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史：应做深层次反思

历史是一面多棱镜。对抗战史只有从多个角度去看，才能知道中国民族解放斗争的艰难，并能明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军民的卓绝功绩，同时也能正视我们民族存在的传统病弱，从而以更为理性的教育鞭策和激励后人为强国而努力。
　　强调英雄主义，也应正视昔日国家病弱
　　当年中国是一个四分五裂且非常落后的农业国，作为工业强国的日本在大举入侵时，其军部狂妄地扬言能“三个月解决支那事变”。结果中国坚持了八年全面抗战，以顽强奋战拖住了侵略者，最后同国际反法西斯盟国一同将日本打败，这的确是值得后人颂扬的中华近代反侵略战争史上的空前伟绩。
　　当时国内参加抗战的各党派、各支军队都为战胜侵略者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在全国的抗日战场上，解放区战场的物质条件又最为困难，却能坚持持久战的基本方针，以游击战牵制了侵华日军的半数左右，而且越战越强，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若是没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反对以汪精卫为代表的投降逆流，那么国内抗战最艰苦的相持阶段就很难继续坚持下去，重庆政府与日本秘密进行的妥协媾和谈判就会成为事实。
　　抗日战争的结果是中国成为战胜国，不过若认真细究，在1945年夏天战争结束时，日本在全局上确是大势已去，在中国战场这一局部范围内敌强我弱的形势却并未改变。
　　侵华日军临近投降前夕，仍在1944年春到1945年初的“打通大陆交通线”的攻势中，将国民党军打得一溃千里。由于国民党当政的旧中国在抗战时期国力始终衰弱，临近胜利前，美、英、苏这三个盟国才拿中国的领土权益在雅尔塔做交易，战胜国反而损失大量的领土和权益。战后不少日本人的心态认为“只败给了美国”，对中国不肯服气，根本原因也在于此。
　　在抗战史的宣传中，揭露日军的暴行自然有必要，却不能只引发悲情意识，还需要从中得出一些引发现代人奋进的反思，如有的书中便提出要思考“我们为什么受屠杀？”抗战期间中国民众损失如此惨重，不仅应归咎于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无能，也在于旧中国的社会组织能力低下，下层一盘散沙，众多士兵和百姓处于任人宰割的状态。南京大屠杀中30万军民遇害的暴行世人共愤，却也应问一下，为什么其中有5万身强力壮的官兵放下武器束手受戮，而不拼死一搏？
　　应说明解放区战场的艰苦，并与正面战场作比较
　　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国内媒体改变了此前较少谈正面战场抗战的状况，肯定了当年国民党军许多官兵的抗战成绩，这是对历史负责的正确态度。不过，在某些宣传中又出现了另一个极端，有些人只知国民党当局坚持了抗战八年，却不知道其当初不抵抗和妥协、消极、无能的一面。
　　过去有人习惯地解释，中国败于日本是武器不如敌，若仔细研究历史便能看出战争中有时也并不尽然。抗战时，中国以陆战为主配合以空战，海军舰艇未出海一战便全部自沉或被炸沉，这首先表现出战略指导拙劣。而抗战前期，日军在重火器方面占有一定优势，轻兵器方面水平基本相当，主要差距在空中。
　　到了抗战后期，中国战场上重火器对比已出现了强弱转换，在美国大量援华的1943年后，中国战区制空权已经掌握在中美联合空军手中，国民党军又获得13个军的美械装备，地面火力也超过日军，兵力更一直居于绝对优势，面对强弩之末的日军仍出现豫、湘、桂大溃败。直至日本宣布投降之时，国民党军除为取得外援通道在美军支持下打通了中、印、缅公路外，没有向日军发动一次大规模的攻势，这充分显示出军队战斗力的低下和指导思想的消极。
　　近些年的一些媒体只注重突出大规模的正规战。讲到抗战时的典型战例，一些人津津乐道的又是国民党正面战场上的22次大会战，而对共产党在敌后分散的游击战则因感到其不够轰轰烈烈而提及不多。对于只熟悉正规化战争的年轻人来说，这更容易使他们对敌后游击战的意义缺乏理解。
　　抗战之初共产党只有5万多人的军队（八路军4.6万人，新四军1万余人），根据地只有贫瘠的陕甘宁边区一隅，军队的武器只有少量枪支，几乎没有火炮，此后又一直得不到外援，要靠战场缴获来获取装备。临近抗战胜利时，八路军、新四军平均每支步枪也只有十几发子弹，因此还只能打游击而不能进行正规战。让不很了解过去历史的人们认识到这些，才能理解当年共产党领导的军队能够在最艰苦的敌后发展壮大，这本身就是奇迹。
　　研究抗战要注重定量分析，克服乱用数字的不严谨做法
　　战争胜利者能获得的成果，最终是由交战者的实力对抗所决定，实力往往又要通过一系列基本数据来显示。
　　例如全面抗战开始前，中国政府统治区年产钢不过4万吨，日本产钢却达580万吨。从财力上分析，当时中国处于四分五裂状态。对国民产值无法统计。1936年国民政府财政收入仅11.9亿元法币，折合4亿美元。同年日本政府的财政收入超过100亿日元，折合30亿美元。美国战时年最高钢产量则超过8000万吨，年财政收入达1000多亿美元。这一工业时代的最重要指标便很能充分显示出战争中的实力对比。中国在抗战中显示了英勇奋斗精神，但国力衰弱的情况无根本改变，虽在国际反法西斯战争中成为战胜国，却受到其他盟友的欺凌，这其中的原因也只有用定量分析才能得到解释。
　　国民党正面战场和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作战条件的差异，往往也要通过定量分析才能显示出来。例如兵工研究资料已考证出，国民党对日作战期间共消耗子弹17亿发，总计毙伤日军85万人，平均2000发子弹杀伤一敌。共产党在抗战中只消耗子弹不足4000万发，毙伤日军52万和伪军50万，平均40发子弹杀伤一敌。这既表现出解放区战场条件的艰苦，又显示出八路军、新四军的英勇善战。
　　近些年在介绍抗战成果和损失时，对数据的引用出现了一些不严谨现象。例如有些人搞不清军语中“死亡”与“伤亡”是不同的概念，将中国“伤亡”3500万人（其中死亡2000余万人）误说成“死亡3500万人”。有些人又将中国战场上日军“伤亡”150万人（一说133万人）与其战争中总“死亡”213万人相对比，得出一个所谓中国战场消灭日军占其战争中军队损失2/3的很高比例，从统计学角度看这又是犯了一个偷换概念的错误。
　　据日本战后的户口部门逐人统计，从1931年发动“满洲事变”至1945年战败，共死亡军人213万人，其中死于中国关内战场为45万人，死于东北约9万人（绝大多数死于同苏军作战），在缅甸战场死亡18万人（其中约3万人死于同中国军队作战），此外，日军还有120万人死于太平洋战场（其中最多者为死于菲律宾的49万人）。
　　当年贫弱的中国同列强之一的日本作战，取得这一战果已体现了官兵们的浴血精神，不过，对日军的杀伤能力毕竟比不上拥有世界最强大火力的美军。介绍抗战史时如采取夸张的论证方式，即使是出于好意，也是对历史不严肃的做法，只会引起了解真相的人轻视，反而会削弱宣传效果。 （摘自《中国国防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