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前的悲壮一页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军又企图占领上海，以作为进攻中国内地的基地。1932年1月28日夜间，日军向上海闸北、吴淞一带进攻。驻守上海的蒋光鼐、蔡廷锴率领的19路军，在全国人民抗日高潮的推动和支持下，奋起抵抗，开始了淞沪抗战。随后增援参战的有张治中率领的第五军。此时，中国共产党领导上海日商工厂的工人举行抗日总同盟罢工，并动员各界群众大力支援19路军。上海各界人士组织反日救国会，纷纷参加抗日义勇军、运输队、救护队等，积极支援前线。淞沪抗战在上海军民的英勇斗争下，坚持了一月余，使日本侵略军受到沉重打击，三次更换指挥官。在英、法、美、意等国的“调停”下，中日双方于3月3日宣布停战，24日开始谈判，5月5日，国民党政府同日本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

一·二八淞沪抗战，是一场波澜壮阔的民族抗日救亡运动。19路军和第五军官兵英勇作战，上海和全国人民在精神上、物质上全力支援部队，多支抗日义勇军深入战场参战，终于使这场神圣抗战坚持了30多天。富有光荣革命传统和爱国精神的上海人民，怀着与抗日军队同进退的心情振臂而起，掀起了一场空前热烈的抗日救亡斗争的高潮。

1932年1月日本侵略者制造了日僧事件、三友实业社工厂被焚事件、《民国日报》事件等一系列事件后，日本军事侵略上海的阴谋昭然于世，上海各界民众团体立即发表通电、宣言、声明和谈话，对日本侵略者的挑衅，义愤填膺，强烈要求政府当局进行正当防卫，回击日军进攻。“一 ·二八”事变爆发后，中共中央发表了《关于上海事件的斗争纲领》、《中共中央致上海反帝大同盟党团的一封信》、《中共中央关于“一·二八”事变的决议》等文件，向全党指出：上海事变“完全是日本帝国主义瓜分中国计划的有机部分”，“上海战争明显的带有民族革命战争的意义，因此我们党的任务，……是积极地加入这一战争”，明确上海党组织的中心任务是：（一）召开各地群众团体的反日代表大会，通过反日斗争纲领，公开领导当时正在开展的反日斗争；（二）除了扩大反日群众组织以外，必须通过义勇军的组织形式，把民众武装起来，尤其是武装工人群众；（三）开展争取19路军士兵的工作。要求各级党部大规模地组织慰劳队、看护队、运输队、交通队等上前线支援19路军抗战。号召民众罢工、罢课、罢岗，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一切帝国主义，反对国民党及资产阶级出卖上海，争取民族的独立解放。

中国共产党上海党组织发动了全上海日厂10万工人的大罢工，坚持一个半月之久，以协助19路军的作战；同时组织了上海各界民众的抗日联合会，吸引了广大群众参加这个组织，进行了广泛的募捐和慰劳等工作，动员了许多群众直接参加作战，并积极宣传抗战政策。

淞沪抗战一开始，孙中山夫人宋庆龄和廖仲恺夫人何香凝立即投入抗日救亡斗争，积极支持19路军抗战。她们不仅发动和联络海内外各方面力量支援上海抗战，而且亲自奔赴前线慰问部队。1月30日上午，她俩顶风冒雪赴真如19路军指挥部慰问英勇的抗日将士们，并着手为处于困境的19路军募集款项物资。

宋庆龄与何香凝看到19路军军饷和物资严重不足，官兵穿着单薄的军衣在冰天雪地里作战，感到十分痛心。她们立即发动募捐活动，并致电海内外同胞，呼吁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援助19路军抗战。市民们闻讯争相捐献了大量的慰问金、慰劳品和医药用品。宋庆龄与何香凝还发动和带领妇女界、医务卫生界、文化界等各界人士支援前线。她们组织“国难战士救护队”，并在上海交通大学创办一所有300张床位的国民伤兵医院，亲任理事，主管医院事务。她们的行动感召了有良知的中国人，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梅兰芳率领“承华社”全体艺员，在北平为淞沪作战伤兵义演三天，所得收入全部捐助救护医疗事业。粤商陈炳谦也向红十字会捐助1万元。新加坡著名华侨实业家胡文虎汇款1万元，指定捐助何香凝的救护事业。3月初，宋庆龄在国民伤兵医院接受记者访问时，高度赞扬奋起抵抗日本侵略军的19路军，说“实为真正之民众武力”。她还指出：“人类惟有以奋斗中求生存，革命者尤当只问是非，不顾目前利害。19路军明知众寡悬殊，器械财力均不如人，而能不顾一切，以血肉为中国争一线之生机，使世界知中国尚有不可侮之军队与民气，不特为军队之模范，实为革命之武力与反帝国主义之先锋。”

声援淞沪抗战的还有上海爱国进步的文化界著名人士。2月3日，鲁迅、茅盾、郁达夫、冯雪峰、胡愈之、陈望道等43位文化界著名人士联名发表《上海文化界告世界书》，愤怒斥责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反对国民党的不抵抗主义，呼吁全世界无产阶级和革命文化团体声援中国的抗日战争。2月7日，李达、阳翰笙、周扬、周谷城、郁达夫、丁玲、巴金、胡秋原、胡愈之、许德珩、陈望道、丰子恺、田汉等129位文化界爱国人士签名，发表《中国著作家为日军进攻上海屠杀民众宣言》，揭露日军的野蛮暴行，谴责国民政府继续采取不抵抗政策，坐视十九路军孤军抗战。8日，上海“著作者抗日会”宣告成立，戈公振为主席，陈望道为秘书长。该会联系和团结全上海赞成抗日救国的作家、艺术家、社会科学家和新闻工作者，宣传抗日，向海内外揭露日本侵略军的暴行，并创作和出版了大量抗战文艺作品，对动员和鼓舞军民坚定抗战信心，发挥了重大影响和作用。1932年4月，由阿英编选的《上海事变与报告文学》出版，集中反映了一·二八事变的真相。

为了维护上海地方工商业秩序、支援前线、救济难民，上海工商界、实业界和地方社会人士史量才、黄炎培、王晓籁、虞洽卿等人，于2月1日发起成立“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其宗旨为：慰劳军队，救护难民，调剂金融，维持地方秩序，联络军民，支援抗战。史量才被推举为该会会长，他每星期都与宋庆龄、陶行知等人共同研究抗战有关事宜，并与地方维持会领导人一起研究该会工作，沟通地方、军队、民众和政府之间的联系。上海地方维持会还与上海市总工会、各大学教授抗日会、上海市商会、上海银行公会、上海律师公会等81个民众团体发起成立“上海各团体抗日救国联合会”，自2月3日至5月30日，该会共募得资金27万元。

中共江苏省委根据党中央的指示精神，全力以赴地领导上海市各级党、团组织，工会和民众反日团体，开展各种形式的抗日救国活动，全力支持19路军抗战。1月31日，民众反日义勇军在中兴路宝兴坊设立前方办事处，并立即开展组织动员工作，号召群众组织起来支援前线战斗。许多工人、平民以及学生、自由职业者立即响应，报名参加民众反日义勇军，配合19路军作战。民众反日义勇军共有近3000人，除了直接参加战斗外，又编成救护、担架、运输、募捐、宣传、慰劳等队。这批以广大工人为主体的民众反日义勇军，英勇顽强、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得到各方的好评。上海各界义勇军和各地来沪义勇军纷纷向19路军总部请战，要求随军参战，或要求给予战地勤务和后方支前任务。

在19路军的统一指挥和部署下，许多义勇军直接参加了前线的对日作战，在闸北巷战、吴淞保卫战、庙行阵地战、宝山阻击战和浏河退却战等战斗中，都有义勇军参加了战斗。另外，大部分义勇军参加了战地勤务工作，积极配合军队作战，有的开挖战壕、构筑工事；有的传递文信、通讯联络；有的深入火线、抢救伤员；有的运送食品、搬运弹药。同时，另一部分义勇军在后方发动民众进行支前活动，包括募集款项、征集物资、筹划军需输送前线，支援爱国军队坚持抗战。在开展广泛的群众宣传鼓动工作基础上，运用各种群众喜闻乐见的方法，在后方各界民众中进行广泛的抗日宣传，揭露日本侵略军的罪恶，抨击不抵抗主义，宣传19路军抗战的英雄事迹。

义勇军的宣传队伍不仅活跃于上海，而且还外出至南京、镇江、杭州、苏州、无锡等城市。其中影响比较大的义勇军，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上海民众反日救国义勇军外，还有复旦大学义勇军、上海市民义勇军、邮电义勇军、市商会童子军团、退职军人义勇团、华侨义勇军等。一·二八抗战期间，义勇军总人数达5000人以上。从上述几支主要的义勇军的活动，可以窥见上海的义勇军抗日救亡斗争之一斑。日本著名历史学家远山茂树、今井清一、藤原彰合著的《昭和史》中写道：“在上海没有像在东北那么顺手。在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上海，工人、市民、学生等燃起热烈的民族意识，起来支援军队，组织义勇军拿起武器来协助19路军抗敌，使日本海军陆战队陷于异常的苦战……中国军队的抵抗非常坚强，日本陆军继续增派援军，兵力达到三个半师团，约为占领东北兵力的一倍以上。”

一·二八淞沪抗战的枪声也震动了全国，各地各界人民爱国精神为之一振，纷纷起来支援19路军抗战，很快形成自九一八事变以来的第二次大规模的抗日救亡运动高潮。首先各地人民一致拥护抗战，支援前线。南京、北平、广州、天津、武汉、长沙、杭州、济南、成都、昆明、重庆、西安等城市，纷纷集会通电，声援19路军。中央大学师生派出代表赴南京政府行政院，要求立即调兵支援上海抗战。北平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召集有70余校学生参加的代表会议，通电南京政府，指出：“与其坐以待毙，何如迎头痛击，希幡然改计，厉行革命外交。”其次，淞沪抗战将士们的英勇斗争鼓舞和激励着各地千千万万的爱国儿女，许多学生、工人、职员纷纷组织义勇军、敢死队、救护队，奔赴上海，直接参加战地工作。第三，各地民众踊跃捐募金钱、物品、药物，其数量之大，种类之多和参加捐募的各阶层人士之广泛，都是空前的。

由于国民党最高当局在一 ·二八事变开始时惊慌失措，继而一再破坏，壮烈的淞沪血战以中国军队的撤退而告结束。但19路军以及上海人民在这33天的浴血奋战中给骄横的日本侵略者以极为沉重的打击，完全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和欲速战速决占领上海的侵略计划，极大地增强了中国人民的抗日斗志。淞沪抗战成为中华民族历史上极为悲壮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