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红军岁月

家父王挺（1919．8～1991．4），福建长汀县濯田王家巷（今东山村）人，1931年7月参加革命，1937年10月参加中国共产党。

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后，9月6日起义军进驻汀州城，停留8天，播下了革命火种，帮助建立了中共长汀地方党组织。1929年朱毛红军第一次攻占汀州城，后敌我几经拉锯。1931年红十二军攻占汀州城。是年，中共汀州市委、苏维埃政府、总工会相继成立。1931年春，长汀县少年先锋队成立。父亲生前给我说过，他12岁参加革命，当童子团团长；1933年4月参加红军。
　　父亲参军后编入闽西子弟兵组成的红军第34师102团当战士。1934年9月父亲调到八军团红24师71团当战士。红34师6000多人在湘江阻击战牺牲殆尽。父亲成了调离红34师的幸存者之一。
　　1934年9月，父亲所在的红24师归红九军团指挥，参加了“长征前最后一仗”即松毛岭战斗。1991年秋，我回长汀老家，途经松毛岭，有人给我讲述了当年松毛岭战斗的惨烈，说战斗结束后至解放，当地的老百姓都忌惮上松毛岭。1934年9月23日，国民党军10万人向（长）汀连（城）交界之松毛岭发动进攻。松毛岭是中央苏区的东大门，在“保卫松毛岭就是保卫汀州、保卫瑞金”的口号鼓舞下，红军两万余人与敌浴血鏖战七天七夜。《长汀县志》记载：“是役双方死亡枕藉，尸遍山野，战事之剧，空前未有。”这场战斗红军伤亡1万多人，是中央红军历次战斗损失最大的。有的百人建制连，打得只剩一二人。1956年松毛岭山火，扑灭后满山都是人骨，单单在当年的七岭高地就收遗骨2000多具。当地建无名红军烈士合葬墓三处。
　　红九军团是9月30日撤出松毛岭的，遂向红都瑞金集结参加长征。为保障主力红军转移，红24师和地方红军奉中革军委“汀州十月份不能丟”的命令浴血奋战。父亲生前告诉我，他们红24师是留下的唯一主力部队。
　　这年的初冬，留守苏区红军部队继续与敌人硬拼，造成无谓牺牲。11月22日，苏区红军主力24师于谢坊设伏，歼敌半个旅，预期愿望未能实现，还暴露了自己。敌发现中央苏区尚留有红军主力，到处寻找红24师决战，形势越来越紧张。1935年2月中旬，中央苏区全部丧失。中央分局、中央政府办事处、中央军区以及赣南省党、政、军机关和红军部队共约1.5万人，均被困在会昌县西江和于都县黄龙、宽田之间狭小的地区内，经费、粮食、枪支弹药已十分缺乏。
　　这时，遵义会议后确立毛泽东为代表的新中央领导，于2月5日给中央分局电报“分局应在中央苏区及临近苏区坚持游击战争……”于是，便有了史称的“九路突围”。家父所在的红24师71团九个连1200余人，在中央军区参谋长兼团长龚楚（后叛变）率领下，向湘南突围，执行收容西征的红34师失散队伍，并在该地区发展游击区任务。2月下旬，部队到南雄边界，遭广东军袭击，团参谋长贺敏学（毛泽东夫人贺子珍之兄）率部抵抗，掩护大部队转移后突围，一路收容掉队和打散人员200余人，约2个连。家父回忆“我们连被敌人截断，参加油山游击支队”。部队不久就和突围到油山的项英、陈毅会合，4月赣南军区司令蔡会文和少共赣南省委书记陈丕显率突围部队也到了油山，随后即召开了“长岭会议”，确定了以油山、北山为主要根据地，依靠群众，坚持游击战争方针。至此，父亲投入到艰苦卓绝的粤赣边三年游击战争。
　　父亲先是编入总部直属队，曾给陈丕显当过警卫员，后调三南（龙南、虔南、定南）游击支队当侦察员。父亲去世后，我仔细阅读了他的《游击生活回忆》 《在南山与三南之间》 《一点回忆》等回忆文章，深切地感受到他能坚持下来，是“三靠”，即“一靠坚定的信仰，二靠党组织，三靠人民群众”。
　　红军主力长征，留下的人们，面临极为严峻的考验。敌人集中几个保安团“围剿”红军游击队，实行抢光烧光杀光政策。敌人“在每一个山口或村庄住上保安团的人，筑起碉堡，到处布满了岗哨，还有村里的地主恶霸……每当他们听到有狗叫的声音或稍有动静，他们就从四面八方敲锣呼应，扬言捉‘土匪’”。冬天“极大部分同志患感冒，经常要咳嗽，我们总是尽力抑制着，实在熬不住时候，就在地上挖一个泥洞，把嘴贴在洞里咳嗽”，以免发出动静。昼伏夜行转移，他们走的都是人迹罕至的地方，天黑、山陡、路滑。伸手不见五指的夜里，“我们用竿牵着，摸索前行，一不小心就跌入溪沟”，雨后过泥泞小道“不厌其烦用水泼掉留下的脚印”以应对敌人听响动、看烟火、跟脚迹的军事“围剿”。与此同时敌人在政治上实行连坐保甲制度，实施经济封锁，给游击队活动造成极大困难。父亲所在的游击队“一年365天差不多有250天都在山上”，常年行军，没鞋子，就用笋壳包脚。吃草根、树叶，与老虎等野兽呼叫声相伴野营。“偶尔弄到一些粮食，就好像过节一样，我们的喜悦是难以形容的”。说到钱，游击队打土豪得来的银元，除埋藏外，队员身上都绑有备需的银元，若携款“开小差”回家，可买牛置地过上好日子，可就没一个人这样做。父亲所在的游击队下山接受改编新四军时还剩16个人，其间就没有一个人动摇变节。父亲文化不高，回忆写不好，但表达了当时一个游击队战士的心声，原汁原味摘录如后：“我们有不少同志，由于受到饥寒的袭击，因此病倒了，也有些与我们永别了，但是我们始终是忍受着一切艰难和困苦，我们丝毫没有动摇，我们只有唯一的信念——坚持到底，永远跟着共产党走，不要掉队，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红军主力长征后，留下来的红军部队中，有人认为苏区失败了，主张拼掉几个敌人算几个；有人动摇，悲观失望，认为我们这点队伍还有什么用啊……针对这种情况，特委加强了部队思想政治工作，反对盲动和消极悲观情绪。陈毅用朴实的语言阐述了保存革命种子重要性，强调转变斗争方式，要经得起失败考验。为使大家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紧密团结，艰苦奋斗，坚持斗争，游击队经常组织战士学习文化、学政治理论、学游击战术。粤赣边党组织根据时局变化，编发教材，如《中共赣粤特委关于开展反叛徒斗争讨论大纲》 《赣粤边共产党游击队联合宣言》 《关于国共合作问题政治问答》等，教育指战员对大局保持清醒认识。面对敌人围剿，部队分散独立活动，特委依靠党组织的坚强领导和经常的政治工作，与错误倾向作斗争，保持队伍的纯洁，保持红军的本色。针对性的规定了游击队的《五大任务》 《五大纪律》和《十项注意》……
　　父亲在回忆中提及，一次夜行军，“我刚打过摆子（患疟疾）浑身没一点劲……不觉腿就软了下来，‘副班长怎么了？’走在我身旁的大刘一把夺过了我的背包，班长（谢门和）一听就跑回来，两腿往地一蹲说‘我背’……背起我就走，身上还挂着两支枪。班长像个大姐似的，拿出针线替我们缝补。司务长看（食物）不大够吃，自己便不吃。有时悄悄留自己一份粮食煮给病号吃”。这说明了红军队伍就是靠党的领导、党员骨干吃苦受累在前，以先锋模范行动来凝聚人心，团结同志，巩固了部队。
　　父亲在回忆中记录了这故事，也多次亲口给我们子女讲过，任何时候都不能脱离人民群众。那年冬天，游击队请谢老头买十几双胶鞋，捎带点黄烟。结果谢老头被敌人抓了，受刑后被戴高帽游街示众后，以“通匪”被杀了。谢老头死后不到二个月，二儿子又因替游击队买寒衣布料，在成衣铺被抓处死。当游击队要去镇里了解敌情，大儿子又主动请战，游击队不忍心再让他冒险，但拗不过他，只好把任务给他，可是他再也没有回来。半年不到，谢老头一家五口，只剩下大儿媳和一个二三岁的孩子。
　　父亲始终坚信依靠党组织，依靠人民群众支援，中国革命才能取得胜利。1937年10月，年满18岁的父亲，由党支部书记罗斌（开国少将）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2月被编入新四军老二团二营，奔赴抗日战场。