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汉俊秘设中共一大会场的前后往事

李汉俊是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的成员之一。1921年7月他巧妙地安排中共“一大”会场，为创建中国共产党作出了重大贡献。追溯这段往事，必须从李汉俊早年在上海所从事的革命活动谈起。
　　中共“一大”会议前的革命经历
　　李汉俊早年在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留学时，深受日本著名的马克思经济学者河上肇教授的影响，阅读了大量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外文书籍。1920年他毕业后，毅然回国探求救国救民的道路。
　　1919年春他住在上海法租界霞飞路渔阳里路北时，经湖北同乡詹大悲介绍，结识董必武，向董必武等人介绍俄国十月革命的情况，并宣传马克思主义。为此，董必武多次称李汉俊是他的“马克思主义老师”。1920年初，李汉俊迁居到白尔路三益里17号，今自忠路163弄17号（现房屋已面目全非）。这里就是五四运动后著名进步刊物《星期评论》社的所在地。李汉俊在此参加刊物的编辑工作。陈望道、沈玄庐、施存统、俞秀松等也经常为《星期评论》撰稿。李因通晓日、德、英、法四国语言，所以能够阅读马克思恩格斯的原著和外文译本。他从日本带回各种英、德、日文的马克思主义的外文书刊，从事翻译和介绍，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据不完全统计，1920年，他在《星期评论》上发表文章（包括译文）达38篇。① 从1919年到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他以李漱石、李人杰、汉俊、汗、海镜、海晶、先进、厂晶等笔名，在《新青年》、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建设》、《劳动界》、《小说月报》等报刊上发表了达60篇文章（包括译文）。②  在此期间，他还和陈独秀一起，校对由陈望道根据英、日文版翻译的第一个中文全译本《共产党宣言》。
　　1920年2月19日，陈独秀到达上海后不久，就与李汉俊取得联系。6月，陈独秀、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陈公培等创建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由陈独秀担任书记。不久，陈独秀赴广州任职，就由李汉俊担任上海共产党发起组代理书记的职务。以后李汉俊为筹备中共“一大”，创建中国共产党做了大量重要的工作。
　　巧妙安排中共“一大”会场
　　1921年6月，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共产国际远东局代表先后抵达上海，与李汉俊、李达建立了联系。他们建议尽快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宣告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李达、李汉俊分别与在广州的陈独秀、北京的李大钊联系商议，决定在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当年帝国主义租界当局及军阀政府在上海严密禁止一切进步和革命的活动，更不允许在上海建立与苏俄政府有关系的共产党组织，因而中共“一大”只能在秘密环境下召开。为了安全稳妥地安排“一大”会场，6月24日，上海《民国日报》的《觉悟》副刊专栏发表了《〈新时代丛书〉编辑缘起》一文。28日，北京《晨报》也作了全文转载。文章宣称编辑《新时代丛书》，意在“想普及新文化运动”，“为有志研究高深学问的人们供给下手的途径”，“节省读书的时间与经济”，“以增进国人普通知识为宗旨”。文章特意公布了编辑《新时代丛书》的通信地点为“上海贝勒路树德里一百零八号”，并写明李汉俊为编辑人之一。
　　贝勒路树德里108号，就是现在的黄陂南路树德里108号，也就是原望志路108号，今兴业路78号的后门。树德里底层建筑于1920年夏秋之间，当时沿望志路的马路对面还没有盖上房子，是一片菜地，在菜地旁仅有一所庵堂，沿马路西边的房屋也没有建造，仅有一些平房和几家小手工业工场。就像现在上海的市区和郊区的结合部位，人烟稀少，地方很冷僻。1920年秋天，树德里房屋刚建成，李汉俊就跟随他的兄长李书城及兄嫂薛文淑从白尔路三益里《星期评论》搬迁到这里。当年沿望志路共建造了一排五幢一上一下的石库门房屋。李书城租下了望志路106、108号（即今兴业路76、78号）一上一下两幢房屋。
　　李书城早年追随孙中山，是老同盟会员，参加辛亥革命，曾是北洋政府陆军总长。李书城对其弟李汉俊进行革命活动是同情与支持的。1921年6月，李书城没有在望志路居住。此时，他正在长沙忙于参加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活动。望志路的房屋暂由李汉俊和薛文淑管理。
　　由于望志路房屋周围环境比较僻静，李汉俊回国一直在上海从事翻译和写作工作，还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兼任编辑工作，因此在他家里编辑丛书，也是合情合理的，不会引起反动当局和法租界巡捕房的怀疑。另外，李书城的身份也可起到一定的掩护作用。李汉俊与李达商议后就决定在自己的寓所召开中共“一大”。
　　1921年6月上旬，李汉俊和李达把开会通知写信寄往各地早期党的组织，要求各派两名代表来上海参加大会。6月下旬，张国焘受李大钊指派，最早到达上海，与李汉俊、李达及共产国际代表商议大会召开的准备工作。从这里可见，这次大会的具体地点，是李汉俊和早期党组织早就在报刊上公布编辑丛书前，就商量决定了。薛文淑后来曾对此事分析指出：“根据许多当事人的回忆，李汉俊当时是筹备“一大”的负责人之一，曾接待过马林、张国焘等先期到达的与会者。并给在广州的陈独秀写信要求派代表来参加“一大”，安排在自己家里开会的事完全由他自己作主。”③
　　李汉俊把自己寓所作为中共“一大”会址，对这次会议的确起到了很好的掩护作用。1921年7月30日晚，中共“一大”会场遭到法租界巡捕房的搜查，法国巡捕盘问李汉俊“你们开什么会”时，李汉俊早有防备地回答说：“并不是开会，是请北京大学的几位教授谈谈编辑新时代丛书的问题。”巡捕又问“为什么有许多社会主义书籍？”李汉俊说：“我兼任商务印书馆的编辑，什么书都要看看。”巡捕教训说：“鼓吹社会主义，就未免发生危险。今日本来可以封房子，捕你们，然而看你们还是有知识身份的人，所以我也只好通融办理。”④ 就这样，李汉俊利用编辑《新时代丛书》的工作，利用自己和家里的社会身份，机智灵敏地把巡捕的盘问应付过去，化险为夷。
　　注  释：
　　①见《中共党史人物传》第11卷，第111页，1983年11月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②见罗仲全编著《中共一大代表李汉俊》第11页，2000年5月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③见《薛文淑对李汉俊的点滴回忆》，原载《长春文史资料》1988年底5辑。④见《包惠僧回忆录》第6页，1989年6月人民出版社出版；《“一大”前后（二）》第410页、422页，1980年8月人民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