撬开尘封的历史之门

　　（上接第11期第15页）
　　“国民审判”，你所不知道的故事
　　中国是二战中受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时间最长、灾难最深重的国家，由中国主导的对日本BC级战犯的审判，自然格外受世人关注。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关于这些审判的细节，国人所知甚少。8集《亚太战争审判》纪录片，用了三集篇幅叙述中国审判，其中第六集《绳之以法》和第七集《良知救赎》重点聚焦1946～1949年，由国民政府主导的对日BC级战犯的审判，第八集《人性召唤》则聚焦新中国对日BC级战犯的审判。
　　《亚太战争审判》是一部面向全球发行的大型纪录片，但它也将在国内放映。纪录片前5集，摄制组在展现各同盟国审判的同时，尽可能地挖掘其中的中国元素、中国故事，这一方面拉近了与中国受众的距离，另一方面，也凸显了太平洋战争中国与同盟国同呼吸共命运、并肩抵抗日军侵略的事实，同时也展示了中国普通民众博大的胸襟和善良的本性。
　　在关于中国审判的后3集里，摄制组采取了不一样的叙事策略。为使发生在中国本土的故事被海外观众理解并接受，纪录片增加了更多的国际元素，其中一个重要的设计，是为这三集纪录片物色一位专家型的外籍主持人。在纪录片总顾问程兆奇教授开列的备选名单里，摄制组相中了英国剑桥大学亚洲与中东研究院教授顾若鹏（BarakKushner）。顾教授长期从事东亚史研究，他于2016年出版的《从人到鬼，从鬼到人：日本战争罪行与中国审判》，是第一部以中国对日本战犯审判为主题的英文研究专著。顾若鹏出生在美国，有在多个国家学习、生活、工作的经历。他还是一个中国通，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先后在北京、河北、上海、台北学习生活过较长时间，如今他在英国剑桥大学任教。
　　去年6月，在两个星期的时间里，顾若鹏跟随摄制组马不停蹄地去了全国七八个城市和乡村。“顾教授极其严谨”，这是第八集《人性召唤》导演宣福荣对他的印象。对于纪录片文字稿和画面里的一些提法和统计数字，他总是再三斟酌，特别是那些具体到个位数的统计，若无绝对把握，他都建议用约数。顾教授说，关于二战及战后审判的研究，不断有新材料、新数据被挖掘出来，我们的片子一定要经得起时间和历史的检验。而对于国际研究界有争议的事件，他更是慎之又慎，在解说时尽量采取中立、客观的叙述姿态。“这种中立、客观、理性的态度，恰恰是我们想要的效果，也是国际传播的有效策略。”总导演陈亦楠说。
　　1946年2月到1949年1月，国民政府在南京、汉口、广州、沈阳、太原、北平、徐州、上海、济南、台北十个城市设立军事法庭，审判日本战犯。由于这是首个由主权国家而非殖民地宗主国主导的军事审判，故而格外为世人瞩目，也因此成为区别于其他同盟国审判的最显著特色。
　　作为国民政府所在地，南京审判战犯的官阶较高，民愤最大。如南京大屠杀的首恶，时任日本第六师团中将的谷寿夫，组织杀人比赛的向井敏明和野田毅等。其中第一个被判处死刑的，是臭名昭著的酒井隆。酒井隆参与了日本由东北向华北扩张的全过程，他曾参与起草“何梅协定”，他也是“河北事件”、“济南惨案”的策划实施者，同时还是日军攻占“香港”的指挥官。日本投降后，蒋介石曾“钦定”了一份提交盟军总部的“侵华最著者十二人名单”，酒井隆位列第十。虽然他没有像名单中的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东条英机等，被远东军事法庭认定为A级战犯赴东京受审，但南京法庭在对他的起诉中依然使用了“反和平罪”的罪名。经审理，国民政府南京法庭判决酒井隆死刑。
　　在国民审判中，最臭名昭著的B级战犯要数日本陆军中将谷寿夫，他是对南京大屠杀负责的最直接的师团长。1947年2月6日南京军事法庭公审。同年3月10日法庭判处谷寿夫死刑，他本人不服判决提起上诉。4月25日蒋介石批示维持原判，4月26日被枪毙于南京雨花台。对酒井隆、谷寿夫等罪大恶极的日本战犯的审判和执行，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和肯定。

在上海，“一狼一虎”伏法

在国民政府设在各地的十个军事法庭中，承担任务最重、被告人数最多的当属上海。上海共计审理了181名日本战犯，一些从海外遣送回中国的战犯也交由上海军事法庭审理。
　　在本集纪录片里出任嘉宾的，是两位上海审判当事人的后人：一位是上海军事法庭第二任庭长李良的女儿，现年88岁的李家璟；另一位是法庭书记官李业初之女李志群。她俩的讲述，为我们还原了上海审判的台前幕后。
　　上海审判期间，“一狼一虎审判伏法”的故事曾经轰动一时，上海军事法庭还将其拍摄成新闻纪录片。这其中的“狼”，正是常年驻扎在江苏常熟、太仓一带的日本宪兵队长，老牌特务米村春喜，绰号“常熟之狼”。
　　去年初夏的一天下午，我随戴诚娴导演来到民革上海市委办公地，采访李业初之女李志群。李志群随身带来一本1989年2月的《上海滩》杂志，上面刊有李业初先生撰写的审判“一狼一虎”的亲历记《杀人魔王上海伏法纪实》。李业初曾是民革的老党员，在民革办公室，接待人员为我们寻找到一份90年代为李先生录制的口述影像资料，这两份材料详细描述了案件从取证到审判的经过。
　　1946年10月9日至10日，法庭书记官李业初奉庭长李良之命，前往常熟实地调查取证。他说：“在虞山脚下的杂草丛生的小路旁边，经当地群众的指证，我们在一个小小的馒头形土堆上开始挖掘。仅仅挖了三四铁锹，忽然听到“咔嚓”一声，铁锹与泥土下面一块硬实的东西发生了碰撞。围观的群众说：‘这是一个活埋人的地点。日本鬼子兵把中国人用绳子拴住，用刺刀逼迫他自己掘洞，挖到一米深左右，命他跳下去继续挖，然后填土，直到将被埋的人头部全部盖住……’话音刚落，赫然露出一个骷髅头骨……再往下挖，又见笔直的臂骨和腿骨，再现了当年被活埋时的悲惨情景……”
　　经过两天的挖掘，李业初和同事们一共搜集到三大麻袋尸骨，作为证据带回了上海。开庭前夕，法庭在上海和常熟张贴了告示，不少常熟民众早早赶到上海。开庭当日，审判大厅内外挤满了控诉、举证、旁听的民众和新闻记者。
　　审判由李良庭长主持。检察官宣读起诉书后，米村春喜抵赖说他“并没有亲手杀过人”，还说“自己对中国人很好”。旁听席上的被害人及家属炸了锅，他们一个个站出来，争相指控常熟宪兵队的杀人事实。米村春喜最终被判处死刑。和他一同伏法的，是另一名被唤作“江阴之虎”的日军宪兵下田次郎，行刑时间为1947年6月16日。这是抗战胜利之后上海第一次枪决日本战犯，因此受到极大的关注。
　　纪录片里用了一段当年上海法庭拍摄的新闻纪录片《虎狼伏诛》的片段，历经70多年，影片同期声依然清晰有力：“现在这一狼一虎从上海监狱提出来，押上卡车，游街示众，让受过灾难的老百姓看看这两个暴徒的真面目。囚车经过途中万人空巷，争看这两个杀人魔王……”影片里，两名罪犯五花大绑，背部插着长长的斩条，分别写着：“奉令枪决战犯米村春喜乙名”“奉令枪决战犯下田次郎乙名”。“斩条上面的字就是我父亲写的。”李志群不无自豪地说。
　　新中国审判，把“魔鬼”变成人
　　二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在全国10个城市进行的对日本BC级战犯的审判，顺应了从日军铁蹄下重获新生的广大民众严惩敌寇的呼声，为中国人讨回了公道和尊严。然而由于当时正值内战，有些地区的审判虎头蛇尾，留下一些遗憾。
　　1956年，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七个年头，中国政府在太原和沈阳设立特别军事法庭，重启对日本战犯的审判，审判的对象，包括解放后苏联移交的日本战犯和一直关押在中国境内的战犯。这个审判因烙上了鲜明的“中国特色”，而备受世人关注。
　　1950年7月19日，一列由苏联开来的闷罐列车驶入了中国边境小城绥芬河火车站。车厢内有近千名特殊的“乘客”——由苏联移交给中国的日本战犯，他们此行的目的地，是抚顺战犯管理所。此前，他们已在西伯利亚呆了5年。
　　抚顺战犯管理所1936年由日本关东军修建，日本人称它为“抚顺典狱”。当时中国刚刚结束多年战乱，物资极度匮乏，但本着人道主义原则，对监狱进行了改建，增建了锅炉房、礼堂、理发室、医务室，还增设了暖气设备。同时按照国际惯例，根据这些战犯原本军中的级别，分为大、中、小灶三种待遇，生活条件比西伯利亚不知好了多少。
　　然而战犯们似乎并不领情，刚到抚顺时，他们显得极不安分，有的还很嚣张，时不时地会闹出一些动静。入监不久，一张告示引发了一场风波。其实告示的内容不过是管理条例和活动时间表，让战犯受到刺激的是公告的落款——“战犯管理所”。93岁的赵毓英女士当年曾是抚顺战犯管理所的护士，时隔70年，她对当时那一幕记忆犹新：“战犯们硬说自己不是战犯，是战俘。就为了这个事儿，他们闹得挺厉害，有的甚至把告示从墙上撕下来扔在地下搁脚踩。”这场风波的挑头人，是前任日本陆军第59师团中将师团长藤田茂，他是在押的最高级别的日本将领之一。
　　在国际军事法庭宪章中，曾对战犯做过明确定义：无论是战时或非战时，对平民的伤害是界定战犯与战俘的重要区别，关押在此的日本官兵，都有残害平民的血债在身，抚顺战犯管理所的管教人员用国际法有力地回应了这些战犯。
　　战犯的闹监行为在朝鲜战争爆发后达到了顶点。他们巴望着，一旦美国在朝鲜战场战胜中国，他们就会被释放送回日本。然而，实际战况将他们的幻想一点一点击破了。与此同时，管理所的人道主义待遇和管理人员的耐心教育，也使战犯的心理逐渐发生了转变，有的战犯开始要求学习，希望进一步了解中国，管教们因势利导，改造了学习室，提供了国际法著作和大量理论书籍。
　　战犯管理所要求对战犯做到“三个保障”：“保障人格不受侮辱，保障基本生活条件，保障生命健康”。所里的管教人员不少是军人出身，亲身经历过战场上与日本侵略军的殊死较量，一些管教的亲属曾遭日军残害，对日寇怀有深仇大恨。最初，他们对“三个保障”很不理解，有的还相当抵触。第一任所长孙明斋的舅舅曾被日军的狼狗活活咬死，他在给大家做思想工作时说：“我知道大伙想不通，其实我最开始也想不通，但是周总理说，20年过后再来看我们现在做的工作，就能明白其中的意义和价值。”
　　对战犯的宽待，渐渐唤醒了战犯的良知。据曾在抚顺管教所工作的温久达医生回忆，一次他带一名伤残战犯去安装假肢，犯人行走不便，他就背着犯人上下楼。走着走着，他感觉脖子湿了，原来战犯哭了，说太对不起中国人了，这是他头一次见到日本战犯掉泪。
　　1954年3月，300名“东北工作团”成员分别抵达抚顺和太原两地的管理所，标志着对日本战犯的侦讯调查工作正式启动。10天之后，抚顺工作团主任李甫山把所有的日本战犯召集在一起，向他们宣读了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动员大会召开不久后的一天，侵华日军原39师团少尉宫崎弘走上抚顺战犯管理所的室外操场，他用四个小时的时间讲述了自己在中国犯下的罪行。侦讯工作历时八个月，工作团共收到了4000多份材料，揭发了14000多条罪行。至1954年底，两个战犯管理所的一千多名战犯全部低头认罪，每个人都亲笔写下了自己的罪行供述。
　　前山西省人民检察院检察官王石林曾参与了对日本战犯侦讯和审理的全过程，当时他年仅26岁，摄制组在山西太原找到了现年95岁的王石林老人。王检察官回忆说：我们在卧佛寺写起诉书的时候，认为要判刑的罪犯都构成死刑。可就在这时接到了周恩来总理的意见，对战犯一个也不判无期徒刑。判有期徒刑的也是极少数。我们有点想不通，这些战犯全部杀了都不足以平民愤。可总理说，这一千多人都杀了，能不能平民愤？所以放回去，做一些对国际有益的工作不好吗？
　　1956年6月至7月，两场对日本战犯的审判分别在太原和沈阳举行，总共有45名日本战犯被起诉。在历时40余天的审判中，检方共请出159名证人出庭作证。在国民政府和其他国家的BC级战犯审判中，受审的日本战犯一般很少承认自己的罪行。但在195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别军事法庭上，每一个日本战犯都承认了自己的罪行。王石林说：“所有被审战犯“全部认罪，这个也是史无前例的。”
　　1956年7月20日，特别军事法庭对45名日本战犯的审判全部结束，战犯最高被判20年，最低8年；同时根据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的决议，对其余1017名罪行较轻的或在关押期间悔罪表现较好的战犯免于起诉，释放回国。宣判前夕，管理所组织战犯赴外地参观，让他们感受新中国的变化。藤田茂和一些战犯去了南京华东水利学院，当得知附近有一处“南京大屠杀”的发生地时，战犯们朝着那个方向集体跪了下去，一个劲地磕头谢罪。
　　新中国对日本战犯的改造和审判，让杀人如麻的恶魔回归人性。但也有一些人对其真实性表示怀疑，说：“改造是否成功，不仅要看他们在中国的表现，更要看他们回国后的表现。”1956年7月，获释的第一批日本战犯，乘船离开中国，返回日本。据说还在船上，他们就聚在一起商量，要成立一个组织，做一些反思战争，推动日中友好的事情。次年，中国归还者联络会（简称“中归联”）在东京成立。一千多位归国日本战犯全部加入了“中归联”，于1957年被提前释放的藤田茂被推选为首任“中归联”会长。这位曾经的“武士道精神”的忠实信徒，狂热的军国主义分子，带领会员去各地巡回演讲，以亲身经历揭露战争真相，呼吁日中和平。
　　抚顺战犯管理所旧址内，有一座白色的大理石谢罪碑，这是1988年，“中归联”会员捐资修建的。碑后用中日两国文字刻写着：在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战争中，我们犯下了放火、杀人、掠夺等令人发指的滔天罪行。收容期间却受到了中国共产党、政府和人民的革命人道主义待遇，从而使我们恢复了人的良知……在此立碑，向抗日殉难烈士表示真诚的谢罪。这块碑的定名据说有一个小插曲。当年，“中归联”有意将此碑命名为“认罪碑”，在与中方商讨后，最终定名为“谢罪碑”。一字之差，体现了中国人民的真诚和善意，令日本友人十分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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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集《亚太战争审判》是一部略显沉重，却又相当饱满、厚重的历史题材纪录片。观看样片，你很难相信它竟出自一群十分年轻的编导之手。这个团队的8位编导，清一色的都是80后，其中7位是女性。
　　在追踪纪录片拍摄的过程中，我常有这样的疑问，一个以年轻女性为主体的创作团队，面对这样一个涉及历史、战争、审判等相对男性化的题材，会有怎样的感受和不一样的处理？陈亦楠说，这的确是个挑战。作为女性，兴趣点、知识储备跟这个题材有较大的落差，但女性导演更关注人物命运和故事，更注重非常情况下的复杂人性，这一特点恰恰成为团队的一大优势。《亚太战争审判》策划、拍摄及制作的两年间，经历了组织架构调整、制作经费压缩、海外和地区局势波动、新冠疫情影响等大事，同为80后的总导演陈亦楠遭遇的困难，承受的压力可想而知。然而令她感到欣慰的，是经历磨难、磨合之后整个团队的成长。
　　这个团队的基础，是上视上海外语频道及融媒体中心三季8集《东京审判》的创作人员，参与《亚太战争审判》的编导中，仅陈亦楠、戴诚娴、王硕是《东京审判》第一季的“元老”，其他人员都是过程中陆续补充、加入进来的。纪录片的女性编导都是年轻的母亲。还原历史真相，让人们认识战争的恐怖而远离战争，让孩子们避免受到战争罪恶的伤害，让世界永享和平幸福安宁，这，渐渐成为编导们的共同使命，成为他们对这部纪录片的共识。这种对自身责任和使命的顿悟，对人类命运的深层思索，好似团队的“凤凰涅磐”，还有什么比年轻人的精神成长更让人感到欣喜和欣慰的呢？
　　英国前首相温斯顿·丘吉尔有一句至理名言：“你回首看得越远，你向前也会看得越远。”愿人类对曾经的苦难永远怀有敬畏和悲悯之心，不断从历史的“回首”中获得警醒，从对过往的审视中汲取智慧和力量。前面的道路虽然仍会有这样那样的坎坷曲折，甚至难免再次遭遇至暗时刻的凶险，但经由苦难磨砺的正义之剑和信念之光，会引领我们最终战胜邪恶，走向光明。（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