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洪流中的父亲张于道

1937年八一三事变后，上海许多爱国热血青年在党的领导下投身到抗日洪流之中， 我们的父亲就是这其中的一员。
　　父亲张于道，字南明，1911年生于江苏省南汇县新场镇（现上海市浦东新区新场镇）的大户人家，家境富裕，而父亲又是大家族中的长房长孙，父亲名下的“长孙田”就有近千亩，父亲是含着金块出生的。然而，在山河沦陷、国难当头的危急时刻，父亲毫不犹豫地投入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活动，从毁家纾难到以身殉职，用生命实践了他的入党誓言和信仰。
　　1938年，王三川、张大鹏叔叔等组织的“浦东抗日救国宣传队”在奉贤、南汇、川沙三县十几个乡镇进行抗日宣传等活动。当时奉贤的县府在奉城镇离新场很近，父亲将我家河西一处住宅提供给他们食宿。河西房子多有花园，父亲的书房也置在那里，很少有人会过去。一到晚上寂静的河西住宅顿时热闹起来，那时哥哥张翮天8岁（1931年生），弟弟张立功5岁（1934 年生），我们兄弟俩悄悄地去看过几次。几十年后大鹏叔叔对我们说，“一天上百里路奔波下来，一回到‘张信昌’（父亲家绸缎庄的店名）就像回到了家。于道给我们准备好了热菜热饭，烧好了洗脚的热水。早上天蒙蒙亮时于道又给我们备好了丰盛的早饭。”大鹏叔叔深情地说，于道就像自己的大哥一样。父亲冒着风险接纳这些爱国青年的同时，自己的思想行动也起了巨大的变化，开始自觉地接受党的领导和委派的任务。河西的住宅成了中共地下党的联络点。
　　记得一段时期我们家在上海的一处住宅与朱人俊叔叔家的上海宅子离得很近，同在法租界贝当路（今衡山路）。当时苏北新四军根据地紧缺通讯器材、药品和干电池，这些东西租界里都能买到，但价格奇高，而且一出租界就是敌占区，这些物资就成了“违禁品”。为筹款购买这些高价“违禁品”，父亲回到乡下第一次卖掉自己名下的部分“长孙田”。长孙卖祖田此举在当时是十分丢面子的事，父亲却全然不顾。同时父亲到航头找徐凯叔叔，因为徐凯的父亲徐景星老先生在航头镇上开了一家“久大”轧花厂，时有花包船来往苏北。父亲做事向来缜密，了解了水运途径后，邀徐凯叔叔一起去租界采购这些物品，还带上我们兄弟俩作掩护。我们兄弟俩连续几天随父亲和这几位叔叔逛街买东西。东西备齐了出租界成了大问题，父亲又用重金买通了关系，终于安全地将物资运到了航头“久大”轧花厂。半夜里，人俊叔叔、徐凯叔叔和我父亲将这些“违禁品”塞进花包船后，通过水路运到苏北新四军根据地。
　　1940 年，父亲入党后，更是义无反顾地投入抗日工作。这一年秋天，朱人俊与我父亲商量，要设法以招工名义营救一批位于租界俘虏营里的原国民党官兵。淞沪会战后，部分国民党官兵退入了租界，有些人很想重返战场打日寇，但租界当局迫于日寇淫威，一直将他们关押在俘虏营里。人俊叔叔和父亲他们利用市民探望日多次进去，与这些人交谈，了解他们的思想，挑选合适人员。同时开始与租界当局的有关人员接触，安排营救事宜。有时我们会随人俊叔叔、徐凯叔叔和父亲一起到国际饭店十四楼吃饭，还有一些不认识的人，饭后我们兄弟俩看跳舞、魔术，大人们在谈事。直到解放后，我们去当兵前，姑妈（张衡玉，中共地下党员）才告诉我们，当时上海租界里日寇、汪伪、国民党的特务都麇集在这里，环境很复杂，父亲带着你们可避人耳目。经过多次洽谈，租界松了口，同意部分人出去，但要写承诺书，保证出去的人不再扛枪当兵，招工的厂家要出示执照和账簿，并要有两家铺保，还要缴纳一笔保证金，前前后后费用不少。父亲回家再一次卖地，一时凑不齐，姑妈出了一部份，徐凯叔叔回航头让其父亲帮忙找铺保和提供厂子执照和账簿。这样以航头“久大”轧花厂招工的名义，营救出了二十多名抗日志士，但成功的就是这一次。后来1941年谢晋元将军被汪伪收买的汉奸杀害在俘虏营里。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仍在租界俘虏营里的国民党官兵，全部被日寇押往东北当劳工。营救出去的二十多名抗日志士，被安排到我党控制的伪13师50团蔡葵的7连、方晓的8连。据大鹏叔叔说，这些人表现都很好，重返战场杀鬼子，有的还成为军队里的政治工作领导。
　　我们继母的兄长沈汲舅舅（黄埔军校第8期炮兵科毕业）长沙会战后回家养病，其一个投靠了汪伪政权的军校同学在宁波警界任要职，几次三番让沈汲去宁波镇海组建一支水上警察大队，加紧对浙东新四军的封锁。父亲敏锐地感到这是打入敌伪军的机会，立即向党组织汇报，中共路南特委十分重视这件事，1941年的10月，特委派王三川伯伯赶到新场我们家里，向父亲、顾敏叔叔传达了路南特委的指示：一、从张大鹏、何亦达部队抽调班长以上党员骨干打入；二、成立中共镇海支部，父亲任书记，王三川、顾敏任委员。中共镇海支部在新场张信昌绸缎店（河西父亲书房）里宣布成立。
　　1942年2月，前期准备工作完成后，王三川、顾敏、徐凯和父亲等一起乘海防大队安排的船只前往镇海，镇海伪水上警察大队委任沈汲为大队长，王三川（化名赵新民）为副大队长。王三川伯伯是大革命时期的老党员，有很强组织领导能力。这支部队实际上是我党完全控制的，具体由王三川领导，徐凯任军需主任，主要负责签发通行证（渡航证）。
　　1942年浙东敌工委成立后，在镇海设立了交通联络站，为了便于行动，父亲以行商身份在镇海领导工作，为了更好地得到掩护和展开工作，父亲与沈汲舅舅、徐凯叔叔的亲戚关系是公开的，平时与顾敏叔叔食宿在徐凯家，父亲出资开了一家“雪林”冷饮店，徐凯任经理，顾敏任副经理。联络站启用之前，敌工委书记金子明和洪舒江叔叔到镇海考察，对父亲的工作充分肯定。联络站为地下党人员进出提供了方便和安全保证，并及时收集敌伪军的动态等情报，撕开了敌伪的封锁。
　　1943年底，由于地下党人员往来频繁，敌伪对水上警察大队起了疑心，父亲和王三川觉察后火速向敌工委汇报，迅速将部队撤回根据地，无一人损失。 在父亲引导下，沈汲的勤务兵华中一（沈的表弟）、徐凯的勤务兵施向葵（徐的表弟）也随部队一起去了根据地参加新四军，他们后来都入了党，参加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朝鲜战争，抗美援朝结束后才转业回家乡参加社会主义建设。
　　当年浙东处于敌伪顽腹地，环境险恶。为及时掌握顽军的动态，1944 年春，敌工委决定派一位同志去浙南、江西、两湖等地了解顽军上层的动态，权衡再三，觉得我父亲去比较适合。岂料父亲在完成浙南任务后去往湖北的途中病发身亡。
　　1959年，人俊叔叔在华东医院治疗，张立功从部队回上海，知道后去探望。那次人俊叔叔讲了许多父亲的故事，说当年派你父亲抱恙去浙南赴江西奔湖北，一路劳顿还要过敌伪顽防区，就因为你父亲有大商人的派头，与顽军上层打交道确实是不二人选。我们收到的很有价值的情报，就是你父亲从浙南送回的。叔叔还说，今天我躺在病床上，想到你父亲孤身一人客死在湖北老河口，心里很难受。
　　父亲牺牲时，我们兄弟四人都还年幼， 大哥才13岁，四弟还在牙牙学语，但我们对父亲的记忆却一直铭记在心。父亲为了民族的利益贡献了全部的精力直至生命结束，值得我们永远怀念与崇敬。父亲当年毁家纾难的初心，就是为了民族的独立， 国家的强盛，人民的幸福安康。如今我们国家在国际上的地位为世人瞩目，人民幸福指数也日益提升，烈士们的鲜血没有白流。
　　父亲牺牲76年了，我们对他的思念依然无尽。谨以此文，缅怀亲爱的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