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荣臻与钱学森: 中华航天史的两位主角

“两弹一星”的硝烟虽已褪去，但伟大的事业如丰碑永矗，如日月永辉。
　　若谈起“两弹一星”这一沉淀厚重历史的话题，聂荣臻和钱学森肯定是绕不过去的两位关键人物。过去曾听业内人士说，当年如果没有钱学森，中国航天事业的发展将会推迟二十年。可见，钱学森对于中国航天事业的开创和发展所起到的重要作用。诚然，开创航天事业主要应归功于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正确决策，归功于社会主义制度下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归功于一大批老一辈国防科技工作者报效祖国强烈的爱国心和事业心。钱学森本人也曾在多种场合申明：“导弹航天是一项大规模的科学技术事业和系统工程，仅仅依靠一两个人是无法搞成功的，其成就应该归功于党，归功于集体。”

在为国铸剑中结下深厚友谊
　　早在1956年2月，刚回国的钱学森根据周恩来总理的部署，结合中国国情，撰写了《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书》。党中央对钱学森的《意见书》高度重视，很快组建了航空工业委员会，聂荣臻为主任，钱学森是委员之一。接着，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俗称老五院）成立，并设立十个与导弹研制相关的专业研究所，初步搭建起我国国防军工框架。钱学森的《意见书》一直被业内引以为是中国全面系统发展导弹、火箭事业的纲领性文件。
　　1958年5月29日，钱学森在参加由聂荣臻主持召开的部分航委会委员的会议上，代表国防部五院和中科院就发射探空火箭、人造地球卫星、洲际导弹的设想意见进行了汇报，提出了结合中国国情的“三步走”的方案：第一步是发射重型火箭、探空火箭和地球物理火箭；第二步是发射一二百公斤重的人造卫星；第三步是发射一吨以上的卫星。
　　聂荣臻作为中国国防科技领域的最高领导者，无论在当年“两弹”事业的决策中，还是在“两弹”事业上马后的运筹帷幄、组织队伍，以及后来推动发展、形成规模，打赢一个个成功的战役上，聂荣臻是首推功臣。李瑞环曾经感慨地说：“过去搞原子弹、导弹、卫星上天，聂帅忠实执行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指令，亲力亲为抓这项工作。这就是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集中兵力打赢‘两弹一星’攻坚战。”而著名航天专家任新民说得更直白：“现在都在讲谁谁是中国的导弹之父、航天之父，要我说，中国的导弹之父、航天之父就是聂老总。没有他，中国航天很难搞上去。当然聂老总也是中央领导，他坚决执行党中央的意志，是‘两弹一星’最大的推动者和指挥者。聂老总对‘两弹一星’的巨大贡献，历史将永远铭记。”
　　常言道：恩德相结者，谓之知己；腹心相照者，谓之知心。正是波澜壮阔的“两弹一星”事业，在打赢一场为国铸剑的战役中，长期并肩作战的同志情、战友情，成就了聂荣臻和钱学森两人的深厚友谊。他们的患难之交，相结在为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研制导弹武器装备的历程中，是祖国利益重于一切的高贵真情。
　　钱学森每每回忆起这段时光，总是深情地说：“在聂帅手下工作的那段时间，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面对当时底子薄弱、一穷二白的国情，当聂荣臻对能否在很短时间内搞出导弹心里没底时，钱学森乐观地对他说：“在您元帅的领导下，发挥科技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也许用不了五年，我们就能把导弹搞成功。”一番话语，透露出钱学森对聂帅的敬重，对事业必胜的信念。
　　同样，聂荣臻对掌握导弹火箭研制技术的钱学森也十分尊重、高度信任。聂荣臻还多次强调，导弹在靶场上的有关技术问题及最后能不能发射，由钱学森最终作决定。聂帅能授予钱学森如此大的权力，如果没有对他的高度信任，是不可能的。
　　那时，每次导弹发射前，必须由三方面的主管领导签字：一是基地作试部长，对整个试验的组织工作负责；二是技术总管，对整个型号技术负责，那就是钱学森；三是基地司令员，代表基地领导进行确认。但有一次导弹发射前，由于加注不当，导致弹体燃料箱外表出现不平整现象。对这样的问题，钱学森在国外搞试验时曾碰到过，只要继续加注，内外压力差平衡了就会恢复原样。但现场的指战员却以为导弹出了问题，议论纷纷。发射前，基地作试部长和司令员都不敢签字。钱学森虽然反复强调没问题并签了字，但他的签字只代表一个方面，按照规定是不能发射的。基地方面很快将此事报告聂帅。聂帅的回复很干脆，技术方面的事情由钱学森说了算，钱学森认为没问题就可以发射。第二天，导弹如期发射，并且获得了成功。

毫不畏惧“最危险的时刻”
　　在航天发展的历史长河中，留下了许多聂荣臻和钱学森在一起的照片，其中有两张给人以很深的印象。一张是1960年4月18日，钱学森陪同聂荣臻在上海江湾机场一座旧碉堡内观看探空火箭发动机点火试车时的情景，从画面上可以看到，碉堡里面黑乎乎阴森森的，有点骇人。据有关老同志回忆，发动机点火具有一定的危险性，而且那座旧碉堡的保护措施也做得不好。聂荣臻和钱学森两位“大人物”亲临现场，冒着很大的风险。作为中央领导和大科学家，如此亲力亲为，令人感动。另一张是1966年10月27日，我国“两弹结合”发射成功，聂荣臻和钱学森在发射现场热烈鼓掌。这次他们两人同样不顾个人安危，来到操作现场。在“两弹”对接那天，他们亲自到操作现场督战，给现场指挥者和操作人员以极大鼓舞。整整80分钟，聂帅和钱老始终站在一旁，神定气闲，犹如定海神针。事后想想也有点后怕，万一操作过程中稍有不慎，操作现场就会升腾起巨大的蘑菇云。这一让人惊怵的场景，后来被称为“最危险的时刻”。
　　确实，在那个年代，无论最高元帅，还是技术统帅，他们都身先士卒，率先垂范，为了国家利益和国防事业，他们早已把个人的生死和荣辱置之度外。这就是聂荣臻和钱学森之所以德高望重的缘由所在。正可谓：德行高者，必然仰之。众人爱戴，民心所向。

实至名归的“两弹一星”功臣

1991年，钱学森荣获“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称号及一级英雄模范奖章，聂荣臻获悉后，甚感欣慰，年迈的他特地写了一篇《人民很满意》的贺词。贺词除了对钱学森开创“两弹一星”伟大事业所做出的成就给予高度肯定外，认为钱学森“作为世界知名的科学家，注重谦虚谨慎，严于律己。总是艰苦奋斗地工作，艰苦奋斗地生活，从不计较个人得失。”聂荣臻在贺词中还十分赞赏钱学森的座右铭：“我作为一名中国的科技工作者，活着的目的就是为人民服务。如果人民最后对我一生所做的工作表示满意的话，那才是最高的奖赏。”并且认为，钱学森获得这一最高奖赏，说明他为祖国争了光，为祖国的安全尽了力，为人类的科技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人民是很满意的！
　　确实，幸福生活离不开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没有国防的强大，没有威慑敌对国家的杀手锏武器，一个国家的基础就难以稳固，人民的生活也难以安定。两弹一星、两弹结合、八年四弹、三抓工程，以及后来的载人航天工程、嫦娥探月工程，一座座丰碑傲然耸立于天地之间，向世人昭示着一代代航天人的丰功伟绩。试想，如果没有富国强军，没有综合国力的极大提升，哪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实现？哪有中国人民大步迈进在建设小康社会的广阔道路上？
　　1999年9月18日，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作出了《关于表彰为研制“两弹一星”作出突出贡献的科技专家并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决定》。当天下午，表彰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由党和国家领导人向钱学森等23人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2020年4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给参与“东方红一号”任务的老科学家的回信中写道：“当年，你们发愤图强、埋头苦干，创造了令全国各族人民自豪的非凡成就，彰显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伟大精神。老一代航天人的功勋已经牢牢铭刻在新中国史册上……新时代的航天工作者要以老一代航天人为榜样，大力弘扬‘两弹一星’精神……早日实现建设航天强国的伟大梦想。”
　　慎终追远，不忘来路。弘扬科学家精神、强化作风和学风建设，这是党中央一以贯之所大力倡导的。而要让全国人民知道“两弹一星”的艰难历程和来之不易的成功，永远铭记以聂荣臻和钱学森为代表的老一辈人开创的“两弹一星”伟大事业，才能把“两弹一星”精神化为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巨大力量。
　　（作者为原《上海航天报》总编、研究员、上海作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