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天辟地的大事变

1921年7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这次大会在中国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伟大意义。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言：“中国产生了中国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
　　中共“一大”的发起与筹备
　　1921年之前，随着中国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先后建立，以及共产主义知识分子通过出版报纸、杂志、翻译书籍，积极开展一系列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工作，不断提高工人群众的思想觉悟；同时成立青年团组织、产业工会、工人补习学校，举行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等活动，努力促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打下了思想、理论和组织基础，组织全国性无产阶级政党的条件已经具备了。
　　1921年6月3日，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抵达上海。与此同时，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派尼克尔斯基接替维经斯基的工作，也到达上海。他的任务是同马林一起帮助中国的共产主义者筹备和举行“一大”，他还带来了举行会议所需的经费。马林、尼克尔斯基到上海后便与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李达、李汉俊建立了联系。他们了解到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情况，建议尽快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宣告党的正式成立。根据中国党内原先的酝酿和共产国际代表的建议，中共上海发起组代理书记李达分别与在广州的陈独秀、北京的李大钊商议后，确定在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尔后，李达、李汉俊又分别写信通知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要求各派两名代表来上海参加大会。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接到通知后，积极响应，纷纷推派代表前来上海参加大会。
　　李达的爱人王会悟以“北京大学暑期旅行团的名义”，租了上海法租界白尔路389号（今太仓路127号）私立博文女校楼上三间房，作为各地代表住宿之所。
　　在大会正式召开前，代表们曾开过预备会，交换意见，拟订主要议事日程为：一、讨论和通过《中国共产党成立宣言》；二、讨论和通过党纲；三、讨论和通过今后工作方针；四、选举。
　　中共“一大”代表、会场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21年7月23日晚8时开幕。参加会议的各地代表共13人，他们是上海的代表李达（29岁）、李汉俊（31岁）；北京的代表张国焘（24岁）、刘仁静（19岁）；武汉的代表董必武（35岁）、陈潭秋（25岁）；长沙的代表毛泽东（27岁）、何叔衡（43岁）；山东的代表王尽美（23岁）、邓恩铭（20岁）；广州的代表陈公博（31岁）；旅日的代表周佛海（24岁）；以及由陈独秀指派的代表包惠僧（27岁），他们代表着全国50多名党员。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克尔斯基也出席了大会。旅法支部由于路途遥远没有派代表回国参加，而陈独秀时任广东政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正在筹款办学，李大钊除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教授外，还兼北京国立大专院校教职员代表联席会议主席，两人事务繁忙，未能出席这次会议。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李汉俊之兄李书城的寓所召开的。这是一幢砖木结构的两层楼房，是一座典型的上海石库门建筑，建于1920年秋，楼房的外墙青红砖交错，其间镶嵌着白色的粉线，门楣是矾红的雕花，乌黑的木门上配着一对沉甸甸的铜环，门框四周由米黄色石条围成，整幢房子看上去朴实典雅。会场的陈设也很简朴，正中是一张长方型大餐桌，桌上放着茶具和一对紫铜烟缸。桌子四周围着一圈圆凳，还有一只茶几和两把椅子，靠北边的红漆板壁边，放置了一张两斗小桌。十几个人坐下来，仅有18平方米的屋子就挤满了。
　　中共“一大”议程、会期
　　会议原定由陈独秀主持，由于他未出席会议，大会临时推选张国焘为大会主席。毛泽东、周佛海担任记录。7月23日晚的第一次会议，首先由张国焘向大会报告了会议的筹备经过，说明了这次代表大会的意义，提出大会必须制定纲领和实际工作计划，还宣读了陈独秀委托陈公博带来的信。陈独秀在信中说明了他辞职未获批准，不能抽身出席，同时向大会提出关于组织与政策方面的四点意见：一曰培植党员（即征求党员）；二曰民权主义之指导（即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三曰纪纲；四曰慎重进行征服群众政权问题（即目前主要工作为争取群众，为将来夺取政权之准备）。接着马林和尼克尔斯基致词。马林指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在世界上有很重大的意义，第三国际添了一个东方支部，苏俄（布）党添了一个东方的朋友，他希望中国同志努力工作，并接受共产国际的指导，为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做出自己的贡献。同时他介绍了有关共产国际的工作状况和使命，以及列宁对中国革命的关心。马林讲话后，尼克尔斯基致词，他在向中共“一大”表示祝贺之后，介绍了俄国十月革命和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情况，并建议给设在伊尔库茨克的共产国际远东局发电报，报告大会的进程。
　　7月24日，召开第二次会议，各地代表报告工作情况，交流工作经验。7月25日和26日，休会两天，由张国焘、李达、董必武起草供会议讨论的党纲和今后实际工作计划。7月27日、28日和29日，连续三天举行三次会议，对党的纲领和决议作了较为详尽的讨论。有些问题经过长时间的辩论以后，做出了最后的决定，只有一个问题没有形成一致的意见，这个问题就是党员经执行委员会许可能否做官和当国会议员。对这个问题有两种意见，一方坚持认为，党员做官没有任何危险，并建议挑选党员做国会议员，但他们必须在党的领导下进行工作。另一方则不同意这种意见。在第三次会议上，代表们没有得出任何结论，在第四次会议上，辩论更加激烈。一方坚持认为，采纳国会制就会把党变成黄色的党，就会逐渐放弃自己的原则，成为资本家阶级的一部分，变成叛徒，并把国会制看成是斗争和工作的唯一方式；为了集中力量，应当在国会外进行斗争。另一方坚持主张，应当把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结合起来，政治活动是必要的。会议决定将此问题留到下次代表大会去解决。至于党员是否应该做官的问题，代表们一致认为一般说不应该担任重要行政职务，比如当部长、省长，但可以当“厂长”之类的官。
　　中共“一大”会场突遭搜查和转移
　　7月30日晚，大会继续举行第六次会议。马林和尼克尔斯基出席了会议，原定议题是由共产国际代表对讨论的各项问题发表意见，然后讨论通过党纲和决议。可是会议开始不久，一个穿灰色竹布长衫的中年男子（后据有关人士考证，此人是法租界巡捕房华人探长程子卿）突然闯入会场，朝室内东张西望。代表们问他干什么？他含糊其辞地回答：“找各界联合会王会长。”又说：“对不起，我找错了地方。”之后便匆忙离去。马林问代表们是否认识此人？各地代表都说不认识。富有秘密工作经验的马林当机立断地说：“此人一定是包打听。”他建议会议马上停止，大家赶紧离开。于是代表们迅速收拾了桌上的文件，分散走了。屋子里只留下李汉俊和陈公博两人留守。
　　代表们离开不到一刻钟，法租界巡捕房开来了两辆警车，派了1个法国总巡、2个法国侦探、2个中国侦探、1个法国兵、3个翻译，共9个人，迅速包围了李汉俊寓所。那个法国兵全副武装，几个侦探也是气势汹汹。他们翻箱倒柜，严密搜查一个多小时，但除了查到一些介绍和宣传社会主义的书籍，并没有发现什么可疑的东西。当时屋内抽屉里还放着一份党纲草案，幸好因为涂改较多，字迹模糊，他们以为是一张无关紧要的废纸，连看也没看。搜查之后，法国巡捕盘问李汉俊，李汉俊则沉着应答。“谁是这屋子的主人？”“我。”“为什么开会？”“不是开会，只是寻常叙谈。”“为什么家里藏那么多书？”“我是学校教员，藏书是用来供参考和研究之用。”“为什么有许多社会主义书籍？”“我兼任商务印书馆的编译，什么书都要看看。”“那两个外国人是什么人？”“是英国人，是北大的教授，这次暑假来沪，常常来谈。”法国警官又问陈公博是不是日本人？还问了陈公博的籍贯、职业、来沪事由等问题。法国巡捕由于问不出什么来，也没有搜查到什么东西，只好悻悻而去。
　　当天深夜，从会场转移出来的代表，陆续聚集到环龙路渔阳里2号（今南昌路100弄2号）《新青年》编辑部（陈独秀寓所）。商议后一致认为，大会不能再在上海继续进行了，应该及时转移开会地点。李达夫人王会悟建议说，她家乡嘉兴南湖游人少，环境僻静，容易隐蔽，距离上海也比较近，可以在南湖租一条游船继续开会，被代表们采纳。
　　马林和尼克尔斯基是外国人，怕引人注目，没有去。李汉俊的家受到巡捕房密探的严密监视，李汉俊不便出门，因此也没有去。陈公博受惊吓后，就以新婚度蜜月为理由，偕夫人躲到杭州去了。最后一次会议，他当然也就不可能参加了。
　　关于去嘉兴南湖开会的具体时间，由于未发现原始资料，至今仍是悬案，大致有7月31日、8月1日、8月2日、8月5日四种说法。当事人回忆，众说不一。
　　一般表述为：在最后一天的会议上，继续进行上海未完成的议程，大家集中研讨急需解决的具体问题，代表们不约而同地加速讨论，很少长篇大论的发言。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和《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其主要内容为：一、工人组织，“我党主要的目的，在组织各种产业工会”。二、宣传，“每一地区，均可视其需要而发行一份工会杂志，一份日报或一份周报，以及小册子、临时传单等”。三、工人补习学校，“是组织工会的一个准备步骤”，“应逐渐地变为工人组织的中心”。四、研究劳工组织的机构，“此机构的目的在训练从事本党实际工作之工人”。五、对现有各政党的态度，“应采取独立、攻击、排斥的态度。在政治斗争中，反对军阀和官僚，并要求言论、出版和集会的自由”，“并不准和其他党派建立任何关系”。六、党与第三国际的关系，“党中央机关每月应向第三国际提出报告”。
　　最后的议程是选举，大家一致认为现在党员人数很少，暂不必根据党纲（党章）组织人数较多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只须选出三个委员，分担书记、组织、宣传等工作就够了。据刘仁静回忆：“选举采取无记名投票方式，顺利选出陈独秀、李达和张国焘三人组成中央局。”陈独秀任中央局书记，李达负责宣传，张国焘负责组织。下午6点多钟，全部议程完毕，大会在“共产党万岁、第三国际万岁、共产主义——人类的解放者万岁！”等口号声中胜利闭幕。
　　中共“一大”的伟大意义
　　中国共产党诞生在20世纪20年代初的中国，不是偶然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进行革命，面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强大势力，革命任务艰巨而又复杂，迫切需要坚强的领导力量。但是近代中国的历史表明，中国的农民阶级和资产阶级都没有能力承担起领导中国革命的责任，不可能领导中国人民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任务。中国共产党的创建，适应了中国社会进步和革命发展的客观需要，是近代中国历史选择的必然结果，是中国人民选择的必然结果。
　　中共“一大”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大会通过的纲领和决议充分表明中国共产党从成立起就是以马列主义理论为指导的，以民主集中制为组织原则的，以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为奋斗目标的无产阶级政党。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有了可以信赖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中国革命有了坚强的领导力量。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言：“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貌就焕然一新了。”
　　中国共产党成立时，只有几个小组，几十个党员。表面看，党的成立大会过后，中国似乎没有发生什么事情一样。它没有引起社会上的注意，报纸上也没有刊载任何一条有关的消息，但在实质上，这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的一件重大事件，是近代中国革命历史上划时代的里程碑，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件大事，具有划时代的伟大意义。
　　回首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历史，不能不深刻感到，对于中华民族来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一次多么伟大的历史开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共产党从成立到现在，已经走过90年的光辉战斗历程。如今中国共产党已经从50余人的小党，发展成为拥有近8000万党员的大党，正率领13亿中国人民昂首阔步，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进行着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