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9月29日，位于淮北前线的新四军游击支队机关刊物《拂晓报》，在抗日烽火中创刊。时任游击支队司令员的彭雪枫亲自题写了报名，撰写了创刊词《拂晓报——我们的良友》。
一
《拂晓报》创办的三元老中，有两人来自上海：阿乐（真名乐于泓）曾是苏州东吴大学学生，20世纪30年代先后在青岛、上海从事党的地下工作，曾担任共青团上海交通主任；易河曾在上海读书，于1938年到竹沟参加了新四军。阿乐、易河与单斐用钢板和铁笔，在极其简陋的设备和土产草纸上刻印出版第1期《拂晓报》。《拂晓报》开设有“功劳簿”“行军生活”“小谜语”等栏目，创刊的头五个月里，他们用简陋的机器印刷出每期三四百份的《拂晓报》，这些印刷在粗糙土草纸上的文字，尽管油渍斑斑、模糊不清，仍像久旱逢雨露般受到抗日军民的欢迎。之后，《拂晓报》在“三元老”的努力下开始不定期出刊，后努力做到三天一期。
不久，从上海来的“一二·九”学生运动风云人物、清华大学学生会主席陈其五接任《拂晓报》社长兼总编辑，《拂晓报》如虎添翼。从28期开始，《拂晓报》改用新闻纸和油印机印刷，除新闻报道外，还定期刊发一些社论。重要文章还套用红、蓝、绿等颜色，报纸质量有了提高，印刷数量也提高到五六百份。
薛伯青1938年在上海加入了地下组织，在地下党领导下为根据地订制手摇发电机，采购专业摄影器材，运送物资，护送进步青年投奔新四军等。凭借其特有的摄影特长，为《拂晓报》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图片，成为《拂晓报》的特约摄影记者。他先后十次往返上海与新四军淮北根据地之间，拍摄了大量图片和两部新闻纪录片。抗战胜利后，纪录片《新四军的部队生活》曾被周恩来拿到国共停战三人军调处的记者招待会上放映，引起轰动。
创办一个报社绝非易事，尤其在烽火连天的战争年代更是倍加艰难。除机器设备外，更需要专业懂行的业务人员，需要有学识、有头脑、有写作能力的人员。情急之中，上海地下党为根据地输送了大批有志知识青年，解了燃眉之急。1939年从上海救亡演剧队第三队来的陈守川，次年4月担任了《拂晓报》记者；上海圣约翰大学教育系预科毕业的陆庆娴，担任了《拂晓报》通联部干事，后又担任《雪枫报》通联干事，南京《新华日报》记者；原在上海工厂做工的谢荣福，由师兄丁凤林带领，经上海地下党联络，与其他四名印刷工人历经险境，来到根据地《拂晓报》印刷厂工作……他们与《拂晓报》的记者、编辑在枪林弹雨中采访，在炮火的间隙中编辑排版。《拂晓报》日益红火，声誉扩大，威震敌胆。
二
《拂晓报》创刊后二个月，河南竹沟西南约12公里桐柏山腹地的一小山寨中，中央中原局的一所印刷厂正在秘密筹建。厂址就在山寨附近一个只有十几户人家的毛家棚村。这里沟深林密，地形隐蔽，且有较好群众基础。山沟中农工不缺，缺的是懂技术的专业人员。1939年3月，中原局书记刘少奇借回延安参加中央会议之机，从延安中央印刷厂要来了几十位技术骨干，其中包括刘少奇亲自点名、从上海赴延安的技术骨干王钊和史纳。原在上海印刷业工作的王钊，1937年3月应延安中央印刷厂厂长祝志澄的聘请，前往延安，并于1938年3月入党，是中央印刷厂的印刷技工，从事党中央机关报《新中华报》和《解放》杂志的印刷工作；史纳（原名时长耕）早先在上海报业学排字，1936年参加了陶行知创办的“上海国难教育社”，排印《救亡时报》宣传我党抗日主张，1937年赴延安中央印刷厂担任排字部主任，1938年首排毛主席《论持久战》一书。他们的到来使竹沟中原局印刷厂的技术力量得到大步提升。王钊和史纳分别担任了印刷厂厂长和排字部主任，成为新四军印刷业的翘楚。
1941年初，中原局印刷厂的两位骨干王钊、史纳，到新四军四师帮助建立了四师政治部印刷厂，王钊任厂长，史纳任公务主任，还有从上海印刷业业余联谊社前来支援的赵家仁、蒋惠林等人。以他们为骨干的印刷力量，为《拂晓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43年5月，《拂晓报》第一张铅印报纸在该厂诞生。后印刷厂与《拂晓报》社合并，形成了一个集编辑、排版、印刷为一体的报社。
《拂晓报》创刊一周年时，印出特大号的十张二十版，版面蓝底套红，新颖夺目，吸引了众多军民和大批社会读者。之后，《拂晓报》印数达到1500至2000份，仍供不应求。《拂晓报》百期纪念时，出版了四开十二版纪念专刊，第一版正中用红色通栏套印毛泽东主席为《拂晓报》的题词“坚持游击战争”，刘少奇的题词“为抗战的正确路线而斗争”。第二、三版上还分别刊登了许多领导如谭震林、滕代远、王稼祥、张闻天、左权、谭政、徐海东、曾希圣等为《拂晓报》的题词。1940年新年之后，毛泽东给彭雪枫写信道：“《拂晓报》看了几期，报纸办得好，祝同志们继续努力，做出更好的成绩。”
抗日的艰苦环境，使《拂晓报》经历了坎坷曲折和风雨磨难。据当时的《拂晓报》发行科长孙立功回忆：《拂晓报》是在艰苦的环境中成长的，即使在遭到近万日伪军疯狂的大“扫荡”，新四军主力跳出日伪包围圈，实行外线作战的恶劣环境中，《拂晓报》仍未停摆。报社同志严格遵守疏散和集中的纪律，只要还留下一个人也要坚持报纸出版。1940年“六一”战斗时，日伪军突然袭击，报社临时分散随部队作战。当敌军夜间龟缩进据点后，留下的三个编辑连夜出刊了一期报纸，戳穿了敌人大肆叫嚣“全歼共军”的谎言。1942年秋“33天反‘扫荡’”中，报社只留下了两个同志随指挥机关行动，不仅坚持出版报纸，还用大字印刷了若干张布告，传贴到敌人的据点周围，坚定了根据地人民群众必胜的信心。
原在上海做地下工作、曾考入上海商务印书馆、1925年入党的冯定同志，1943年初至1945年9月担任《拂晓报》社社长。1943年抗日形势有所好转，《拂晓报》转入正常发行，且日渐壮大。从300期开始，《拂晓报》公开发行到国民党统治的大后方。《拂晓报》还远涉重洋到了国外，向世界人民传播中国抗日信息，揭露日寇在华的暴行。值得一提的是，《拂晓报》走向世界，上海地下党做了大量工作。宋庆龄主持的“保卫中国同盟”把《拂晓报》寄发到新加坡、印尼、越南、缅甸、印度新德里、法国巴黎、英国伦敦等地。上海地下组织通过苏联领事馆驻上海办事机构，将《拂晓报》发行到苏联的莫斯科、列宁格勒，蒙古的乌兰巴托，美国的华盛顿、纽约、旧金山，加拿大等地，《拂晓报》还参加了在法国巴黎举办的“万国新闻报刊博览会”，被誉为“中国的奇迹”。
三
抗战胜利后，期待的和平并未真正到来，根据地又遭到国民党军队的重重围攻。当时任报刊发行科长的孙立功，为我们讲述了一段艰苦惊险的故事。1946年7月，《拂晓报》随领导机关撤出根据地，《拂晓报》在敌情危急中疏散人员，并组建了拂晓游击队，孙立功担任游击队指导员、党支部书记等职。深秋初冬时节，游击队与收容到的几十名队员退居洪泽湖坚持斗争。在敌军“围剿”中，他带领队员在水面上突围，刚上岸又遭到敌军包围，弹尽粮绝后遭敌逮捕，后成功逃脱。次年初，几经危难，孙立功与《拂晓报》的几位同志在南京棚户区埋伏下来，几个月后，他们终于找到了淮北地委。之后，他们奉命在上海、南京等地从事秘密联络工作。《拂晓报》社的部分同志在抗战胜利后，参加新华社华东前线分社的工作。许多报社人员1949年随大军南下，投身上海的出版事业。曾任《拂晓报》社长兼总编辑的陈其五，在全国解放后担任了华东局宣传部副部长、上海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上海市社联常务副主席和党组书记。曾在《拂晓报》社工作的汪家千，上海解放后调任《解放日报》记者，同时还承担了华东局党刊编辑部的一些工作。
孙立功解放初期进入上海出版界工作，曾任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和上海市新华书店经理，“文革”后负责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上海分社的筹建工作。他把毕生精力都献给了出版事业，成为至今唯一健在的《拂晓报》和上海解放后接管出版界的元老。
全国解放后，中共安徽省宿县地区委员会决定复刊这张与豫皖苏及淮北地区人民有着血肉联系的《拂晓报》作为地委的机关报。如今这份陆续出版达34年之久，于1972年停刊的《拂晓报》已远离了人们的视线，但《拂晓报》与上海人民的历史渊源，以及为抗击日寇侵略所奏响的时代凯歌，将永远回响在历史的乐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