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陆冠福, 出生在江苏省海门市的长江边, 与崇明岛隔水相望。解放前全家六口人，父母靠租种两亩江边涯地和打零工苦度时日。
1945年下半年, 我家所在的同仁乡发动群众参加新四军(后改为人民解放军）。我刚满16岁，父母亲就毅然送我报了名，我戴上了大红花，参了军。新兵训练结束，通知我到营部去。到了营部，只见外面拴了五六匹马，人员进进出出很忙碌。我进门后见到一位腰挎马刀的干部，他叫人给我量了身高和手臂，然后拍了拍我的肩膀说：“小伙子身高臂长,好料子，愿不愿意当骑兵？”还没有完全听懂他说的意思，我就忙不迭地说：服从命令,愿意。
新建的骑兵团分红马和白马两个支队，我被分在红马支队，坐骑编号为“032”。从此我和我的红马形影不离。我骑着红马手持马刀，冲着草靶劈刺砍削，追击冲杀，每天练得汗流浃背，腰酸腿疼。训练时间长了，我和红马逐步达到人马合一、配合默契的要求。
1948年11月6日开始，淮海战役打响，11月下旬，战役进入到决战的关键时刻。黄维兵团在双堆集地区陷入我军的重重包围之中，动弹不得。为了解救黄维兵团，蒋军的100余辆美制坦克,驰过淮河大桥，向我解放军的阻击阵地发动猛攻。当时我军战士没见过这玩意儿，更没有反坦克作战的经验。只见子弹打在敌人的坦克上叮当作响，火花飞溅。但是敌人坦克毫发无损，照样摇摇摆摆冲过来。
如何战胜这铁疙瘩、掐住它的命脉，在当时成了我军战胜敌人的当务之急。华野及时组织了一个打坦克培训班，请了一位熟悉坦克的投诚兵给大家讲解坦克的基本构造和性能。最后他着重告诉大家，打坦克一定要抓住要害部位,一是打坦克的“肚子”（油箱），二是打坦克的链子（履带），这样才能砸烂这铁疙瘩。
1949年1月10日拂晓，我军以排山倒海之势，向杜聿明集团残部集结地刘集发起进攻。其中邱清泉兵团一部在10多辆坦克的掩护下向外突围，其步兵还没有逃出包围圈，就被我军歼灭。然而，敌人的坦克战士们奈何不得它，由东向西逃窜而去。指挥部立即命令我红马和白马支队派出战马，跟踪追击敌人的坦克。我的班长陈勇军是位参加过“苏中七战七捷”的老战士，久经沙场，有勇有谋。我骑在马背上紧紧跟着班长，马队风驰电掣般追击敌人坦克。战前，支队长命令我们，两人一档对付一辆坦克，因此我紧紧跟着陈班长的战马。我发现前面一辆标有“021”的庞然大物，尾部喷着浓浓的黑烟，声嘶力竭在沟壑里摇摇摆摆。“小陆，我们一左一右盯住它。”“是！”说时迟，那时快，我扬鞭一抽，我的红马窜到了敌坦克的左侧，班长在右侧大声喊,“你打断它的腿(履带)，我捅它的肚子(油箱)。”“是!”我应声下马，拿起早已备好的铁棒，向前追了一段，按照培训时学到的方法，插进坦克履带的一个孔里,不一会儿履带卡住了，无论坦克怎样吼叫也跑不动了。只见班长迅速趴下，很快找到油箱的位置，拉响了炸药包的导火索，轰隆一声，油箱爆炸了，烟尘冲天，坦克外面的油漆被烧得噼啪作响。不一会儿，坦克的顶盖打开，一个戴着坦克兵帽子的敌人，哭丧着脸举起了双手，接着又爬下来三个人。我们把这几个俘虏就近移交后，就翻身上马，继续追击敌人的坦克。
老百姓见身佩马刀的解放军骑兵从身边经过，纷纷指点敌人逃窜的方向。我们红白两列马队循着坦克的印迹飞奔，冲过冰冻的小河，跃过积雪的坑沟，风驰电掣般向敌人逃跑的方向追击。敌人两辆急于逃命的坦克犹如惊弓之鸟，在慌乱中陷入沟潭，像乌龟趴在沟里动弹不得。我急忙下马跟班长一起爬上其中一辆坦克。我边敲顶盖边喊话，敦促敌人投降。不一会儿，三个敌坦克兵先后举着双手走出坦克。
剩下最后两辆坦克了，在我骑兵的穷追猛打下，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有一辆是带队的指挥车,妄图垂死挣扎，突然转动炮塔，向我马队射击。王金亮，陈小虎俩战士猝不及防，不幸被击中牺牲。我方率队的吴副支队长命令，大家迅速下马隐蔽，并高喊：战友的血决不能白流，决不能让一只”乌龟”跑了！他一挥手，带领两个战士抱起炸药包，分头向敌人坦克的尾部冲过去，迅速把炸药包安在油箱下。随即两声巨响，两辆敌坦克被浓烟烈火完全遮住。不一会儿，两辆坦克的顶盖打开，被油污尘土染得像灰鬼似的敌兵举着双手，哭丧着脸连声求饶：我们投降，投降……
在淮海战役关键时刻，我华野骑兵团奉命出击，不辱使命，圆满完成了追击围歼敌坦克的作战任务，共缴获炸毁各型号敌坦克12辆，俘虏敌驾乘人员30多人。特别是我们用政策和耐心劝降了多名坦克驾驶员，为后来我军组建坦克部队发挥了好的作用。我和班长在这场追击战中都荣立了二等战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