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元化与老大哥林淡秋

王元化先生是独生子，他只有姐妹而没有兄弟。但是，他总是对我提起，他有着一位老大哥，名字叫林淡秋。他们相识于先生的青少年时代，在上海地下党文委的地下工作时期。谈起林淡秋先生和那些岁月，先生的神态和语气中满含着亲切和温情，说自己永远难忘这位老大哥，一直想着要为这位老大哥写一点纪念文字。由于先生的缘故，以致我对这位素未谋面的长者，心中也充满了敬爱。
　　林淡秋先生于1906年出生，是浙江省三门镇人，比先生大16岁。他1922年考入上海大同大学，后转入上海大学攻读英文；1930年春在上海与柔石等一起为革命事业奔波，主要从事文学活动。他先后翻译出版了《列宁在一九一八》 《时间呀！前进！》《中国的新生》等作品，还和他人合译了风行一时的《西行漫记》及《续西行漫记》，当年在社会上颇有影响。1935年他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任左联常务委员、组织部长，1936年春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战爆发后，他在夏衍创办的《译报》做编译工作，创办了《新中国文艺》 《奔流》等左翼刊物，并与于伶、满涛等主编《文学与戏剧》。在这个时期，先生开始结识这位老大哥林淡秋，并和这位老大哥十分投缘。
　　先生敬重这位老大哥，他说淡秋从来不自我炫耀、吹嘘，很少会听到淡秋说“我怎样怎样”，或者“我如何如何”，他们同样都反感爱自我标榜的人。先生说，记得还是抗战初期，有一位“左联”常委化名“林矛”写了一篇文章，然后又以第三者的口吻来吹捧此文，还组织大家去学习，他们俩都厌恶这种作风，不喜欢相互吹捧，都对那种拉帮结派的作派深恶痛绝。他们都赞赏人和人之间的平等观。抗战初，先生和淡秋认识不久，淡秋就告诉先生，是柔石把他从家乡浙江三门带到上海来从事文化工作的，他对柔石有一种很深厚的敬爱之情。但是有一次言谈中，柔石不自禁地流露出对鲁迅先生的过度膜拜，淡秋就对柔石的这种膜拜颇有微词。先生说起，在后来上下级等级分明的官本位社会中，老大哥淡秋仍然一贯保持他那种待人平等的本色。就先生的回忆所及，不论在怎样的处境中，面对什么样的人物，你都不能辨别出淡秋说的哪些话是对上级说的（无论此人的权势有多大），哪些话是对地位比他低的人说的（无论这人处于怎样的困境里），都是一视同仁，先生说在他接触的人中，这一点十分可贵和罕见。
　　谈起他的老大哥林淡秋，先生老也忘不了当年去福履里路（今建国西路），那一条小弄堂里，那一间不足六个平方米的亭子间，里面只挤得下一张床和一桌两椅，那是淡秋和他的夫人唐康居住的简陋的家，先生常常爱去那里和老大哥聊天。由于只有两把椅子，所以谈话时总有一人必须坐在床沿上。但就是置身这间小屋，他们说说笑笑十分欢畅。到了吃饭的时间，先生说他也不怕麻烦别人，留在淡秋家蹭饭。于是唐康取出一只小小的煤油炉，把早上买的带鱼收拾干净，投入油锅一炸，三个人就围着小书桌而坐，先生说那煎带鱼好香，他吃得可有味道啦！甚至直到今天，先生还是特别爱吃干煎带鱼。张可阿姨也经常会专门为先生煎上一盘新鲜的带鱼，供先生独自享用。先生常常爱去淡秋家聊天，再这么美美地吃上一顿饭，很是温馨。有一次吃得过晚而急于回家，先生就把自己的长衫忘在了淡秋家。这件事每每被唐康提起，说先生年轻时多么粗心大意，生活散漫。先生说那时候生活在“孤岛”，环境险恶，但朋友之间没有猜忌，没有摩擦，大家真诚以待，那种坦率纯真至今还是令人向往。
　　淡秋对先生坦言，自己身上带有一种“农民性格”，而对于那时从未去过农村的先生不知何谓“农民性格”。只感到这位老大哥从不做作，如同孩子般的天真而对自己从来不加掩饰。一次先生和满涛、淡秋三人在马路上同行，忽遇大雨倾盆，这时，淡秋拿起一本杂志就顶在头上，神色慌张地四处寻找避雨处，惹得先生和满涛俩大笑不止，没料到一场大雨就把这位老大哥给吓坏了。但是老大哥身上的确也有着农民那种不会拐弯的倔性子。孤岛中期，他满怀热情投奔了新四军军部，生活的艰苦他并不在乎，他是能够吃苦的。但是对于绝对服从命令听指挥，他作为一个自由惯了的文化人，和部队里要求绝对服从、完全当作政治任务去写作，他难免感到拘束和不适应。有一次，新四军宣教部让他去创作新四军军歌歌词，他欣然接受。不料，领导却要他把一些政治口号嵌入歌词，老大哥执拗得很，不肯按照领导的意图去写。先生说知识分子初到皖南压力都是很大的，淡秋对这些是看不惯的，所以就固执地要求调回上海。这件事对淡秋的政治命运有很大的损伤，可他对个人政治上的升降沉浮一点也不在意。这样他回到了上海，自然是没有什么好果子吃的了。组织上先是派他去《时代日报》工作，天天上夜班，白天又睡不好觉，但他认真工作毫无怨言。解放后，组织上派他去《解放日报》当一名普通编辑，他也欣然接受。但是两三年以后，领导意识形态方面工作的胡乔木发现了被埋没的林淡秋，立即调他到《人民日报》当副总编。他和胡乔木抗战前就相识，胡乔木是了解他的革命经历和工作能力的。这时人民日报社地址在王府井大街，先生去北京开会就会去看望他。先生说他的办公室就是一间兼作卧室的狭小房间，摆着几件简陋的旧家具，几乎把房间挤满。淡秋就在这样的环境里乐此不疲地工作，这哪里像一个副部级领导的办公室啊！真是老大哥的本色！平等待人不端架子，保持着过去做地下工作时的朴素作风。先生感叹，这种作风在后来就很难看到了。先生说这位老大哥对胡乔木还是很敬重的。
　　先生被卷入“胡风事件”隔离审查，两年以后被释放回家，当时大多朋友都和先生断绝了来往。可是张可阿姨拿出来两封信，一封是姜椿芳的，另一封就是林淡秋写来的。这两封信都写自先生被隔离审查的时候，是寄给张可的。先生说，那时自己处于政治最底层，谁也不肯搭理自己，甚至有过去的朋友在街头相遇，也都会掉头而去。先生说，老姜和淡秋并没有因为先生是“反革命”而失却对先生的信任，他们不顾忌这么做会担待怎样的风险，仍以兄弟般的感情，对先生的不幸表示关怀，对张可阿姨表示慰问。这种雪中送炭的温暖，使先生绝望的心灵重现光亮。可是先生不愿意牵连关爱自己的朋友，他思考再三还是狠了狠心，烧掉了这两封珍贵的来信，并要求张可不要回信，以防危及朋友。
　　再和淡秋相聚已是二十多年以后，淡秋到上海治疗眼疾，先生那时已年逾六十，老大哥淡秋更是垂垂老矣！那时淡秋正在担任浙江省人大常委，住在杭州。后来先生去杭州开会，顺便去探望他。老大哥兴奋地拉住先生的手不肯松开，他对先生说：“今天晚上你就住在这里，我们抵足而眠，痛谈一夜。”虽然先生并没有在老大哥家留宿，可是那一夜，他们谈得很晚很晚，不肯分别。从这次谈话中，先生得知淡秋在反右中也险遭不幸，被赶出了人民日报社，降了级，下放到杭州。
　　1981年12月4日，先生的老大哥林淡秋去世了，先生的心中深感茫然而难过。其实这一年先生曾三去杭州，但每次都来去匆匆。第一次在淡秋家做了尽日之谈。第二次淡秋身体已是非常虚弱，先生原说上门看他，可是老大哥不顾夫人反对，一定要亲自登门，只好由小女儿陪他同往。原来说定了只谈半个小时，可是老兄弟相见谈兴倍增，几经催促，才怏怏离去。先生第三次去杭州是12月3日，也是阴差阳错，4日一早先生就给淡秋夫人唐康打电话，唐康说淡秋住进医院了，先生打算前去探视，唐康说目前已经无碍了，再三劝阻先生别去医院。先生懊恼地说：“谁知在我当天下午5时乘车离开杭州的时候，正是淡秋的弥留之际，错过了最后的见面机会，使我懊丧不已。”
　　其实，虽然一直在先生身边，我却并没有机缘见到他的这位亲密的老大哥，只是从先生反反复复的描述中，这位老大哥林淡秋在我的心目中栩栩如生。后来唐康阿姨的来信，先生也总是口述要我回复，唐康阿姨也就知道了一直在为先生工作的我。
　　2003年7月31日，先生嘱我给唐康阿姨回复她7月23日的来信，告诉了唐康阿姨自己罹患前列腺癌，正在积极治疗，要唐康阿姨千万不要为他担心。他说自己最大的问题是青光眼致使无法读写，并且没有治愈的希望，所以只能依靠别人代为读写。先生在这封信中告诉唐康阿姨：“而蓝云就是帮我最多的，她的父亲是蓝瑛。我们在1939年认识，是组织上（巴人）把他介绍给我的，在文艺通信工作了半年多，他就到苏北新四军去了。那时他才15岁，我19岁。解放后，我们才重新见面。我被打成胡风（集团）分子后，我和他仍有些来往。那时他在宣传部工作，做过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文化局副局长、社科院副院长等。”先生还对唐康阿姨说：“淡秋是知道他（蓝瑛）的，但他没有到你们家去过，和你未必相识。”于是，唐康阿姨就如同对一个自家的小辈一样，时常给我来信，说知道先生身边有我在，她就放心了许多，她说她很感谢我能这样无微不至地关心先生这样一个受尽磨难的老人。
　　唐康阿姨晚年也大多住在医院，每每自顾不暇。但她仍然非常关心先生，每次来信都问长问短，要我详尽地把先生的一切情况告诉她，如同一个大姐姐对自己的小弟弟一般。对于淡秋老大哥的离世，先生感到沉重和悲哀。他说他失去了一位尊敬的友人，一位在青少年时代引导他走上文学道路的兄长，一位平易近人，率真、热情、质朴的革命者。最后，先生一段一段地回忆并口述，由我笔录，写下了他和这位老大哥的故事——《怀林淡秋》。适逢先生口述《怀林淡秋》一文结束之时，收到淡秋夫人唐康的来信。也就是说先生在怀念老哥哥林淡秋的同时，淡秋夫人唐康也正怀念着先生并给先生写信，唐康阿姨回忆了他们之间珍贵而感人的往事和深情厚谊，拳拳之心、眷眷之情跃然纸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