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06期●专稿●

并肩前进

——记父亲孙蔚民和大姐孙锋的革命情谊

作者:孙家琮

 

小时候,我就很羡慕大姐和父亲之间有一个平等的地位,不像我们弟妹,是被父母亲管教的孩子,而他们却是朋友。长大以后我才懂得,他们是在为着共同的革命理想而一同奋斗着,他们是同志。如今,他们是我心目中最为崇敬的亲人,他们具有高尚的品格和高尚的行为。
  (一)
  1921年,大姐出生,父亲给她取名璘璘。大姐从小聪明美丽,受到全家人的宠爱,但她并没有因此而娇气,相反她很懂事。
  大姐比我大8岁,我有记忆时,她已是花季少女了。她不爱打扮,短发,穿一身淡蓝色或灰色的旗袍,一双黑布鞋。她在扬州平民中学读初中时,受进步老师的影响,思想就很进步。她知道许多关于苏联和朱毛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的事情,她参加了进步的群众组织“晨鸣社”,立志做一个革命者。这一点,她与父亲年轻时就有反封建反国民党腐败当局的思想倾向是一脉相承的。
  1937年八一三事变发生以后,一天上午,母亲突然发现家里一只小皮箱没有了,衣柜里少了几件大姐的衣服,放钱的抽屉里也少了三块钱——大姐离家出走了。当时父亲不在家,母亲和外公外婆急坏了,分头到亲戚朋友家、大街小巷去找,直到傍晚也没有找到。正当大家不知所措之际,邻居郑大嫂送来一个消息,说大姐在她亲戚家。外公和小姨拔腿就跑,找到那亲戚家,劝大姐和他们一起回家。大姐哪里肯回去,于是外公和小姨便连拖带拉将大姐拖上一辆黄包车带回家中。
  大姐回到家里,母亲就把她锁进套房里,不许她出来。大姐在房里又哭又闹,喊着:“放我出去,我要去参加抗日的队伍,抗日打鬼子……”母亲说:“你一个小女孩到哪里去找抗日队伍?你翅膀硬了?要走也不问一声?”就这样,家里闹了两天。
  第三天,父亲从乡下查学回来,知道了大姐出走的情况,他没有批评大姐,而是劝说母亲把房门打开,让大姐出来。大姐出来之后,满腹委屈。父亲朝她一笑,对母亲说:“抗日总是对的,人人都要抗日。蒋介石不抗日丢失了多少领土,连上海都被日本人占领了,中国人要做亡国奴了。”母亲听了边叹息边点头。父亲又将话锋转向大姐:“你要去延安抗日很对,但是路途遥远,必定会遇到许多困难和危险,做母亲的能放心吗?你要理解母亲的心情!”父亲的话说得大姐心服。为了缓和大姐和母亲的情绪,父亲说:“明天我请客,吃京冬菜烧鸭子。”第二天吃饭时,大姐叫了声妈,妈妈高兴了,连声叫大姐吃鸭子。父亲在饭桌上谈起了自己的意见,说:共产党主张团结抗日,受到广大人民拥护,许多有志气的人去延安也是人心所向。只是目前交通中断无路可走,而且日本鬼子正在向苏北逼近,扬州也保不住。不如暂且下乡躲避,一旦有机会去延安,再作行动。大姐同意父亲的意见,决定与全家人一起先去市郊东乡宜陵镇。
  我们在往扬州郊外东乡逃难的路上,一眼望去,全是扶老携幼、拖儿带女的逃难人,夹着三两个倒挂着枪支的败兵,神情沮丧,满目凄凉。
  到了宜陵,父亲借了宜陵小学的一间教室,在地上铺了个大草铺,全家人都睡在上面。我们小孩子从没有睡过这样的大草铺,软绵绵的,透着稻草的清香。
  此时的大姐全没心思和我们一起喧闹,她满心想着她的打算和她的责任。她叫我们静下心来听她唱歌。我至今还记得那“逃难歌”的歌词:“秋风吹来冷清清,流浪外面实在是伤心。茶饭吃不饱,破衣冷煞冷,一家老小都离散,举目都是避难人。好好的日子为什么过不成,都是遇见强盗日本兵。”大姐在我们幼小的心灵里灌输进了仇恨日本帝国主义的爱国心。
  我们到宜陵镇的第二天,从扬州城里来的表叔带来一个消息,说扬州到了八路军。大姐听到这个消息立刻兴奋起来。要马上回扬州参加八路军,还要父亲亲立即同意她。父亲说过,如果有机会,一定要送她去延安参加共产党的部队,他说话当然得算数!父亲对大姐说:如果扬州来了八路军,明天一早就送你去,但是有一个条件需要你同意。大姐有些疑惑:“什么条件?”父亲说:“参加八路军抗日打鬼子是一定要吃苦,要艰苦奋斗的。我们就从现在做起,明天去扬州不坐车子,用两条腿走路,步行进城!”大姐听了说:“同意,同意!”
  第二天一大早,父亲带着大姐踏上了去扬州的路。宜陵到扬州大约40里路。走着走着,大姐累了,但是她热情高涨,坚持着走到了扬州,一共走了6个小时。进城之后,父亲和大姐却满街看不到一个八路军,一打听,来扬州的不是八路军,而是国民党保安旅的一部分伤病员,因为更换了服装,被误认为是八路军。父亲和大姐又返回宜陵。回宜陵时,他们还是坚持步行。因为没有找到八路军,大姐的情绪不好,一路上很少开口。父亲为给她鼓气,不断地同她讲一些自己向往革命又碰到许多挫折的往事,鼓励她坚持信念,继续寻找共产党。
  两天里,他们来回走了80里路,这对于大姐来说是一个不简单的磨练,她的脚磨破好几处,还磨出了几个大水泡。但大姐没有喊一声痛叫一声累,她从心底里感激父亲对她的理解、帮助和支持。
  我们逃难到郭村住了下来。郭村是一个小镇,没有中学。父亲为不使大姐长期失学,便设法送她到30里外的泰州县城,在泰州县中补修初中三年级的学业。大姐在课余的时间喜欢逛书店,在一家书店里,她发现了《挺进报》和毛主席的《论持久战》。大姐知道《挺进报》是延安出的,心想,泰州有这种报刊就一定有共产党,她相信自己一定能找到共产党。
  1939年,大姐和3个进步同学果然找到了共产党,并通过他们介绍,找到了在江都县吴家桥的新四军苏北挺进纵队,坚决要求参加新四军。
  “挺纵”政治部主任惠浴宇接见他们时,问大姐:“你小小年纪一个弱不禁风女孩家,怎么能杀敌打鬼子?”大姐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们虽然人单力薄,但抗日救国的决心是大的。惠主任听了非常高兴,又和同学们谈了《论持久战》中的许多理论,他们也一一谈了各自的认识。惠主任感到他们参加革命的决心很大,当即同意他们参加新四军,并安排到教导队学习。
  大姐正式成了新四军女战士,同年5月又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为了表达她参加无产阶级先锋队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的决心,她将名字改为孙锋。
  大姐参加新四军以后,给家里写了一封平安信。父亲见信后立即给大姐回信:你已踏进你的理想园地,我们为你高兴。希望你努力学习努力提高!另外,要常与家里保持联系。
  父亲又安排母亲去部队看望大姐,这一方面是对大姐的支持,同时也能增加母亲对新四军的认识。母亲在那里看到了学员们上课、操练和生活的真实情景。此时的大姐已不再是儒雅文静的女学生,而是飒爽英姿的女军人。她穿着一身灰军装,腰间束一条牛皮带,头上的军帽戴得正正的,腿上的绑腿打得很结实,非常帅气。看过了那么多新鲜事,母亲真正感到这个部队和她过去看到的军阀、国民党部队完全不一样。她认为这个部队是真正能够打鬼子救中国的部队。母亲对教导队的领导说,女儿一心要参加共产党新四军是正确的,我支持她!
  (二)
  1939年12月1日,中共中央作出了“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新四军苏北特委宣传部长俞铭璜同志找大姐谈话,说:你的父亲孙蔚民在江都教育界有威望有影响,你要多做你父亲的工作,争取他参加中国共产党。
  大姐接受了组织上交给的任务以后,经常给父亲寄抗敌报刊和有关时政的小册子,有时还回家看望父亲。当时郭村还是国民党管辖区,大姐总要在我们睡觉以后再和父亲交谈。后来听大姐说,他们谈论最多的是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父亲对大姐说,看了毛主席的《论持久战》后,对抗战有了必胜的信心。毛主席驳斥了亡国论和速胜论,指明了中国抗战的胜利前景,极其正确。他非常佩服毛主席博大精深的政治远见和军事才能,他认为共产党里有这样杰出的领导人才,中国的抗日战争一定能够胜利!父亲对毛主席的《论持久战》爱不释手,不仅自己看,还介绍给朋友看,向他们宣传其中的思想观点。父亲说,自己不仅是共产党新四军的拥护者,也是他们的义务宣传员。
  父亲在一次大会上听了惠浴宇主任的报告,更加坚定了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的信念。他坚决拥护共产党的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抗战反对妥协、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主张。
  一天下午,大姐又回家了。和往常一样,父女俩又谈话到深夜。他们从共产党、毛主席,谈到中国的命运、个人的前途。父亲感慨地对大姐说,我出身贫寒,只希望努力凭借技艺养家糊口,成为有家有业的自由职业者。但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黑暗社会里,连这一点企求也难实现,现在竟弄到要做亡国奴的地步。过去我不能理解,现在慢慢懂得,不从根本上改变社会制度,国家和个人的美好前程都不能实现!
  大姐感到,这个时候向父亲提出参加共产党的事情正合适,便对父亲说,新四军苏北特委曾议论过吸收你参加中国共产党的事,你有什么考虑?
  父亲听说后非常高兴,但仍有顾虑。父亲说,我对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和政策很拥护很信任,我相信共产党的事业能够成功,因为共产党员都是能够为党的事业勇于牺牲自己的彻底革命者。可是,我是有六个孩子的父亲,妻子儿女都靠我的工资抚养。我家上无片瓦下无锥地,没有我不行。如果我做不到勇于牺牲自己,那我就有愧于做一个共产党员!我愿意先在党的外围做好工作。当我下决心参加共产党时,我一定会不含糊、干到底!
  苏北特委宣传部长俞铭璜同志对父亲这种态度十分理解,要大姐继续做工作。
  江都县教育当局曾派人拉拢父亲参加国民党,遭到他的断然拒绝。
  父亲说:“中国的抗日救国只有依靠共产党。假如我想参加党派,那就一定是参加共产党。”
  大姐得知此事,非常担心父亲的安危,便给父亲写信,提醒他注意策略。
  大姐又回家了。晚上,和往常一样,等母亲和我们睡觉后,大姐又和父亲谈开了。那天父亲很严肃地对大姐说:“璘儿,来信看了,看来你对我还不了解,你对我的信念还不理解!”父亲将他坚决抵制参加国民党的情形告诉了大姐之后,又振奋地对大姐说:“璘儿,我想了好几天,我决定参加共产党!”大姐听了父亲的话,高兴异常,却还有一点疑惑,反问父亲:“妈和弟妹们怎么办?”父亲笑眯眯地说:“我已和你妈商量过了。”
  1940年3月,父亲45岁时在郭村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介绍人:郭村党支部书记蔡公杰、孙锋。
  父亲和大姐在枪林弹雨的战争年代生死拼搏,并肩战斗,为打败日本侵略军和国民党反动派奋勇当先。全国解放后,他们又共同为新中国的建设添砖加瓦忘我工作。即使是在遭受挫折和磨难时,他们依然无怨无悔,相互鼓励,信念不移。他们无愧于“共产党员”的光荣称号!
  我常常在睡梦中看见父亲和大姐——一位是戴着深度近视眼镜、满头白发的慈祥老战士,一位是身着灰军装、腰佩露着红绸的勃朗宁手枪、英姿飒爽的女战士。他们并肩前行的身形,永远印在我的心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