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以忘却的记忆

母亲孟繁静（1923.6~2005.8），安徽萧县帽山孟楼村人，1939年9月参加革命，1941年11月加入共产党。母亲生前每逢回忆起她在战争年代往事的时候，总要先说上这么一句话：“我们从战火纷飞中一路走来，活着的人是幸存者，能够看到人民的解放和新中国的诞生，已经很知足了。真正值得永远纪念的是那些牺牲的战友和为国捐躯的先烈们。”

抗大岁月  人生转折
　　母亲是1939年参加革命的，但她一直把自己在抗大四分校女生队那段岁月当作是人生的转折。母亲在多年后回忆时讲了她受益终身的三点收获。
　　一是能识字读书。母亲是苦出身，不识字，生性倔强，不甘命运摆布，16岁参加革命。她起初是在萧县从事妇女工作，后经组织推荐，于1940年10月进入抗大四分校第二期女生队学习。由于不识字，被编入女生队二排，以便集中上文化补习课。当时的课程安排有社会发展史、马列主义基础理论、形势与政策、兵器知识和游击战术等。此外，二排的学员们还有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尽快尽多地识字，以便跟上大班的课程进度。母亲很快地适应了抗大的艰苦生活，还能在学习的同时帮助班排做点事情，但识字读书确实难为了她。为了克服困难，母亲虚心求教，起早贪黑挤时间多认字，夜深人静时常在油灯下苦读以致后来眼睛近视，行军路上还把字帖贴在同学背包后边走边学……有志者事竟成。就这样，抗大的速成文化补习，使母亲不仅能认字读书，还能写家信和短文了。
　　二是提高了政治觉悟，得到了锻炼，光荣入党。抗大四分校政治课讲授的内容，既丰富又管用，入脑入心。这对于参加革命一年多的母亲来说，得到了极大的鼓舞和鞭策，进一步坚定了革命信念和意志。身教重于言教，四分校的领导、女生队的领导和党员同学事事带头处处做表率，使母亲深切感受到共产党员就是言行一致的人，就是为抗日救国和人民的利益甘于牺牲一切的人。气节教育也给予母亲极深刻的印象。母亲在回忆中说，新四军的战斗传统就是宁可战死，决不投降；紧急关头冲锋在前，退却在后；留下最后一颗子弹给自己，决不做俘虏。在母亲后来的革命生涯里，也是这样要求自己的。在抗大的日子里，夜间站岗对每个女生学员都是一种锻炼和考验。一次，母亲和一位女学员一同值夜哨，深更半夜突然从远处传来异常的声音，母亲随即大声喝令，远处又传来有人跑动的声响。母亲见事态不妙，迅即开枪示警。枪声惊醒了大家，学员们迅速集合，赶赴现场才知道原来是老乡深夜悄悄出殡，移棺至墓葬地。在这件事情上，校领导不但没有批评母亲，反而当众表扬她警觉性高，能果断行事。1941年11月，抗大四分校的党组织根据母亲一年来的积极表现，批准其入党。
　　三是建立起患难与共、心心相通的战友情。母亲说自从她进入抗大四分校二期女生队那天起，就被充满团结友爱、民主平等的氛围所感动。这些来自四面八方的革命女青年，为着共同的理想抱负，在一起努力学习，刻苦训练，朝夕相处，自由自在地畅谈……这种同窗情谊、战友之情深深铭刻在每个学员的心里，也经受住了岁月的严峻考验。我的母亲和王先梅阿姨、章博阿姨同是抗大四分校二期女生队的同学，她们的故事就是战友情谊的证明。
　　“文化大革命”时期，王先梅阿姨蒙难，母亲知晓后，如常登门探望、嘘寒问暖，并请王先梅阿姨到家里来做客，尽己所能帮助解决生活等方面的问题，给予了王先梅阿姨坚定的支持。1993年，我的母亲在北京304医院做胃癌手术，王先梅阿姨得知消息后，迅即赶到医院看望，其情其景感人肺腑。
　　章博阿姨在战争年代一次战斗中与自己的队伍走散，只好隐藏在老百姓家里，等待时机与组织上取得联系。后来，我母亲执行任务路过此地，碰巧遇到了她，就悄悄地说：“这里是敌占区，很危险，快跟我走！”此后章博阿姨又回到了自己的队伍。“文革”时期，因在历史上有这么一段与队伍失联的经历，专案组认定是严重问题，她也被隔离审查了。在隔离审查期间，章博阿姨向专案组的人说她的这段历史是清白的，证明人是孟繁静。上海专案组派人进京调查，终于在水电部找到了我母亲。起初专案组的人态度很凶，叫母亲交代章博的问题。母亲是个很有原则的人，见专案组的人态度凶就拍了桌子。当时水电部是军管单位，军代表也在现场，看见专案人员态度恶劣，就严肃批评了他们。待气氛缓和后，母亲讲述了当年的事情经过，并列举了若干证明人及联系方式。事后专案组经过一番外调，证实了母亲所讲均属实，章博阿姨因此被解除隔离审查，得以平反。

战火硝烟  生死考验
　　1946年，国民党军队大举进犯解放区，华中野战军部队战略转移山东。母亲当年在华中野战军九纵七十九团后勤处任指导员。她和新上任的连长，带着一个警卫排和若干辆马车，负责护送伤病员、医护人员、干部家属和后勤物资。起初他们还能跟得上队伍，但一个夜行军就掉了队，怎么办？恰巧，我父亲童振铎（华中野战军九纵七十九团副参谋长）带部队路过此地，见此情景，说：“战事紧急，华野转移山东；我们部队有紧要的战斗任务（后来母亲才得知是奉命偷袭敌人在徐州附近的军用机场），不能捎带你们了，你们一定要向山东方向走，抓紧走，走慢了要陷入敌人的包围的……”父亲说完，便带着部队急匆匆地走了。
　　我的母亲和连长就地讨论怎么办，两种意见争执不下：一种意见是，首长临行前叮嘱既要护送伤病员和干部家属还要把后勤物资全带走，既然首长这么说，我们就坚决执行；另一种意见是，现在情况已有变化，生命为要，把伤病员、医护人员和干部家属带走，后勤物资除生活必须品外就地掩埋，抓紧时间赶快走。就在争执不决的情况下，我的母亲与连长简短交换意见后果断地说：“不能再耽误时间了，一切后果由我负责！把队伍和必备的生活物资带走，设备等物资留下藏好，腾出的马车位子让给行走不便的伤病员和干部家属，轻装前进，趁夜色赶快上路。”
　　为了不让驮马出声音，他们把马蹄裹上布，马嚼勒紧，警卫排战士们一半在前一半断后，以免发生意外和掉队的情况。夜行中，母亲始终走在最前头，带着队伍远远地绕开了有狗叫的地方，一路上还叮嘱身后的战士：“我在前面开路，如果我出现意外，大家一定要用机枪和手榴弹杀出一条血路，把伤员和干部家属带出去……”经过一夜急行军，到天亮，碰到了山东野战军一纵的主力部队。部队首长听说他们的经历后，惊叹地说：“好险！若是昨晚你们还在原地逗留或者走得慢一些，现在肯定被敌人‘包饺子’了。”部队首长留下了他们，这时大家相拥而泣。
　　1947年9月，按照华野首长的指示，二纵干部家属由山东渡海去旅顺苏联红军驻地休整。母亲带着刚满一岁的西平哥，跟着队伍来到山东威海。母亲牢记首长的告诫，敌人海上封锁得很严，军舰巡查频繁，已经发生过木帆船夜间渡海被敌舰击沉的事情，孩子千万不能哭，不能因一个人而危及大家的生命安全。在茫茫夜色的大海上，母亲迎着潮湿寒冷的海风，把孩子紧紧地抱在怀里，手捂着他的嘴，眼睛紧盯着前方波涛汹涌的海面，警惕前方是否有敌人的舰艇……我的母亲说她一辈子也不会忘记这一情景。

相濡以沫  事业为重
　　我的母亲和父亲是在战争年代，经组织上关心和中共永城县委书记寿松涛介绍，相识相爱结为伴侣。在战争年代里，父亲一直在前线部队作战，母亲在部队的后勤做卫生保障工作。
　　1952年，两人一同从部队转业，母亲跟随父亲先后参加了国家治淮重点工程佛子岭水库、梅山水库建设以及河南黄河三门峡水库、甘肃刘家峡水库等水利水电工程建设。1960年，由于母亲身患多种疾病而水利建设流动性大，严重影响了子女的正常学业，组织上调动母亲到北京工作，子女随迁落户北京上学。而父亲长年累月在外地搞水电工程建设，直到1980年，父亲到水电部汇报工作后因身体不适，检查才发现已患食道肿瘤晚期。父亲是在生命的最后两年才真正和母亲及子女实现了团聚。几十年来，父母为了事业坚决服从组织需要，经历了风风雨雨和长期的两地分居，家庭和个人作出了很大牺牲。
　　1982年，我的父亲不幸病逝，时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张震（曾任新四军四师参谋长）及水电部部长、党组书记钱正英等领导同志和战友同事前往吊唁，钱正英在慰问我母亲时，对我的父亲数十年间不辞辛劳参与多个国家重点水利电力工程建设给予了高度评价，充分肯定他在“文革”期间顾全大局抓工作、坚持党性原则和实事求是的精神，坚守共产党人的气节和操守，并对母亲以事业为重全身心支持我的父亲工作，表达了由衷的敬佩和感激。
　　母亲一生得过两次肿瘤，做过三次大手术，但依然坚强乐观地生活，被医生和战友同事称为传奇。母亲2005年8月4日病逝于北京。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父母的一生为我们作出了表率，留下宝贵的精神财富，鞭策我们永葆革命本色……
　　谨以此文深切缅怀我的母亲和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