏区的革命战争中，红军既要战胜凶残的敌军，又要对付恶劣的环境。红军除了战斗减员之外，疾病减员也非常严重。夏天和秋天，疟疾和痢疾是侵袭红军最厉害的传染疾病。红军队伍生活条件异常艰苦，有些战士天热就喝冷水吃冷食，吃坏肚子，发展成痢疫，久泻不止，严重的还会导致死亡，并成为传染源引起流行。夏、秋季节，蚊蝇大量孳生；红军战士穿梭于山路林间，难免被蚊虫叮咬，疟疾也容易流行。不少指战员一边打摆子（发疟疾）一边打仗。1929年夏秋间，毛泽东也感染了疟疾，后来病情加重，在开完红四军“七大”后，他就先后被安排到永定县金丰大山和上杭县蛟洋苏家坡村隐蔽休养，由于得到当地世医、经验丰富的吴修山老先生的精心诊治，病情日渐好转，直到当年11月份才完全康复。

1929年12月底，毛泽东在福建古田主持召开了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史称“古田会议”），总结了起义以来的各项工作的经验和教训，确立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原则，同时也确立了红军卫生工作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毛泽东认为卫生工作搞不好，就会“减少红军战斗力”“影响工农群众，减少他们加入红军的勇气”，这一思想为红军医疗卫生工作指明了为革命战争服务的政治方向。

在古田会议精神的指导下，中央红军逐步建立了卫生领导机构和行政管理机制。1931年春，党中央从上海给中央苏区派来了贺诚、彭龙伯、陈志方等医务人员，随后即建立起了军委总军医处，贺诚任处长；1932年10月又改为红军总卫生部，贺诚任部长兼政委，专门领导红军的医疗卫生工作。各军团和师一级也设立卫生部，团设卫生队，连设卫生员；红军的医疗卫生领导体系到1933年春夏基本建立和健全。

瘟疫流行，军民同治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前，江西苏区经受了三次 “围剿”，很多尸体来不及掩埋，时间一久就腐烂于荒野。特别是国民党军毫无纪律，在苏区大烧大杀，人粪马屎随便乱拉，凡是他们经过或居住过的地方，臭气熏人、污秽不堪。最狠毒的是他们打不赢红军，逃走前将许多死尸故意抛露在老百姓家里，意图制造瘟疫。1932年初，瘟疫爆发。《红色中华》报道：“最近富田一带，传染病非常厉害，甚至一天死六十人左右，受传染的人发寒热、抽筋、吐泻，不到一二天，厉害的不到几个钟点，就可把生命送掉。”

为迅速扑灭疫情，1932年1月12日，临时中央政府召开第四次常委会，讨论了防疫问题，决定“举行全苏区防疫卫生运动”，并指示“由军委会的军医处拟定办法和条例”，并成立了由各级内务部兼管的卫生工作领导体系。3月，临时中央政府发布第二号训令《强固阶级战争的力量实行防疫的卫生运动》，并公布《苏维埃区暂行防疫条例》，同时附有《卫生运动指导员工作纲领》，指示各级政府按照要求领导工农群众热烈地举行防疫卫生运动。

在组织领导方面，《卫生运动指导员工作纲领》指示各级苏维埃政府组织卫生运动委员会或卫生运动组来管理和监督本区域内的卫生防疫事项，分配卫生组长及卫生委员到群众家里宣传卫生的重要性和瘟疫的危险性，依照《条例》解释并指导防疫的方法。每周或十日召集卫生委员开会，汇报工作成绩及发现的各种病症与困难问题。组织各乡村的儿童团员及少先队员进行捕蝇竞赛，十天结算一次，每月总结一次，优者由当地政府酌量给奖。对于江西灾区，中央政府内务部专门购买了一部分药品，如碘酒、痧丸、仁丹之类，派给江西灾区的指导员，可以携带少许供日常使用。

各级苏维埃政府大多能贯彻执行中央的指令，领导工农群众开展防疫卫生运动。但是，由于当时的卫生医疗人才缺乏，卫生领导机构尚未健全，加之支援革命战争和经济建设等任务繁重，有的地方对卫生防疫工作认识不足，存在着不同程度的问题，有的还很严重。

与地方的防疫卫生工作不同，红军中卫生工作人才相对充足，卫生工作领导机构相对健全，更重要的是红军是有铁的纪律的队伍，所以，虽然一直处在紧张的行军作战当中，但红军指战员能认真贯彻党和中央政府的指令。1932年9月，中革军委总卫生部召开了各军团、军区、师卫生机关负责人参加的红一方面军第三次卫生会议，确立了以预防为主的卫生工作指导方针，并通过了总卫生部提出的《关于卫生工作的决议案》。这个决议案规定了卫生、防疫和卫生宣传的内容和方法。为引起全体指战员对卫生防病工作的重视，中革军委又在1932年10月10日颁发了“开展卫生运动”的训令，要求各级指挥员、政工人员和卫生人员“要鼓起摧毁敌人的精神和勇气，消灭痢疾、疟疾和下腿溃疡等时症”。

红军队伍不仅自己开展卫生防疫运动，还帮助驻地群众开展卫生运动。红军每进驻一个城镇或乡村，总会张贴标语、组织宣传，发动青年、妇女、儿童行动起来开展卫生运动，并带头搞好环境卫生，对群众产生了良好的影响，密切了军民关系。

破除陋习，改善环境

中央苏区的卫生防疫运动经过了一个逐步推进和深入的过程。因为中央苏区地处赣南闽西的山区或半山区，交通闭塞、经济落后，老百姓受地主豪绅压迫剥削，过着饥不择食、住不择居的日子。人畜混居、天井沤肥、喝生水吃冷食、吃病死畜禽等情况随处可见。

1933年初，中央苏区的传染病又来势汹汹。1月31日，苏维埃中央政府召开了第三十一次常委会，决定“为保障工农群众的健康，决议责成内务部举行大规模的防疫运动”，“大规模”意味着防疫运动是全民参与的，应该最广泛地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依靠群众来做好这一工作。为此，内务人民委员部于1933年3月颁发《卫生运动纲要》。《纲要》把防疫卫生运动与苏区革命斗争联系在一起，指出：苏区现在仍然存在着很多的污秽和疾病的原因，一是过去统治阶级遗留下来的恶果；二是国民党进攻苏区时造成的污秽疾病；三是顽固守旧迷信的思想和习惯传统在工农群众的头脑内，至今没有扫除干净。认为“一切过去统治阶级遗留下来的与现在敌人输送进来的污秽和疾病，以及统治阶级传给我们的顽固守旧迷信邋遢的思想和习惯，都大大妨碍着当前的斗争”。号召广大群众对污秽、疾病，及封建迷信思想作坚决的斗争，并宣传“这卫生运动完全是广大群众的，不花钱而能医病的……是群众生活与生命的保障”。

根据《卫生运动纲要》的要求，组织工会、贫农团、少先队、儿童团、妇代会、赤卫军等团体，以夜校、小学、识字班、俱乐部、墙报等渠道和方式，用浅显易懂、形象生动的语言解释细菌、病毒传染致病的医学原理。在宣传时不仅详细解释讲究卫生的好处，而且教给群众简易可行的卫生方法：要通光、要通气、要通水、要煮熟饮食、要除掉污秽、要剿灭苍蝇、要隔离传染病人。总卫生部还编辑出版《健康报》《红色卫生》《卫生讲话》等报刊，加强防疫卫生的宣传和指导；各级卫生部门也利用各种时机开展卫生宣传工作。

在宣传科学思想，破除封建迷信，鼓励群众开展防疫卫生运动上，中央苏区党和苏维埃的领导人身体力行，带头示范。1933年4月，临时中央政府从叶坪迁到沙洲坝后，毛泽东发现村里群众挑池塘水喝，一打听才知道村民迷信风水，认为沙洲坝干旱缺水是因为有旱龙王，不敢挖井。对于村民喝脏池塘水一事，毛泽东很是担心。这年夏秋间，毛泽东稍有空闲，就同警卫员在村前的一块空地上挖井。村民围上来，他对大家说：“听说有的乡亲迷信风水，不敢打井，怕得罪旱龙爷，坏了屋场害了人。我可不怕，如果旱龙爷怪罪下来，让它来找我好了！”不久水井挖好了，毛泽东亲自下到井底铺沙石、垫木炭，汩汩清泉从井底冒了上来，沙洲坝村民从此结束了喝脏塘水的历史。

1934年初，中央苏区仍有疫情传开，各医院报告各地仍有痘疮、肺炎、鼠疫、脑膜炎等急性传染病发生。为了更加全面而深入地开展卫生防疫运动，保障工农群众的生命安全，中央政府在“二苏大会”后通令中央一级各机关派代表一员，组织“中央防疫委员会”，以加强对防疫工作的指导。该委员会于3月10日成立，贺诚任主任，分设宣传、设计、疗养、总务各科及隔离所等组织。中央防疫委员会成立后，便开展了以防疫为重点的卫生防疫周活动。从3月16日至22日，苏区各地军民普遍进行了卫生大清扫，疏通沟渠、灭蚊灭蝇、捕鼠毒鼠，深挖水井、禁吃塘水、修建土厕、掩埋尸体。凡有传染病人的地方，都划为疫区，禁止在疫区内开会、演戏、集市贸易。发现传染病人就进行隔离处理，并对病室病区消毒，以防疫情蔓延。

中央苏区的防疫卫生运动一直持续到红军长征离开苏区，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群众性防疫卫生运动。其贯彻的群众路线思想，形成的以预防为主的卫生工作方针，和中西医结合的治疗原则，为新中国的“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的卫生工作方针奠定了实践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