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女儿卢前玉

2020年11月11日，是我母亲卢前玉逝世5周年纪念日。我用“党的女儿”四个字来纪念她老人家，是因为她参加新四军，走上革命道路后，就为党的事业奋不顾身，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了党，是因为她对党对人民的无限深情，是因为她以身作则、相夫教子，为了父亲能更好地为党工作，为了子女都能成长为有益于人民的人，她用自己的一生，实践了自己的入党誓言。母亲的往事真是说不尽、道不完，这里我只能是择其一二。

火线破格入党
　　记得有次我从上海回皖探亲，和母亲说起她在新四军的经历。我说，男同志前方打仗，流血牺牲，女同志一般是跟着部队行动，做些后勤保障工作。母亲不服气地撸起了衣袖，在右胳膊的上臂处露出了一个贯穿的枪伤，自豪地说出了一段往事。
　　1939年秋天，服务团正在巢湖银屏山为驻地的新四军慰问演出。一天，国民党顽军突然来袭，驻军毫无准备，便仓皇撤退。顽军击毁我军电台天线和室外设备，报务员小王只好后撤，来不及搬走室内的收发报机。部队撤到安全地方后，母亲看到首长们紧皱着眉头，急促地走来走去，报务员小王心急如焚，在一边流泪。
　　母亲问小王哭什么？小王说：“撤退时，我没有搬走发报机，落在敌人手里，这是大过、大罪，要受严厉处罚，甚至可能被枪毙！”母亲当即说：“你别哭，我马上给你抢回来”。说着她不顾枪林弹雨飞快地朝着放发报机的屋子冲去，一进门抱起发报机就往回跑。顽军发现后四面围了过来，一颗子弹打中了母亲的右臂，鲜血直流。她顾不得这个，紧紧地抱住发报机飞快回到部队驻地。部队卫生部部长当即给她做手术取出了子弹。
　　伤愈后，部队首长何志远（开国将军）问：“小鬼，你有什么要求？”母亲说：“我受伤了，发给一个伤残证就可以了。”何说：“要给你一个最大的荣誉，比伤残证重要多了。”母亲有些疑惑：那是什么荣誉呢？何说：“已经给上级打了报告，破格吸收你入党。”
　　那时，母亲刚16岁，按党章规定还不够入党年龄。很快经上级批准，由师首长李步新（1960年起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签字，母亲光荣地成为中共正式党员。母亲下定决心并付诸行动，干什么都走在前头，比别人做得好，处处起先锋模范作用。两个月后，母亲被提拔为政工队指导员。此后，同志们不再叫她“小鬼”了。
　　将戴安澜之妹和尼姑领进新四军
　　1940年上半年，母亲在国民党抗日名将戴安澜家住了一段时间，与戴安澜的妹妹戴菊芳朝夕相处，经常在一起谈心聊天，戴称卢为卢大姐，关系比较融洽。戴菊芳虽出生豪门，却知书达理，拥护抗日，对新四军有好感，母亲劝戴参加新四军。富家小姐要抛弃优裕的生活去当新四军，一时还有些犹豫，就写信征求兄长戴安澜的意见。戴安澜回信说这是人生大事，政治自由，由你自己决定。戴安澜身为国民党将领，不好明确表态支持妹妹投奔新四军。回信的字里行间可知他并不反对妹妹的意向，实质上就是支持。母亲趁热打铁，讲国难当头，小姐的日子是过不长的。不分穷富贵贱，只有参加新四军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才有出头的日子，戴小姐通情明义，在母亲的劝导下，毅然走出闺阁投身新四军，戴菊芳的堂妹戴桂芳在堂姐的影响和带动下也参加了新四军。
　　无为县西乡的三角山有座比较大的尼姑庵，有21位尼姑，十多间房屋，母亲在那里住了18天，和出家人不仅混得很熟，还处出了感情。母亲患重感冒，尼姑为了增加她的营养，破例买了4个鸡蛋煮给她吃。母亲吃了两个，带回部队两个，与战友分享。
　　有的同志说她：“你真是卢铁嘴，你有本事在尼姑庵里吃鸡蛋，你能把尼姑招来当兵吗？”
　　五十五团副团长黄杉说：“你有本事能动员尼姑参加新四军，我把坐骑枣红马奖给你。”当然，这是说笑，可母亲拿它当真了。有个小尼姑叫丁银，19岁，父母去世，妹妹当了童养媳，她由伯父母抚养，经常挨打受骂，遍体鳞伤。为了生存，为了摆脱这不平的世道，就偷着脱离凡尘削发为尼。母亲与她同是受苦人，和丁银有共同语言，两人有空就一起谈心、诉苦，表达愿望。母亲动员她参加新四军，丁银有些动心，又怕老尼姑不准。母亲就反复做主持工作，说明丁银是一个为了一些不平事才出家的，她参加新四军正是为了人类的平等、民族的生存，这是行善济世、造福众生的大好事……在母亲有理有情的说服下，主持终于欣然同意。尼姑参军成了当地的一大新闻，很是轰动，对新四军的扩军起了积极推动作用。
　　在无为县风火带的一个多月时间里，母亲动员参军17人，其中6名是女兵，成绩显著，受到部队政治部的表彰。

结婚中的“约法三章”
　　皖南事变不久，新四军第七师成立。该师以无为、巢湖地区为中心创建民主政权，壮大武装力量，进行抗日游击战争，建立皖江抗日根据地。有了自己的“家”。可是，时任该师第五十七团政委，年已而立的父亲马长炎，别说成家，连个对象都没有。他自己不太着急，七师首长曾希圣和皖江区党委领导可把这事挂在心上，就像父母对大龄子女一样，总是盼着早一天成婚生子。
　　当时，新四军在婚姻上有“二五八团”的规定，即男女有一方年龄25岁、8年军龄、团级干部方可结婚。按此规定，父亲早就超过了条件。皖江区党委组织部部长李步新找到五十五团供给部主任吴锦章说：“马长炎是位老红军，打仗英勇，是战斗英雄，多次负伤，年纪不小了，应该给他找个好对象。”
　　吴锦章的首选就是卢前玉。卢的母亲是吴的姑妈，吴是卢的表兄，早就相熟，吴锦章答应：“李部长，你放心，这事包在我身上”。吴向男女双方介绍了对方的情况。父亲表示同意，而母亲的父母嫌父亲的年龄大，比女儿大十多岁，又听说父亲打仗“虎”，要是牺牲了，女儿就成了寡妇。因此，不太满意。吴锦章做他姑父母的工作，摆父亲为人、品德和优点，说打仗勇猛是当兵人的最大长处、可贵品质，牺牲难免但属个别，等等。在吴的说服下，母亲的父母表示，只要女儿同意就行。卢前玉慎思后表态愿意。
　　在组织上的安排下，吴锦章带着母亲同父亲见面，他俩有些拘谨，两人都脸红低头，沉默不语。吴锦章见此情景说：“你俩谈谈吧！我还有事。”说着转身离去。等了一会儿，父亲先开口：“我俩的事，你考虑了吗？有什么意见？”“我没意见。”母亲答道。父亲说：“我是苦孩子出身，从小要过饭，给地主放过牛，没上过学，文化浅，你嫌弃不嫌弃？我们参加革命是为了反压迫求解放，不能勉强人、压迫人，婚姻大事也同样。我就是靠干革命、靠打仗吃饭的，哪里有仗打，我就到哪里去，不打仗还干什么革命。”母亲说：“我也是苦穷人。我们都是为革命、为打鬼子走到一起的，这是根本。你比我年龄大，级别比我高，两人结合，你要爱护我、帮助我，不能欺负我。”两人谈了半个多小时，相互都比较满意。
　　婚事基本定下来后，两人又凑到一起“约法三章”。父亲说：“一、该你知道的，你就知道；不该知道的，你不要问。不是我对你不信任，这是保密的需要，要遵守。二、我去打仗，你要支持、鼓励，不要拖后腿。三、你是党员，要服从分配，组织上让你干什么就干什么。”卢前玉表示接受这三条。同时，也提出了自己的三条：“一、我个性强，你要包涵，不能欺负我。二、我想干的事你不要干涉。三、我是党员，绝对听党的话，服从组织分配，这点你可放心。”这是婚姻的“约法”，就是那个时代呈现出的革命军人的婚姻特色。
　　1942年3月15日，我的父母在无为结婚，没有置办什么东西，也没举行婚礼，只是炒几个菜，弄点酒，请身边同志吃了顿便饭，算是“婚宴”吧！2017年4月的一天，我与七师分会的同志再次来到无为，在七师纪念馆内，我看到了一个大缸，旁边的解说词上写着：“新四军七师五十七团政委马长炎与五十五团指导员卢前玉于1942年3月15日结婚时部队装酒的酒缸”。
　　半个月后，父亲调任新组建的含和独立团团长兼政委，5月初，离开无为投入新的战斗。新婚的母亲含泪出门相送。七师政委曾希圣在与父亲告别时，握住父亲的手说：“此行任务艰巨，祝你马到成功。”母亲也鼓励父亲在新的岗位上获得新的胜利。
　　在父亲的指挥下，含和独立团首战螺丝滩、奇袭百旺市，连战连捷。百旺市之战凯旋而归时，老百姓敲锣打鼓，夹道欢迎。母亲挤在人群中踮着脚伸着脖子张望，从头到尾没见父亲的身影，心里有些发毛，就拦住相识的同志追问，得到的回答是“马团长受伤了，在后面抬着呢！”母亲跑着奔向队伍后的担架，只见父亲满身是血，脸色煞白，眼睛闭着不能说话。母亲和同志们一道穿过好几道封锁线护送父亲到师部医院治疗。师长傅秋涛动情地说：“我们不能没有他，无论如何，不管多大困难也要救活他。”傅秋涛经常亲临探望，并派了两名得力干部每天守在父亲身边照料，直到父亲出院。这粒子弹在父亲身上十多年，带着这粒子弹父亲参加了无数次战斗，直到解放后才取出。

不计级别待遇一心只为工作
　　母亲当初参军、入党，不为个人名利得失，只为革命，一辈子坚守着。1939年，她任政工队指导员（连级），后任团的协理员（营级），直至1951年还是协理员。在这12年中，她多次立功受奖，被评为先进工作者、优秀党员。但4次晋升的机会都与她无缘，不是条件不具备，是由于她是马长炎的妻子。父亲是上级领导，他不同意，谁能奈何？
　　1949年6月至1951年的4月，母亲在巢湖军分区任协理员，政治部拟提升她为副团级，报上去，任司令员兼党委书记的马长炎不同意。
　　1951年5月，马长炎、卢前玉都被调到步兵90师。组织上拟将母亲等4人晋升为正团级，上报到师部，其他三位同志都被批准任职，唯独母亲被“刷”了下来。原因同样：师长兼党委书记的父亲不同意。父亲说：“打仗我们没被打死，就很幸运了，要知足。”
　　1955年，治淮委员会要任命卢前玉为组织部部长。在兼任治淮委员会秘书长的父亲干预下，报上去的是组织部部长，批下来的是组织科科长。开始，母亲有些想不通：为什么我的提升总是被挡驾？父亲自有他的道理：“谁让你是我的老婆呢？要避嫌，先人后己。”后来，母亲想通了，觉得父亲说得对，做得对。许多同志为革命牺牲，如今什么级别、职务、待遇，他们一无所有，永存的是不朽精神。而我们幸存者，工作有单位，居有住房，衣食无忧，物质上已很优裕了，怕就怕缺少精神。
　　1956年，母亲调到省里，安徽省委组织部负责人找母亲谈话，让她任省气象局局长。后又是父亲的主意，母亲愉悦地到合肥市财贸部任组织科科长，一干就是好几年。母亲说，只要这个老马是领导，她永远也不会升职。有些对个人职务不满的人，看到父亲对母亲这样，资历又不如母亲，就不敢和组织上谈升职和待遇的事了。1972年，母亲奉调省轻工业厅，任政治部主任、厅党组成员。直到1982年离休才给定个副厅级。
　　主建宿舍2万平方米，自己未得一平方米
　　母亲离休后离而未休，比以前更加忙碌、更加辛苦了9年，那时，职工们的居住条件都很差，有的结婚生子还居无定所；有的老少三代同堂蜗居在二三十平方米的小房子里；有的住危房，夏天漏雨，冬天透风。改善职工居住条件，建设职工宿舍，是省轻工业厅那时迫在眉睫亟待进行的一项重要民生工程。搞基建盖房子是件苦差事，有几个人愿意干？母亲乐意地接受了这一任务。
　　盖房子涉及拆迁、地皮、资金、建材、施工、人员等诸多问题。她一辈子做的是政治工作，基建从来没沾过边。那时，是计划经济年代，物资又匮乏，什么都要有指标，物资靠计划供应，搞建筑更是如此，其难度可想而知。她不懂就找人请教，跑上头跑审批，要钱，与有关单位联络、协商……年过花甲的母亲成天东奔西走，转工地，访住户，磨嘴皮求人。经过几年的艰苦努力，一座座宿舍楼房拔地而起，盖起两万多平方米的福利房，使无房职工居有住所，缺房、危房户和拆迁户改善了居住条件。
　　在那些年里，她付出的是辛勤，回报是零，她8个子女结婚的“洞房”都是家中一间7平方米的斗室。上世纪90年代，她最小的儿子仍然住在这间小房子里，有的孙辈也挤在爷爷奶奶的老宅里。房子对她家来说是多么需要！可她没有从经手盖起的两万多平方米宿舍中获得一平方米。其时，家中人口多，在院子里搭建点小偏房需要木材，工地上从旧房拆下来的木料堆积如山，她没动一寸。多年的基建工作，没谋半分私利。
这就是党的女儿，我的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